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典學在新時代的興起，關聯(lián)著中國式現(xiàn)代化的新階段，也意味著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努力推進中華文明的賡續(xù)和開新。文明的開新并不是從無到有的創(chuàng)造，而是“新故相資而新其故”的過程，這既要求中國古典學的登場，也為中國古典學確立了光輝使命。

中國現(xiàn)代人文學術的主要分支在民國時期已經大體確立，中國古典學術的研究如傳統(tǒng)的四部之學，被文、史、哲諸學科接收，而且是以文學史、哲學史等廣義的史學立身的，作為一門學科的古典學則長期缺位。何以如此？一個可能的解釋與中國現(xiàn)代轉型相關。晚清民國時期，中國社會與學術都面臨著從文化、文明意義上的“天下”轉型為政治權力單元的“民族—國家”的過程，轉型的目的在于進入現(xiàn)代世界體系，并在其中獲得一席之地。這與救亡圖存背景下“保種”“保國”成為全民族的優(yōu)先事項密切相關。為了進入現(xiàn)代世界體系，民族與國家的自我保存必須以成立“民族—國家”的方式進行。“天下”的退隱、“民族—國家”的建構，與王國維所謂最深層的秩序危機——“道出于二”——相關，“民族—國家”背后并非沒有文明意義上的“天下”，只不過支撐它的是近代的西方“天下”——西方的現(xiàn)代性之道。當西方之道及其承載的文明走上前臺，中國之道及其文明則隱入背景，位于“民族—國家”背后一顯一隱的兩種“道”的沖突競合，構筑了晚清民國以來最深層的張力結構。

在“道出于二”的狀況下，西方天下觀被引入并主導了現(xiàn)代性的解釋權，這一度致使支撐中國現(xiàn)代化敘事的是以未來為中心而組織過去和現(xiàn)在的現(xiàn)代歷史性體制。光明而完美的未來被設置為歷史的終點，與此相應，中國的“古典”蛻變?yōu)椤肮糯钡摹皣省保瑹o論是這里的“古”還是“故”，都只是必須擺脫、告別的對象，即作為現(xiàn)代化的障礙物而被設置，不再具有典范意義；“古典”之“典”的維度被解構，剩下的只是作為阻礙物和革命對象的陳跡。這也是中國的現(xiàn)代化在早期呈現(xiàn)為以新文化、新天地、新國、新人話語來表述自己，并堅定地與舊文化、舊世界、舊國、舊人決裂的原因。在這一語境中，中國古典學自然不可能成立。更關鍵的是，“道出于二”的困境使得古今之異被等同于中西之別，西方之道被視為“今”乃至“未來”，古典中國之道則被視為“古”。這使得晚清民國以來諸種現(xiàn)代化嘗試，都不得不以文化和文明的自我否定的方式來重獲國族之新生。這就是內在于早期中國現(xiàn)代化中的古今張力。

新中國成立后，民族和國家的意識深入制度、生活與人心，現(xiàn)代中國展現(xiàn)出前所未有的動員和組織能力。以此為基礎，改革開放獲得了巨大成功，中國崛起為世界性大國，深度融入現(xiàn)代世界體系的諸多層面。在這種情境下，中國的發(fā)展已經不再純粹是中國內部的問題，而是同時關聯(lián)著世界整體。中國問題與世界問題乃至人類問題深刻交織在一起。在“文明沖突論”甚囂塵上之時，中國提出全球文明倡議，克服文明隔閡，主張文明互鑒，中國內部的發(fā)展也被定位為物質、政治、精神、社會、生態(tài)五個文明的協(xié)調發(fā)展，政治意義上的“國家”和文明意義上的“天下”形成融合。

在現(xiàn)代中國的自我理解過程中，中華文明的重要性越來越凸顯，一度被擠壓在背景深處的“天下”從隱性狀態(tài)走向顯性狀態(tài)。更重要的是，大國競爭不得不調動超出民族和國家之上的文明層次上的資源，從外部推動了對中國古典文明意義上的“天下”的認同。中國的古典文明也不再是近代處境下被解構和革命的對象，不再被安置于“中國”的外部，而是內在于“中國”之中，并且構成界定“中國”本質不可或缺的維度。在新時代，“天下”重新走上前臺，與“中國”相互支撐、彼此充實。

新文化運動以來，以“反封建”“打倒孔家店”等話語展現(xiàn)出來的激進態(tài)度，在當時社會條件下的確有其歷史合理性；但在新時代、新形勢下，在“第二個結合”的精神指導下，古今問題不再與中西問題捆綁，中國式現(xiàn)代化的文明論根基并非西方之道，而是中國之道。古典文明不再是負擔，而是中國式現(xiàn)代化的深厚資源。“如果沒有中華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國特色？”中國式現(xiàn)代化與中華文明的“中國性”、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自主性”，都無法脫離中國古典文明的深厚土壤。

于是，作為學科的中國古典學的出現(xiàn)也就不再偶然。盡管其學科化和建制化尚在發(fā)展過程中，但它仍然關聯(lián)著中華文明以整體性知識的方式建制化回歸。作為中國式現(xiàn)代化中的一樁“大事因緣”，中國古典學的興起與古今問題的新理解密切相關。中國古典學絕非與價值無涉的關于古代文明的系統(tǒng)化知識，而是中華文明敘事最重要的表達形式。作為中華文明的自我理解和闡釋方式，中國古典學以服務于文明的繼承與開新為崇高使命。基于現(xiàn)代處境重新解釋和活化中國古典，也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一方面，要以中國式現(xiàn)代化的經驗重釋中國古典，另一方面，也要以古典文明的智慧充實中國式現(xiàn)代化。

隨著中國式現(xiàn)代化進入新階段，文明與文化的維度深刻影響了“中國”內涵的界定，源于古典的文明意義上的“天下”從背景走上前臺。地理、民族、國家、文化等多重維度交織融合，現(xiàn)代中國與傳統(tǒng)中國不再彼此隔絕，而是共同構成文明意義上的中國。中國自身就內蘊著“天下”的向度，必須以超出政治實體的文明形式，承擔起作為世界性大國與天下型國家的責任。

在這一語境中，中國古典學的興起恰恰構成一種媒介，連接起古典與現(xiàn)代、中國與天下。與西方古典學僅僅專注于西方自身的古典研究不同，中國古典學自其開端就包含了多元文明的視野，既以中國古典研究為主體，又將西方古典、印度古典等納入視野，在中外古典的互鑒和互釋中確立自身。就此而言，中國古典學既以中華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實踐及其經驗和智慧為根基，又因吸收并揚棄了其他民族的古典而成為世界古典學在當代的重要代表。總之，新時代興起的中國古典學，作為直面中華文明的起源敘事與整體敘事的系統(tǒng)性知識，承擔著文明繼承與開新的重任；它絕非被封閉在古代中國的學問，而是一種代表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與中華文明同呼吸、共命運的世界性學問。

作者系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xiàn)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來源 ： 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常達

新媒體編輯：常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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