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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種常見說法：中產階級正在空心化；美國人的經濟狀況日益拮據，而少數人卻變得極其富有。甚至還有一張“不平等記分牌”。我們已經說服自己相信，許多家庭再也無法像他們父母當年那樣實現美國中產階級夢想。這也是一個政治熱點，兩黨都聲稱自己在為維護“美國中產階級”而戰。

但中產階級規模縮減還有另一種、且更理想的方式，那就是所有人都向上流動、變得更加富有。一個國家可以變得富裕到這樣一種程度：貧困階層、工薪階層和中產階級的人數都會減少。“空心化”敘事要求我們接受一種奇怪的進步定義：按照這種邏輯，如果所有人的收入都翻了一番，那么仍會有與過去同樣數量的家庭未能進入中產階級。

以這種方式思考中產階級，會遮蔽已經發生的進步，因為它把不平等與人們的生活水平混在了一起，而這兩者并不是同一回事。在最近一份報告中，我們用固定的、經通脹調整后的門檻來衡量階層。“核心”中產階級縮小了，但中產以下的階層也縮小了，包括貧困階層、近貧階層和下層中產階級。

1979年，36%的美國家庭屬于中產階級。乍看之下，到2024年，能夠歸入這一階層的家庭比例降至31%，似乎是一個不祥信號。但這種下降只有在忽略另一項事實時才真正令人擔憂：同一時期，上層中產階級家庭占比已從10%升至31%。與此同時，未達到中產階級門檻的美國家庭占比，也從一度超過半數降至全部家庭的35%。

傳統中產階級之所以縮小，是因為隨著時間推移，許多家庭的境況變好了，而不是因為更多人掉隊了。與此同時，不平等也確實上升了。一個家庭在收入階梯上爬得越高，其改善程度就越不成比例。事實并不是富人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窮，而是富人和窮人都變得更富了，只是速度大不相同。

針對我們的這些分析，有一種反對意見認為，如果我們考察的不是收入，而是財富，結果會呈現出截然不同的圖景。原因在于，收入反映的是人們一年內獲得的報酬；而財富，也就是所擁有資產扣除所負債務后的凈值，反映的則是長期積累下來的資源。不過，我們即將發表的研究發現，與收入數據所顯示的趨勢一樣，憑借財富可被歸入上層中產階級的家庭比例也有所上升；與此同時，財富達不到中產階級門檻的家庭比例則下降了。

即使把可能扭曲數據的人口結構和經濟因素納入控制，例如財富較高、日漸老去的嬰兒潮一代，或年輕人如今承擔的學生貸款債務負擔增加，整體圖景也基本沒有改變。如果剔除教育貸款債務，并把觀察對象限定為戶主年齡在35至54歲之間的家庭，上層中產階級仍在擴大，而財富較低的群體仍在縮小。

當然，收入和財富的普遍增長，并沒有被所有家庭同等享有。例如，中產階級持有的財富份額大幅下降，從1989年的24%降至2022年的8%。上層中產階級持有的財富份額也有所下降，從50%降至39%。另一方面，最富裕的家庭則變得富有得多。最頂層群體在2022年僅占家庭總數的3%，但其持有的財富份額增加了一倍多，從26%升至53%。

富人與其他群體之間這種鴻溝般的不平等，并不推翻本文的結論：中產階級并沒有被空心化，也沒有消失。不平等是否上升，以及這種上升是否造成傷害，是一組問題；中等收入美國人的處境究竟發生了什么變化，則是另一組問題。

我們的結論看起來也許與大眾對經濟的看法，以及圍繞可負擔性等議題的政治討論相沖突。畢竟，4月的消費者信心觸及74年來低點。請記住，消費者情緒的這一輪下滑是近期才出現的，反映的是疫情后價格高企。此外，在蓋洛普最近的調查中，49%的美國人把全國經濟狀況評為“糟糕”，但只有19%的人對自己的個人財務狀況給出了同樣評價。長期開展的美國綜合社會調查顯示，無論是在1989年還是在2024年，大約四分之一的美國人對自己的財務狀況感到不滿。

隨著收入和財富上升，我們或許會預期不滿情緒下降，但蓋洛普的民調還告訴我們，當全國對經濟的情緒發生變化時，人們對個人財務狀況的感受并不會發生太大變化。隨著人們變得更加富有，他們似乎會重設自己的預期，困在心理學家所謂的“享樂跑步機”上。無論我們已經擁有多少，我們總是想要更多。

這些欲望如今正撞上供給約束。變得更富有的人希望把孩子送進最好的學校。但“最好的學校”的數量并沒有增加，盡管學費確實上漲了。同樣，對更大、更好的住房的需求可能增加了，但住房供給并沒有跟上。

更好的政策制定可以緩解中產階級對可負擔性的擔憂。但有一點不應有任何疑問：水漲船高的力量確實顯著抬升了所有船只，即便抬升幅度并不均等。它并沒有把普通美國人擱淺在經濟海岸線上。

斯蒂芬·J·羅斯（Stephen J. Rose）曾任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及其他政策機構高級研究員。斯科特·溫希普（Scott Winship）是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高級研究員，并擔任機會與社會流動中心（Center on Opportunity and Social Mobility）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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