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原創性的理論，中國古典學研究就無法在國際人文學術體系中形成具有影響力的聲音。因此，要在世界文化舞臺上展現中國典籍的學術價值和文化價值，尚面臨諸多挑戰。“中國古典學”這一概念的提出，就是應對這一挑戰的有效途徑。

最早提倡學科性質的“古典學”研究的學者是裘錫圭，他在2000年提出了這一概念。他設想的“古典學”是研究作為我們文明源頭的那些上古典籍，指的是先秦兩漢古書，內容包括“這些書的形成過程、資料來源、體例、真偽年代、作者、流傳過程，流傳過程里的變化、地域性”，以及對這些書的校勘、解讀等。從裘先生的觀點看，他所提倡的古典學與歐洲的語文學是大體相同的學問，屬于文字與典籍之學，是一切古典研究的起點和基礎，而非現代學科體系中的古典學。語文學取向的古典學，看上去似乎意在融合不同學科的基礎方法，以解決出土文獻所帶來的新問題。實質上這一概念的提出是要超越現有學科分支，上溯至其源頭，做源頭性研究，意在從源頭上構建中國古典學自主知識體系。

今天我們再談中國古典學，其意義已經發生了變化。2024年3月“中國古典學”被正式列入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同年11月，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召開，“世界古典學”這一概念被中國學術界正式提出，其宗旨之一乃是推動人類文明的交流與互鑒。在這一語境中，“古典學”就不僅僅指Philology，而是Classical Studies。因為僅僅是語言、文字和書籍文獻的基礎研究，并不能全面有效地形成文明間的交流與互鑒。源頭性的語言文字是不同文明最具本土性的特征，但也最難形成文明間對話的因素。文明間的對話往往需要在觀念、思想、行為和物質文化等因素之間展開，語言、文學、歷史、哲學、藝術和考古等現代學科所涉及的很多問題都會被納入其中。古典學不僅僅是超越性和源頭性的研究，也應是融合性的研究。

“中國古典學”意義何在？如果是為了開展文字學、文學、思想史或歷史研究，根本沒有必要提出一個新的概念。我想，它的意義正是其超越學科邊界基礎上所形成的對話性。學科意義上的“古典學”本是一個西方概念，指的是西方世界對古希臘、古羅馬典籍的閱讀和研究以及在此基礎上展開的歷史、思想、藝術、考古與宗教等相關學術工作。20世紀以來，中國的學科架構和知識體系中沒有古典學，古代研究分屬于文學、歷史、哲學等學科，于是，中外古典學術體系之間就無法“對齊”。中國古典研究和西方古典研究在學科建制和知識體系上缺少共識性的概念框架。如果雙方不在一個頻道里，就很難形成對話。因此，“中國古典學”概念的提出，其意義不僅在于從學科層面超越文史哲領域愈加森嚴的專業壁壘，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成為一個支點，我們可以利用它創建中外古典研究深度交流的平臺，使得中國的古典研究與Classical Studies能夠在同一個知識框架內對話。在此基礎上，我們才能有效推動中外古典研究的交流與合作，進而提升中國古典研究在全球人文學術版圖中的地位。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古典學絕不能是舊有研究的簡單拼盤，而是要能提出具有公共性的問題、方法和理論，主動參與學術對話，進而挑戰既有的文明認知的新體系。故我們不需要換了標簽的“國學”，而需要具備如下五個特征的新學問。

第一，不斷產生原生問題的中國古典學。從文獻的閱讀和研究實踐中自然生發出的問題才有銳度和深度，若依附于西方古典學的概念框架，問題的有效性就會存疑；從文化層面看，經典的詮釋應被置于中國歷史特有的政治、文化和社會脈絡中，而非利用那些抽象化的解釋模型；從文明層面看，我們需要立足于中華文明歷史的敘事框架，并以此為方法工具介入全球文明對話，突破西方文化所建立的學術話語體系，為全球人文學術貢獻新視角。

第二，具有歷史概括能力的中國古典學。漢代以后，中國古代的經典詮釋以注疏經學為主流形態，但缺少抽象和概括能力。若沒有抽象和概括能力，就無法建構新的理論范式。我們需要將中國古代典籍和文化置于長時段的文明演進中，去發現古典文化在文明史中的興衰沉浮，揭示文化因素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同時，其他文明的現象和問題應始終作為研究背景，只有這樣才能準確抓住中國古典文化的獨有特征。

第三，具有學術解釋能力的中國古典學。古典學的研究應當能夠對文明發展的邏輯提供解釋。英國學者哈夫洛克在研究《荷馬史詩》時，通過對口語與書面語表達方式的分析，認為人類理性思考能力或哲學思想的出現，與書寫行為密切相關，即書寫塑造了思想，推動了西方文明向哲學與理性的過渡。這一觀點是否準確固然可以商榷，但至少它為古希臘哲學家為何集中出現提供了一種可能的解釋。相比之下，我們應如何解釋中國諸子百家的興起？迄今為止，多數學者仍沿用兩千多年前的說法——禮崩樂壞，卻未能深入挖掘中國思想在戰國時期勃興的多種可能性。我們習慣于介紹與復述孔孟思想，有時卻往往疏于分析這些思想形成的歷史背景與深層動因。若中國古典學僅止步于思想的復述而非解釋，無論如何都很難形成有影響力的中國范式。

第四，具有世界意義的中國古典學。中國古典學的理論建設不能閉門造車，應主動融入全球性的思想對話。只有在與其他文明的比較中，才能清晰彰顯中國文化的特質、價值與意義。學術話語體系應具備公共性與開放性，善于運用國際通行的學術話語，使其他文明的讀者能夠理解進而接納中國文化。若一味固守僅有本領域學者才能讀解的術語體系，這樣的古典學無法展現其世界意義。中國古典學研究的使命之一就是以本土問題介入全球古典研究，并以其他文明的古典研究作為鏡鑒對象，以此檢驗中國古典文化的解釋邊界與可能，使中國古典學成為連接不同文明傳統、激發新的知識生產的樞紐。

第五，具有思想文化創生能力的中國古典學。若以文化媒介為標準，人類歷史可以被劃分為三個階段：口語時代、書寫時代和人工智能時代。人類文明軸心時代的出現，書寫文化替代口語文化是其推動力量之一，甚至可以被視為最主要的因素。書寫帶來了認知和觀念的根本性變化，人類隨之迎來了文化和文明的躍遷。那么，人工智能的出現會不會引起同等量級的變化呢？書寫體系被人工智能所替代，意味著人類文化媒介的第二次迭代，我們熟悉的學習、思考、表達和社會交往方式都會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新的文化形態隨之出現。人類文明很可能在不久之后進入思想和文化創造的第二個軸心時代。在這一背景下，中國古典學不應僅僅是古典思想的詮釋者，更應成為人類下一時代思想創造的“星宿海”。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唐萌

新媒體編輯：張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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