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
可1918年，父親和叔叔被當地豪紳聯手殺害。
母親把三個兒子叫到跟前，說現在這個家只能供一個人上學，你們誰來。
大哥陶自強讀書好，也愿意讀。
10歲的陶鑄和弟弟妹妹，從此輟學。
13歲那年，他一個人到安徽蕪湖當木匠學徒，每天天不亮起床，砍柴、喂豬、種地，成了一個種莊稼的好把式。
可他從沒扔下書本，只要有一點時間，就捧著書讀，碰到不懂的地方四處找人問。
1925年，陶鑄跟著木排到了武漢，正好趕上五卅運動余波未平。
他在街頭聽了蕭楚女的演講，決定從軍報國。
別人告訴他，從軍最好先考黃埔軍校。
他辭了工南下廣州，筆試沒通過——只念過四年私塾，數學底子太薄。
他不服，在廣州找了份工，一邊干活一邊惡補數學，第二年硬是考上了黃埔第五期。
也就在這一年，陶自強也到了廣州，也考進了黃埔第五期。
兄弟倆成了同期生。
可1927年，四一二政變，兩兄弟在同一個路口選了不同的路。
陶鑄參加了南昌起義、廣州起義，失敗后回老家組織農民武裝，到福建做地下工作，為營救被捕同志策劃了轟動一時的廈門劫獄。
1933年他在上海被叛徒出賣，關進南京監獄，敵人用盡酷刑，他一個字沒招。
他在牢里拼命找書看，趁這個機會提高自己的文化素養。
陶自強則參加了秋收起義，跟著部隊上了井岡山，本來也是革命的好苗子。
可他有個鐵哥們叫陳浩，黃埔一期，受不了井岡山的苦，想拉隊伍叛變投敵，事敗被處決。
陶自強因此受了牽連，被逐出井岡山。
陶鑄寫信鼓勵他，回老家搞農運，好好表現還能重新贏得組織的信任。
他確實回去做出了些成績，很快又被派往福建莆田。
可他從小沒吃過什么苦，在家是大哥，被全家優待慣了，到了監獄里，看見一排排刑具，腿軟了，叛變了。
蔣介石對黃埔生一向優待，他叛變后日子過得不錯，甚至被派去勸降自己的親弟弟。
兄弟倆隔著一張鐵窗見面，陶自強西裝革履，陶鑄遍體鱗傷。
陶鑄把這個大哥罵出了牢房。
從此兄弟反目。
陶鑄被關了整整四年，直到1937年抗戰國共合作，才被組織營救出來。
出獄后奔赴前線，打游擊，做統戰，解放戰爭南征北戰。
而陶自強呢，叛變后被蔣介石封了個縣長，1949年眼看國民黨大勢已去，又跑回祁陽老家發動起義，搖身一變成了“起義人員”。
因為他叛變后沒出賣過什么同志，抗戰期間還有過些許功勞，解放后沒有被深究。
只是他后半輩子，在弟弟的光芒下活得像一個影子——陶鑄身居高位，他只是個普通的中學教員。
陶鑄怕他的叛徒歷史帶壞孩子們，隔三差五說他幾句。
他每次都陪笑應著，說，是，是，我錯了。
1967年，陶鑄身陷囹圄，陶自強再一次面臨選擇。
他以前叛變過，他知道叛變是什么滋味。
可他還是在別人的鼓動下提了筆，揭發弟弟當年被捕過，影射他有叛變嫌疑。
一個黃埔五期的老軍人，一生沒有向敵人低過頭，在重慶談判時當過周恩來的談判秘書，寧折不彎，最后卻被自己親大哥的一封信，釘在了最不堪入目的地步。
據說陶鑄看到那封信的當晚，對妻子曾志說了一句——別人說什么我都能忍，他說我叛變，我忍不了。
他當年在南京監獄被打成什么樣都沒掉過一滴淚，那封信卻讓他一夜之間頭發全白了。
后來，陶自強得了癌癥。
也許是時日無多，也許是那份深埋心底的愧疚終于破土而入，他給弟媳曾志寫了封信，說想來見弟弟最后一面，當面道歉。
曾志沒有回信。
陶鑄一家與毛澤東的合影里，曾志是陶鑄的夫人。
曾志后來在回憶錄里只淡淡提了一句——他再也等不到他了。
兩兄弟同出一個家門，同在黃埔穿上軍裝，同在1927年面對那條分岔路。
一個選了硬骨頭，一個選了軟骨。
硬骨頭的坐了四年牢，受盡酷刑。
軟骨頭的穿上西裝去勸降。
三十年后，軟骨頭的又寫了一封信，硬骨頭的再也沒能站起來。
他們之間的糾葛，不是一封舉報信這么簡單。
是一個人在信仰和生死面前做出的兩種截然不同的選擇，最終在那封信里狠狠撞在了一起。
陶自強這封信，與其說是舉報，不如說他這輩子每回站在有代價的關口，都選了自己。
只是這一次，他把全家對他的偏愛、弟弟替他扛過的所有重擔，一并還了回去——還的不是錢，是一刀。
你們覺得，一個人對親兄弟做這種事，配被原諒嗎？
或者說，當親情與信仰、生存與良知發生沖突時，我們究竟該如何衡量一個人的選擇？
對此，你們有什么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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