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載《巴蜀史志》2025年第5期“巴蜀石窟文化專刊”

北周文王碑

中華民族大交融最好的物證

李艾珊 曾 德

北周文王碑及摩崖造像始建于北周孝閔帝元年（557），位于今成都市龍泉驛區山泉鎮大佛社區大佛寺后，古稱“天落石”的巖壁上，地處成渝要道東大路旁，巖壁分布自北周到清代不同時期54個龕窟。557年，強獨樂將軍領眾將士在“天落石”上造像、立北周文王碑，碑文歌頌宇文泰一生功績、闡述立碑背景等，并在旁為宇文泰造佛二尊寶堂。

北周文王碑是目前長江流域發現最早、保存最為完好的南北朝碑刻，也是當下全國唯一一處保存至今、以碑文的形式記錄北周時期史事及為宇文泰歌頌功德的石刻。

北周文王碑及相關信息

（一）北周文王碑

北周文王碑仿碑形制，由碑帽、碑額、碑身、碑座四部分組成。碑龕通高244厘米，寬125厘米，深16厘米。其中碑帽高67厘米，頂呈弧形，浮雕兩蟠螭，內里鑿一高33厘米、長60厘米、深5厘米長方形佛龕，內雕四尊坐佛像。

現存碑額上有15行字，每行4字，字徑4—5厘米，陽文楷書：此周文王/之碑大周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散騎常/侍軍都縣/開國伯強/獨樂為文/王建立佛/道二尊像/樹其碑/元年歲次/丁丑造。碑文簡要地交代了立碑人、立碑對象以及立碑背景與目的。

碑額是否經過改刻是歷來學者討論較多的疑點，多數人認為碑額是經過改刻而成，判斷依據有碑文、碑額語氣有所差異，不似同一視角；字體、字形差異大，下筆深淺也有差距；現場勘查發現碑面高差起落存疑等。

碑鐫刻在石佛寺后古稱“天落石”的巨巖東壁中下偏左部位，碑身上全文1348字，大部分字跡清晰，部分風化或殘破。碑身下左右角各線刻一小佛像并有刻字。碑座浮雕赑屃，形象生動，碑文書法屬北碑體系，內容為當時駐防武康郡的強獨樂等將帥11人，為宇文泰歌功頌德，并沿襲時俗為其死后建立佛二尊寶堂祈求冥福，感恩悼念之意。碑文以編年體詳述宇文泰功業，其主要內容大意分為三部分：一是建碑動機，二為宇文泰功績，三有建碑背景。以現存最早的全文錄文記錄《金石苑》為參照，結合現場碑刻及薛登的錄文標點，下列部分碑文。

“夫功烈當時而顯揚于載者，非竹帛無以褒其訓，非金石無以銘其德。是以漢頌李氏于蔭岑，前魏書鄧子綿竹，姬姜受齊魯之封，晉宋垂拱而取天位者，皆猶立身有滔天之功，平暴理亂，存濟蒼生故耳。

而我文王，處身成長，值國艱難。恒朔風起，連接魯越。鮮于、葛榮，各擁十州之眾，飛魂齊晉。爾時王身，文武英邁，策量山海，坐算知天，謀無不決。”

開篇用典舉出漢頌李氏、前魏書鄧子等先例，是典型的北朝碑文寫法，引出為文王立碑的合理性、必要性，頌揚文王之德。

“平杜、葛二軍織年之寇，掃蕩齊晉革化之民。京洛清晏，關東帖然，安置宰守，人民復業……擒丑奴于涇州萇坑之原，戡莫折余燼在大秦之域。河涼息寧，關隴倏同……王自至涇，誓約六軍，泣而言曰：‘……今不為君雪恥，豈可立身于地上乎！’因即將士同心，揚威西討，頓除兇虐。斬侯莫陳元惡黨類……威振八極，六合來賓。北有茹茹，傾國歸降；南伐梁國，君刑民遷，交廣請命；西定宕昌，鄧至、吐谷渾稱蕃，貢獻相尋。”

碑文大篇幅對宇文泰治國、治軍功績進行詳敘，并展開介紹重點戰役，贊頌宇文泰軍功與品德。同時載有宇文泰“借鑒北魏孝文帝改革”，推行府兵制時打破鮮卑部落兵制、吸納漢人豪強事跡，以及當時職官制度融合鮮卑八部與周禮六官寫照。這些制度、事要作為史料依據，有很高的歷史價值。

“魏主知天命去已，祚歸于周。周畏天之命，即依恭受，而天王既臨萬國，尋思漢祖乃尊謚太上皇；魏文謚父為武帝。昔我周之紹隆，武王滅紂，謚先文王。今既天歸周恒，應襲其故，遂依尊號文王，斑告天下。”

同時，碑文記載了政權更迭的史實紀要，雖寫法上有彰顯政權合法性的主觀傾向，但確是當時禪代過程的直接記錄。

（二）碑旁的摩崖造像

北周文王碑及摩崖造像所在的“天落石”上布滿龕窟，雕刻自北周起、延續至清代各個時代的造像、碑記，龕與碑共編 54 個號。造像題材豐富、組合多樣，造像風格經歷了從清瘦至豐滿、再至華麗的演變過程。整個崖面真實地映射出我國佛教造像風格的演進，生動具體地展示了我國佛教造像風格變化，是我國造像藝術發展變化的重要見證物。

北周文王碑所在“天落石”置于大佛寺中，位臨驛道旁，從前供奉香火不斷。崖面上鑿滿龕窟，且有多處前后打破痕跡，從現場遺跡也可見歷史往來繁茂盛景。其中，學界討論較多為文王碑右側的34號龕。

第34號龕是現存崖壁上最大龕窟，占據中心位置，為佛道合龕。圓拱形單層龕，尖桃形龕楣，高295厘米，寬249厘米，深88厘米。龕內寶階上設一高臺，臺高38厘米，上有二主尊并八身脅侍。主尊為左佛右道二尊像，均結跏趺坐于高臺之上。左半部分主尊為佛教釋迦像，通高90厘米，后有背光，面部殘損不識，頸部有蠶節紋，身著袈裟下垂落臺沿。左右兩側對稱各有一尊羅漢像、一尊菩薩像；龕右半部主尊為道教老子像，殘高 84 厘米，頭戴道冠，胸前垂有三縷長須，著道袍，袍衣下擺垂落臺沿。左右兩側對稱各有一尊女真像、一尊真人像；左右兩側壁各立一護法神將于高臺上。龕中脅侍為區別于主尊的淺浮雕，整體不似在一水平面上，呈現高低錯落、畫面略顯擁擠，故除34號龕是否為碑文所指的“造佛二尊寶堂”疑云外，此龕也被多位學者疑有后世改刻可能。

對北周文王碑的認識

北周文王碑作為最早有北周紀年的造像碑，由氐人強獨樂、羌人夫蒙?帥等胡漢將領共立，坐落于重要的交通驛道之上，是見證中華文明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重要實物。

（一）建碑的歷史背景

蕭梁末葉，蕭紀趁“侯景之亂”東征荊州，致使蜀地防務空虛。《周書·卷二十一·尉遲迥傳》記載，“太祖曰：‘蜀可圖矣，取蜀制梁，在茲一舉’……唯迥以為紀既盡銳東下，蜀必空虛，王師臨之，必有征無戰……”，尉遲迥“出其不意，直搗腹心”之謀被采納，于西魏廢帝二年（553）遣軍越散關奇襲蜀中、討伐蜀地。魏軍一路克劍閣、降潼州，圍成都50余日而平蜀。

蜀地既平，便著手大力改造、建設蜀地政區，穩定局勢。為瓦解梁朝地方勢力，宇文泰推行“改置州郡及縣”政策，在“后魏廢帝二年，先下安州，始通巴蜀，故改安州為始州”。同時，將蜀地分割為利、潼、信三州，并通過構造“劍閣—成都”路線，以劍閣至成都的陸路驛道，以及白帝城至瀘州的長江水道為雙軸線，重塑政區架構，試圖消除蕭梁舊治影響。

宇文泰嚴控出入蜀中的漕運與賦稅渠道，建立對蜀地地方行政系統的掌控權。期間經歷了對內部治蜀方略分歧的統一：尉遲迥時任都督時主“綏撫”，然其文治理念與宇文泰“軍國體制”相悖，便被召回；繼任宇文貴力行“都督治縣”，以軍事都督兼領縣令。而北周文王碑上所記載的“開府儀同三司領縣事”職官，正是此制施行的實證。這一措施也標志著對蜀地轉入戰時治理體系，為北周的集權模式奠定了基礎。

宇文泰看重蜀地，多次派遣都督入蜀。西魏恭帝三年（556）十月，宇文泰去世，十二月其子宇文覺受禪，即北周孝閔帝，宇文泰被追尊為“周文王”。據碑文記述，在當地戍防的強獨樂將軍等人，早先曾受宇文泰“采拔”之恩，得知宇文泰死訊“不勝悲切”，故在此為主“建立佛道二尊像，樹其碑”，旨在記功、紀念。

（二）“東大路”與文王碑

北周文王碑摩崖造像所在石佛寺臨于東大路古驛道旁。東大路，古稱“蜀巴古道”“成渝要道”，是溝通川東的必經之路，早在蜀漢時期成型，魏晉南北朝時期，周文王宇文泰平定南方后重開此道。

公元221年，劉備在成都稱帝，建立蜀漢政權。江州（今重慶）為巴郡治所，是連接成都與長江中下游的重要節點，而東大路作為成都通往江州的要道，沿線設有驛站，供傳車驛馬往來通行。據《華陽國志·蜀志》載：“（蜀郡）東至犍為，道通牛鞞。漢武時，司馬相如奉使安邊，開靈關道，橋孫水，以通邛、笮。牛鞞、資中通巴郡，道已立為驛。”可見驛道路線從成都東出翻越龍泉山，經蜀郡轄縣牛鞞（今簡陽市）、資中通巴郡。蜀漢劉備伐吳，經牛鞞東進；西晉末至齊、梁間，蜀、巴戰亂，蜀巴通道一度中斷，直到宇文泰派將軍尉遲迥伐蜀，將巴蜀地區歸于西魏統治。在平定巴、蜀戰亂后開拓資中一帶，使蜀巴大道復通。從行軍路線所見，當時從關中到成都有成熟線路，故一定存在著成都到重慶之間的道路，且為重要的交通通道，用以維系巴蜀地區的統治，其軍事價值自漢至唐未變。雖在這一時期并無直接記載成渝要道的記錄，但如《蜀鑒》《輿地紀勝》《華陽國志》都對交通往來、山川郡縣有所記錄，是能夠間接推斷成渝要道實景、線路的史料證據。

據《成都市志·交通志》記載：“唐宋時成都至渝州（重慶）有南北兩條通道。南道即漢晉以來的蜀巴古道，從成都東南出靈泉縣（今龍泉鎮），經簡州（今簡陽縣）、資州（今資中縣）、昌州（今榮昌縣）、龍尾驛（今大足縣）至渝州。龍泉山為成都東境屏障，山道迂回險阻。” 至明代，原唐宋南道為成渝間主要交通干道，自成都錦官驛始，設龍泉等11 個驛站。在龍泉鎮設巡檢司，用于維穩商旅往來、盤查安檢。清末，東大路成渝段自成都東門出發，經牛市口沙河鋪、黌門鋪、界牌鋪、龍泉鎮翻龍泉山，經山泉鋪、柳溝鋪、茶店子、南山鋪、石盤鋪、五界鋪、火燒店、九曲鋪、石橋井而抵簡州，再經揚家街出成都府境。明清以來，有關此段道路的文獻記載日漸增多，且驛站設置一致，并開始出現“東大路”之稱，直至20世紀初流行起來，可見于報刊、文獻當中。直到1933年的成渝公路竣工后，東大路成渝段才被公路所取代。而文王碑所坐落的山泉鋪，正是其時龍泉鎮上的關卡之一，是自古以來發揮重要作用的交通要津。雖當下未明確有魏晉南北朝時期驛站遺址的直接實證，但從后世成熟的成渝古驛道體系，也能推測唐宋驛道路線設置或有前朝繼承發展而來的可能。因此，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成渝要道在關鍵地點與走向方面可能與后世有一定的傳承關系，如簡陽在魏晉南北朝時就是重要點位，后來也一直是成渝古道上的重要驛站。

北周文王碑選址有著重要而特殊意義：一是宇文泰重新連通巴蜀大道，將碑立于巴蜀大道中的東大路，可以很好紀念人物功德；其二，此地作為驛道關鍵，過往商戶、官人眾多，是立碑、建寺的不錯選址，利于傳頌宇文泰的功績。

（三）碑文反映的融合的治理情景

從碑文可見，樹碑人強獨樂將軍受惠于宇文泰推行新的人才制度，從一介布衣成為將軍，內心感激宇文泰的提攜之恩，立碑以報知遇之恩。

“樂等與大都督夫蒙?帥、都督楊哲、都督呂璨、都督治石岡縣傅元緒、都督治陽安縣史于仲、武康郡丞劉延、治懷遠縣劉開、都督王祥、都督馮延、都督鄭業等，出自布素，蒙王采拔，解褐入朝，位登三司。恢身殞命，無以上報，雖肝腸糜爛，無過時之哀，竊唯上古，非臣子不樹碑銘，非其神而祭之者諂。樂等今從柱國大將軍、大都督、甘州諸軍事、化政郡開國公宇文貴，邊戍岷蜀，因防武康，不勝悲切。故于□東之嶺，顯益之岡，天落石傍，為王敬造佛二尊寶堂。”

在文王碑列出的軍官當中，夫蒙?帥的“夫蒙”為羌族姓氏，碑文又有諸如“王自至涇，誓約六軍，泣而言曰……因即將士同心，揚威西討”等帶強烈軍人記憶、轉述口吻的描述。魏斌在《北周天落石軍團》一文中，提到碑文中“宇文泰在賀拔岳去世前后的經歷，可能是親歷過其事的軍人記憶中詳細介紹”，并且“結合強、夫蒙兩姓氏和相關造像題名來看，他們應來自渭水以北的氐、羌人口聚集區……北魏末年關隴動亂，這一地區的氐、羌等人口最終被吸納入爾朱天光、賀拔岳、侯莫陳悅、宇文泰軍團，成為西魏北周軍事力量的重要支撐。西魏平蜀后，戍防于沱江中游的強獨樂軍團……” ，皆北周“羌氐聯盟”的直接印證。同時，郡縣都督如傅元緒、劉延等作為漢人，一同建碑，可見當時胡漢融合治理情景。

其中“為王敬造佛二尊寶堂”，學界主流認為指文王碑右側34號龕，雖然關于“佛道造像是否同期”“目前所見龕窟具體造像年代”仍有爭議，但從碑文中明確指向有造龕祈愿這一行為，可見這一“多民族軍團”在蜀地吸收融合后的宗教文化思想。同時，在戍防地為去世的 “先王” 宇文泰樹碑、造像以紀念其勛業，這一行為本身也是漢晉以來紀功頌德碑刻傳統的延續，而其形制、文體內容上也有著典型漢碑特征。所以，北周文王碑的鑿刻，實際上是歷史上關隴集團內部權力重組、胡漢融合、多民族聚集文化融合的必然結果。

民族大交融最好的物證

北周文王碑作為現存唯一直接記錄宇文泰功績及西魏北周治蜀政策的北朝碑刻，其內容與形制深刻反映了宇文泰在蜀地推行的軍政控制、文化整合及民族融合政策。同時，其所在“天落石”上綿延的龕窟，年代跨度長、涵蓋內容題材豐富，更是跨時代、多民族文化融合匯聚的實物證據，是當時社會思想文化的縮影。

2024年第8期《求是》雜志刊發的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文章《加強文化遺產保護傳承 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圍繞文化遺產保護傳承重大意義、加強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利用實踐要求、促進中華文明與各國文明交流互鑒等一系列重大問題，進行了全面而深刻的闡述。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物和文化遺產承載著中華民族的基因和血脈，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華優秀文明資源。”“要積極推進文物保護利用和文化遺產保護傳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遺產的多重價值，傳播更多承載中華文化、中國精神的價值符號和文化產品。”在強國建設的進程中，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對促進中華文明、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有著重要意義。石窟寺作為宗教信仰的重要承載實物，是珍貴的歷史物質記錄，也是人類思想在宗教中的具體表達。作為中華民族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蘊涵著當時社會形態與信仰，代表著當時信眾民眾的普遍意識和心態，是中國古代輝煌燦爛文明的集中體現以及中華文明同其他古代文明交流互鑒的歷史見證。北周文王碑作為最早有北周紀年的造像碑，不僅是研究北魏、西魏、北周歷史的重要實物資料，也是得以再現當時文化交流往來的重要實證。

本文內容系原創

轉載請注明：“來源：方志四川”

來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原載《巴蜀史志》2025年第5期“巴蜀石窟文化專刊”）

作者：李艾珊〔西南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旅游學院）碩士研究生〕

曾 德（榮縣文化遺產研究保護中心文博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