討論古典學，首先要厘定當下語境中“古典”一詞的內涵。它來自中國古代漢語，古人多言“稽式古典”“順考古典”，皆指遵循古代的典章制度。“典”與“冊”同一字源，《尚書·多士》曰：“惟殷先人，有冊有典”，《說文解字》以“典”為“大冊”。由于典章制度具有典范性和原則性，于是在早期中國的話語中就已形成了“典型”“典禮”“典籍”等概念，故《爾雅·釋詁》認為“典、彝、法、則”等皆指常法。正是這些豐富的含義和指涉，使得西方具有高級、典范、經典含義的Classical在漢語（包括日語）中常被譯為“古典”二字。盡管其所指與漢語不盡相同，但這是可以與西方的“古典”概念相格義的最恰當的詞匯。通過現代漢語的應用與傳播，古典以及古典學不斷地現代化和多元化。

“古典型”的超越性

不同時代、不同文明、不同語言中的“古典”，其共性在于它的精神性，“古典”是人類文明的精神標識之一。黑格爾在《美學》中將古希臘雕塑作為人類精神和物質形式完滿契合的“古典型”藝術，從而區別于兩者不調和的“象征型”藝術以及精神超越物質的“浪漫型”藝術。這便是從古希臘藝術中抽繹出來的一種精神特質。伽達默爾的《真理與方法》從歷史文化的角度闡述了“古典型”的概念。他認為，“古典型”這一普遍的價值概念通過其特殊的歷史實現又成為某種普遍的歷史性風格概念。進而認為，作為文化繁榮時代形成的文化標識和普遍價值概念，“古典型”即“意指自身并解釋自身”，因此它克服了與歷史的距離。“古典”形成于遙遠的古代，但它又是現代的，因為它是人類的精神源泉，包含著普遍價值，具有超越性。

和古希臘古羅馬創造的“古典”一樣，中國的“古典”也是通過成為精神標識流傳后代的。而精神標識的形成，除了其自身內涵的豐富之外，必須通過不斷地闡釋和實踐。孔子編定六經，就是從古代文明的典籍中選擇、整理出一個具備豐富內涵和普遍價值的典籍體系。正如呂思勉評《文史通義》時所言：“六經雖固有之書，而既經孔子刪修，則自有孔子所取之義。”孔子對禮樂文明也有深入的闡釋，其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論語·八佾》）這里的“文獻”，指的是古代的典籍和能夠履踐其義的賢人。六經、禮制經過不斷地闡釋與實踐，都成了中華古典文明的重要精神標識。因此，古典學的主要目的就是從時代出發，不斷闡釋、創發、實踐“古典”所蘊含的精神和價值，賦予其新的內涵。唯有如此，我們才能成為古典文明的“足征”者。

“古典文明”的精神

“古典”之所以成為人類精神標識，因為它是古典時代人類創造的偉大文明。西方史學界一般將“古典文明”的時期界定在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500年，以區別于文明起源時期以蘇美爾、古埃及、古印度、中國、克里特為代表的“古代文明”，認為“古典文明時代最明顯的特點，就是歐亞大陸趨于整體化”，“到公元一世紀，羅馬帝國、安息帝國、貴霜帝國和漢帝國一起，連成了一條從蘇格蘭高地到中國海、橫貫歐亞大陸的文明地帶。”（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從史前史到21世紀》）除了文明版圖的擴大，人類的精神也起源于古典文明之中。這就是1949年雅斯貝爾斯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中揭示的重要概念——公元前800—前200年，由中國、印度和西方形成的、產生了偉大的思想家、宗教和經典的“軸心時代”文明，這些文明也塑造著當今的世界文明。

其實，中國思想家比雅斯貝爾斯更早地闡述了這些文明的原初性和典范性的精神氣質。早在1910年，章太炎在《國故論衡》中就以比較文化學的眼光提出人類的文化類型“有儀型他國者，有因仍舊貫得之者”，“通達之國，中國、印度、希臘皆能自恢彉者也。其余因舊而益短拙，故走他國以求儀型”。因仍舊貫，指依循深厚的文明傳統，因此能夠自我更新而光大。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也認為，“世界上的哲學大概可分為東西兩支。東支又分印度、中國兩系。西支也分希臘、猶太兩系。初起的時候，這四系都可算作獨立發生的。”總之，這些論述都指向古典文明之于人類的價值在于其精神性。這種精神性使“古典文明”區別于“只能意指自身”的“古代文明”而能“解釋自身”，成為現代文明的精神構成因素。那么，中國古典文明的精神是什么？或許我們可以從諸子百家的宇宙觀中抽繹出一種“上下求索”，不斷探索“天人之道”的精神。儒家的“王道”、道家的“自然”、法家的“道法”、墨家的“天志”都是不同的“天人之道”，“非循一跡之路”，而能“與世推移”（《淮南子·要略》），這種精神激勵著中華民族在不同的時代積極探求符合自身發展的康莊大道。

古典學的思潮

古典學具有強烈的時代性。現代意義上的古典學（Classical Studies）是西方18世紀下半葉興起的研究古希臘文明進而研究古羅馬文明的學科，但可溯源自14—16世紀的文藝復興運動，旨在從古代文明中吸取反抗基督教神學的人文主義精神，并通過不斷發掘、闡釋古典文明遺產與近現代社會文化思潮相呼應，可謂西方思想文化運動的產物。梁啟超認為，“有思潮之時代，必文化昂進之時代”，而有價值并且符合其時代要求的思想學術才構成“時代思潮”（《清代學術概論》）。當代中國正處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一方面，世界秩序的變化引發文明意識的興起。自“冷戰”結束之后，以文明為基礎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現，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西方文明、東正教文明、拉美文明等多個文明組成的全球政治格局存在著沖突的危險性，因而促進“文明對話”就更為必要。另一方面，持續發展的中國，必須作為中華文明的“核心國家”面對其他文明，為人類文明作出貢獻。此外，科技的迅猛發展，已經催生了新的文明形態。保加利亞學者亞歷山大·利洛夫認為，信息時代正在“建立一個現實的虛擬世界”（《文明的對話：世界地緣政治大趨勢》）。我們真正進入了“立象以盡意”的時代，而這種文明的生成應該具備何種精神氣質？這些變化迫切要求包括古典學在內的思想學術形成一個能夠解釋、反思、引領人類文明走向的“時代思潮”。21世紀以來，中國古典學已經從自發研究進入到學科建設的階段，國學、經學、古典文獻學、古典文學等學科和學術領域都出現了古典學的自覺或轉向，哲學社會科學都可以憑借各自豐富的學術方法和理論，從古典文明的遺產中，汲取發展現代文明的寶貴資源，反思并回答它們留下的問題，比如，眾所周知的古希臘“修昔底德陷阱”和中國的“興亡周期率”等等，探求各個文明的前路。可以想見，提倡古典學可以讓中國文化與文明的研究具備當代的自覺與世界的視角，更好地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做到“乘之愈往，識之愈真。如將不盡，與古為新”（司空圖《二十四詩品》）。

作者系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唐萌

新媒體編輯：張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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