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撰稿人 金晶 新京報記者 胡倩 編輯 陳曉舒 校對 楊利

過去三年里，馮翊反復在做一個夢，與一頭母豬有關。

那頭母豬雙眼皮，眼睛又大又圓，水汪汪的。在夢里，它流著淚問馮翊，為什么不救它，為什么要這樣對它。

27歲的馮翊是福建一家養豬場的豬二代，2022年底他選擇繼承家業，開始在豬場輪崗。2023年初，他曾照顧過這頭產后癱瘓的母豬。在講究極致資源利用的養殖場運行體系里，得了重疾、難以醫治且無法產生經濟效益的豬，最終都會被處死。

但母豬才剛剛分娩，還有9頭小豬需要哺乳，馮翊便把它留下來照顧了三周，每天用瓢一口一口喂飼料給它。母豬有很強的求生欲望，吃飯時眼睛睜得很大，偶爾有飼料灑落，也會使勁伸出舌頭舔舐。

但即便如此，等到小豬斷奶，不再能生產的母豬就不具備利用價值，面臨被處死的結局。廠里的老職工用注射氯化鉀的方式結束了它的生命。比起安樂死藥物，氯化鉀成本更低，但也給動物帶來極大痛苦。

馮翊本想摸摸母豬的頭，但怕人笑話，于是蹲在地上與它對視，“希望它投胎去個好人家?！彼麜r常感到愧疚，“我在利用它，在道德上我不高尚，在處死它的這件事上，我做得也不完美。”

馮翊面對的只是整個動物產業的冰山一角。在集約化養殖場里，會處死大量因生病或殘弱而被淘汰的動物，且通常是以一種非人道的方式——包括用力摔在地上、將動物撞向欄桿、用鐵棒打以及用鋼頭鞋踹。

事實上，消費者在市場里購買到的一塊塊切好、干凈的肉背后，是一套包括育種、繁殖、飼養、運送、屠宰、包裝、分銷的系統。很少有人知道，在這套運行機制里，動物是何種方式被對待，養殖場的一線從業人員，又是如何承擔這一殘酷之面。

過去一年，馮翊開始在社交媒體上分享自己在豬場的真實經歷與觀察，逐漸讓更多人開始正視動物福利與從業者的道德損傷。

馮翊在養豬場 受訪者供圖

摔死一頭小豬

最近，馮翊開始“刻意”地在來訪豬場的記者們面前演示如何處死一頭小豬，試圖借此告訴公眾，基層養殖人員這個不被社會所關注的職業，承受著怎樣的心理壓力。盡管記者們是被他身上的另一面所吸引，海外留學、干過互聯網大廠，找不到工作最后回家養豬。

現在他已經可以很熟練地完成這個動作——把小豬舉起來，重重往地上一砸。這一下通常摔不死，活力強的小豬會在地上掙扎，發出哼唧哼唧的聲音。馮翊會把小豬扔到豬圈的角落，用腳上穿的鋼頭鞋結果它。

在工廠里，資源是有限、需要被極致利用的，包括用來賺錢的動物。作為養豬場老板的兒子，馮翊很能理解這套商業邏輯。

他所在的養豬場里，通常一頭母豬能產下18頭小豬。但母豬只有14個乳頭，這就意味著有4頭小豬無法爭搶到奶水。最開始，養豬場會對弱豬進行人工干預。馮翊會像抱著小嬰兒一樣把小豬放在懷里喂奶。每次馮翊路過，這些他喂過的小豬會像小狗一樣屁顛屁顛跑過來，仰著頭拱人，舔他的手。

但這種情感聯結在效益面前沒有任何作用。馮翊并不能決定這些由他親手照料、已經擁有感情的小豬的生死。體重與生長速度才是唯一的決定因素。每天，養殖員都會巡查圈里小豬的生長情況，被判定生長潛力過低的小豬會被處死，“把這頭浪費一個乳頭的小豬處死，其他豬喝的奶不就多了？”

第一次摔豬是2022年，馮翊剛進養豬場的第二天，一頭小豬得了關節炎，但治療兩周都未好轉。同期進豬場的女生因為不忍而拒絕，但馮翊照做了。即使接過小豬時他的身體在發抖，但他是老板的兒子，也是不能袒露脆弱的男性。

彼時馮翊還沒來得及思考這件事的分量，他只是覺得人生很失敗，兩年前他還坐在寫字樓里，現在卻在殺豬，對于這個職業他沒有絲毫認同感。產房里每天都有小豬出生，這些小豬里有一半會被母豬壓死，剩下一半的幸存者里，又會有一半的小豬會被淘汰。按照這個比例，馮翊基本上每個星期就要處死三十頭小豬。

“這些動物不過是沒有生命的商品?！痹谒へi訓練中，馮翊逐漸學會了用這樣一套觀念說服自己。這讓他撐了下去，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完成自我說服。

2025年7月，動物醫學專業的李葉被分配到貴州一家養殖場實習。在這里，處死弱豬的方式是抱住它，然后狠狠往欄桿上砸。李葉不敢看，也不敢做，但小豬痛苦的叫聲仍然會傳進她的耳朵里。最后，沒有完全死亡的弱豬會在麻袋里輕微撲騰，被拉到豬圈外，拿出來一排排擺好、用油性筆標號、拍照登記。

李葉所在的養殖場同樣踐行著“長得太弱的小豬、生不了小豬的母豬”都要被淘汰的規則。但李葉發現，一些母豬的死亡常常與它們的生存環境相關聯。

有的是因為吃了發霉飼料，胃脹氣而死；而在生產中死亡的，則多與癱瘓有關。癱瘓的背后，一方面是飼料長期缺鈣導致的營養不良，另一方面也與它們有限的生存空間有關。自7個月大、性成熟后，母豬便被關進只有六十厘米左右寬、無法轉身的限位欄，長期只能趴著或躺著，后肢慢慢變成“八字形”，導致癱瘓。而一旦在癱瘓狀態下生產，母豬“幾乎就廢掉了”。

養豬場的配種部門，母豬通常生活在狹小的單體欄中 受訪者供圖

李葉見過因此奄奄一息的母豬。她的主管曾申請購買安樂死藥物，好讓它少些痛苦，但老板不舍得，說“餓死就好”。兩人于心不忍但又沒有辦法，只能偷偷給母豬喂點水，直至兩個星期后母豬死去。

這位在養殖場工作了20年的主管告訴李葉，即使已經習慣了一些殘酷的畫面，“還是不能理解，老板為什么不可以花一點點錢去避免一些東西。”李葉也曾問過同事，為什么一定要這樣做，但大多數人都表現出習以為常的樣子。只有少數女性員工告訴她，一開始也不忍心，“但是你干這行的，你又得這么做?！?/p>

在養殖場，平均一個人照顧幾千頭豬，工作量極大。而在這樣閉塞的環境中，人很容易失去耐心，常常將動物作為情緒發泄的工具。因為長期接觸糞水，李葉的手指關節處全是裂開的小口。每次強迫豬移動時，瘦弱的她就得硬著頭皮用力提，手和腰常常被拉傷，腿也被豬踢得青一塊紫一塊。

她曾親眼見到一頭健康但有些倔強不肯動彈的豬，被失去耐心的同事用木棍、鐵鍬輪番擊打，但這頭豬硬生生活了下來，不過它得了肺部疾病，晚上李葉能聽到它發出的沉重呼吸聲。

同樣情況也發生在其他集約化養殖場里。4月底，馮翊與朋友來到廣東清遠的一家養雞場里進行動物福利考察，一只骨折的雞在地上無法動彈。如果選擇治療，費用甚至會超出賣出雞賺得的利潤。如果無人處理，這只雞的結局是在沒吃沒喝中死去。

“最好的解決辦法就是把雞處死。”馮翊說。當著記者的面，他把這只雞拎了起來，用力扭斷了雞的脖子，“這個時候人心越軟，它越痛苦?！?/p>

“你現在看到的就是從業者每天在經歷的事情，有的時候一天要經歷十幾二十遍……但這個負擔等于是加到了我的身上，也加到了一些從業者的身上。”馮翊邊說邊把雞丟到地上。其他雞圍攏過來，對著死去的同伴啄了幾下，飄起幾根羽毛。

馮翊在養雞場里處置一只骨折的雞 金晶 攝

集約化養殖場的選擇

處死小豬，不僅因為養殖場中有限的資源，還與整個集約化養殖場的運轉方式有關。本質上，這是一個有著嚴格節奏、進行批次化生產管理的動物蛋白與脂肪的生產工廠。

一頭種豬的一生，大致要經歷配種、分娩、育肥、屠宰幾個流程。生活在限位欄里的母豬在配種部門被授精、懷孕，臨近生產時被趕到空間稍大的產房分娩、哺乳。大約8周后，小豬斷奶，母豬再次回到限位欄，等待下一次授精，如此循環。而合格的小豬們，則會被送往育肥部門，養到幾百斤后，坐上卡車去往屠宰場。

為了防止病毒交叉感染，集約化養殖場執行“全進全出”的管理模式，即同一批次的小豬一起進、一起出，不同豬舍的豬不能混養。這意味著時間節點是剛性的。出生8周后，所有的小豬必須離開產房，“不管是活著離開，還是死著離開?！币驗樨i圈數量有限，要立刻沖洗，否則下一批母豬就沒有干凈的豬舍分娩。

體重不達標的小豬無法轉入育肥部門，留在產房里繼續喝奶又可能對新出生的小豬造成感染。

處死，便成了唯一的選擇。

生活在這里的人，也同樣被納入這套嚴格的生物安全管控之中。集約化養殖場通常實行封閉式管理，兩三個月才能輪休一次，進出均需先隔離2天3夜。員工每天進出豬圈都需洗澡，平均下來一天要洗四次，一些養殖場甚至要求員工上傳擠了洗發露的頭發照片以證明自己。

這種集約化養殖模式最早可追溯至20世紀20年代的動物實驗。當時，人們將大量動物圈養在狹小空間內，統一投喂飼料。隨著工業化社會的發展，這種模式很快被美國養雞業采用，并逐步推廣到歐美的豬、牛、羊等經濟動物養殖中。

進入20世紀80年代，在政策扶持下，中國的集約化養殖開始起步。政府出臺一系列激勵政策，支持建設飼料廠、引進國外種畜。地方政府也通過稅收減免、優惠土地租賃費等手段，推動畜牧業及其配套產業發展。

有研究者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數據庫與中國畜牧業年鑒推算，1980年至2010年間，中國人均動物性食品消費量中，豬肉增長了2倍，牛肉增長了13倍。2025年，全國豬牛羊禽肉總產量首次突破1億噸；人均肉類占有量為72.3公斤，已超過世界平均水平。

平時，這套節奏嚴絲合縫，維持著養殖場的高效運轉。但一旦疫病來襲，流轉就會被迫中斷。長期關注動物議題的荷蘭瓦赫寧根大學環境政策專業博士秦季，將疫病視作對集約化養殖體系的一次壓力測試，“我們經常說感謝農場動物，但是一旦有疫情發生，這些動物完全沒有存活的余地，連治療的基礎設施也沒有?！?/p>

2020年冬天，大專畢業的胡松找不到一份合適的工作，經親戚介紹進入了河北一家大型連鎖養豬場工作，卻沒想到碰上豬瘟，在那里度過了人生最黑暗的半年。

剛來一個月，胡松所在的單元爆發了豬流行性腹瀉病毒。為了避免傳染，懷孕的母豬無法轉入產房，只能在限位欄里生產，許多小豬順著欄后的黑色小洞掉進了糞坑。

胡松打開糞坑蓋，里面漂滿了白花花的小豬，幾乎無一幸免。這是他第一次認識到養殖場的殘酷。疫病迅速擴散，產房也檢測出豬瘟陽性。因為人手不夠，胡松被調去幫忙，“噩夢開始了?！?/p>

第一天，胡松被要求處死檢測出豬瘟的大豬小豬。剩下健康的小豬，胡松精心照料了一個月，眼看逐漸長大，卻又收到全部處死的通知，老板告訴他，“沒有人會要這種豬，留下來也是浪費飼料?！?/p>

胡松很抗拒，“我養得好好的，為什么要殺。”但身邊人勸他，不殺就會死更多豬，他沒有辦法，只能咬著牙照做。

胡松覺得自己就像一個劊子手。豬圈里幾乎快沒有下腳的地方，滿地都是死豬。他也被隔離，搭了張簡易床睡在潮濕的豬圈里。

豬瘟期間，胡松睡在豬圈里 受訪者供圖

堅持了半年，胡松再也無法忍受，最終選擇離開。生活中的他養著一只小貓，對動物有著本能的親近。這幾年，他一直活在懊悔之中，偶爾在社交媒體刷到與養殖場有關的內容，那段痛苦的記憶又會重新浮現。

處置動物還有哪些更人道方式

如果一定要處死動物，是否有更人道的方式？

以安樂死為例，一位曾在養殖場工作十年、后來轉行做獸醫的員工估算，處死一頭四百斤的母豬，成本至少需要100元。轉行之后他才意識到，許多當年被自己處死的動物其實都可以救活，但治療成本至少也要一兩百元。

因此，養殖場一般選擇用氯化鉀、消毒液等更便宜的藥物替代。

另外，安樂死除了藥物成本，還包含專用器械費用與麻醉藥物管理的人力成本?！鞍涯穷^小豬從豬圈里拎出來摔死，可能5秒鐘就夠了，但安樂死可能要花兩三分鐘。”馮翊解釋，這也是時間成本。

目前動物保護領域推崇的人道處死方式是通過惰性氣體快速、盡量無痛地使動物窒息死亡。馮翊曾向朋友詢問麻醉氣體的價格，對方告訴他，氬氣價格是氮氣的1.7倍，氦氣“建議不要考慮，最近一天一個價”。一家氣體廠工作人員告訴記者，目前市場價氮氣、氬氣、氦氣分別大約60元、70元、400元一立方米。

但在豬肉價格持續下行的背景下，“200斤的豬肉也就能賣個一千塊錢”，企業很難接受這筆額外開支。馮翊打消了這個念頭。

長期走訪臺灣養殖場與屠宰場的臺灣動物社會研究會副執行長陳玉敏也觀察到，“養殖場更愿意把成本花在能養活賣錢的動物身上?！?/p>

目前，馮翊所在的養豬場能做的是在廠內建立起零成本的規范，比如禁止暴力趕豬，鼓勵員工互相監督，違者將會被嚴肅處理。

成本之外，執行層面同樣存在困境。養殖場里直接處理動物傷病和死亡的，大多并非專業獸醫，而是缺乏系統訓練的普通從業者。陳玉敏觀察到，許多從業者不知道如何正確、快速地處死動物，導致動物沒有完全死亡就被丟到外面，在痛苦中掙扎更長的時間。為此，她目前正在臺灣推動養殖場嚴格上報處死動物的頭數與處死方式，并呼吁配備專職的動物福利監測官進行監督，“但整體進展非常緩慢?！?/p>

動物福利第一次出現在我國法律是在2004年，《北京市實驗動物管理條例》提出“從事實驗動物工作的單位和個人，應當維護動物福利”，但未涉及農場經濟動物。直至200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畜牧法》中增加了一條規定：“國務院畜牧獸醫行政主管部門應當指導畜牧業生產改善畜牧繁育、飼養、運輸條件和環境”，才更進一步推進了對經濟動物的權益保護。

2014年，中國首部農場動物福利標準《農場動物福利要求 豬》出臺，要求豬場設有弱、殘、傷、病豬只特別護理區，保證豬能夠自由轉身。此后，肉牛、肉用羊、蛋雞、肉雞的相關標準陸續跟進。歐洲不少國家也逐步開始取消養殖場的限位欄。

但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動物保護法治研究所所長錢葉芳認為，這些規定整體上“還是很有限”。

根據我國疫病控制中撲殺動物的福利標準，對染疫及疑似染疫動物應采取電擊、氣體或藥物等方式處死，這意味著前述胡松所在養殖場在疫病暴發時的處置方式，已經違反了相關規定。

錢葉芳認為，從法理上說，如果染疫動物都要求人道撲殺，弱豬和非染疫動物同樣不應以摔死等方式處置。但現實是，相關標準目前仍處于倡導階段，沒有強制力，難以監管。

即便如此，已有一些養殖企業開始在體系內部主動尋找能夠改善的空間。

國內一家大型養殖場經理劉壘壘說，近年來他們開始與中國農業國際合作促進會動物福利國際合作分會對接。協會依據《農場動物福利要求》團體標準到現場進行考察與資料審核，通過后的企業，將會得到由協會頒發的“福利養殖獎”。企業可將相關標志印在食品包裝上，消費者也可在官網查詢獲獎企業，自主選擇是否購買這類來自高動物福利養殖場的肉類產品。

劉壘壘介紹，考察范圍主要包括養殖、運輸和屠宰三個環節，其中涉及諸多細節。以養雞場為例：每日需保證雞有足夠的休息時間；抓雞的方式和時間要合理，避免造成驚嚇；運抵后需靜置，待雞情緒平穩；屠宰過程中要設置擋板，不讓雞看到屠宰現場等等。

但劉壘壘也坦承，這套機制目前仍不完善，質量體系、控制程序、備案等工作尚未建立，消費公信力也沒有真正確立，“這還有大量的工作，不是單單一個標準能夠完全支撐起來的事情。”

此外，在招收員工時，劉壘壘會提前告知應聘者養殖場的環境和偶爾需要處死動物的要求，并有意識地招募夫妻工，讓他們在高壓環境中能夠彼此照應。“不然會憋悶的，煩躁的話很多事情就做不了，養殖場里一切都是一環扣一環的?！?/p>

在他看來，改善動物福利并非單純的道德考量。減少從業者的心理壓力，同時也能提高動物的健康水平和畜產品質量，對人和養殖場的運轉來說，都更可持續。

養殖場員工面臨的道德困境

出乎馮翊預料，當他把自己的觀點分享到社交媒體時，卻遭到兩面夾擊。肉類消費者指責他同情心泛濫，站在“道德制高點”；而動物權利者則認為動物和人享有同等的權利，馮翊不過是用這種方式維持使自己盈利的殘酷剝削體系。

臺灣著名學者、《人性的鏡子：動物倫理14講》作者錢永祥認為，很多問題無法得到終極解決，但至少可以被看到，并有所改善。

吃肉的人究竟能不能談動物福利，錢永祥認為是可以的。他坦承自己也并非素食主義者，也理解有些人沒有辦法不吃肉。

但無論是支持哪一方，共同的觀點是：對于動物產品，我們仍然需要一個公共空間建立共識。

就在馮翊以為自己能夠坦然接受這一切時，卻在某天發現自己“病了”，他總是想吃東西。豬場是封閉式管理，點不了外賣，馮翊就用清水煮面條，再加點鹽調味，吃到惡心才去工作，“保持自己長期處在一種‘撐’的狀態。”

在豬場封閉式待了兩個月后，馮翊胖了十幾斤。走出豬場，他覺得恍惚，連聽到汽車鳴笛聲都感到害怕。他以為是因為壓力太大，但緊接著是長達三年、與豬有關的夢魘。

直到2025年8月，馮翊瀏覽到一篇文章，才終于明白如何解釋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他確診了PITS——施暴誘發型創傷應激障礙。

2021年一項英國研究顯示，長期直接接觸畜禽養殖的一線從業者，抑郁與焦慮發生率顯著高于普通人群，普遍存在內疚、羞恥、恐懼、情緒低落等負面心理狀態；其中養豬戶抑郁風險最高，可能患病率達47%。不少相關研究還表明，此類心理壓力還會引發失眠夢魘、酒精依賴等問題，并與從業者攻擊性增強、犯罪行為上升存在顯著關聯。

而在心理學上，相關研究認為，養殖場員工面臨的是一種道德困境。當一個人的實際行為與道德理想行為相矛盾時，這種沖突會讓人進入道德失調的狀態。若這種沖突未得到解決或持續加劇，則會進一步變成道德困擾，最后發展為持續性的道德創傷。

秦季認為，在養殖場，一個有同理心的員工，本來更有助于照顧好動物；但這份工作的性質，又恰恰要求他不斷壓抑這種同理心。為了在極端殘酷的環境下撐下去，人往往需要把自己一分為二——一個能夠在工作中完成殺戮的自我，和一個在日常生活里還能正常存在的自我。但這種分裂本身，就是一種持續的損耗。在她看來，這從來都不是個體的心理健康問題，而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李葉在養殖場照顧的小豬們 受訪者供圖

在養殖場的六個月里，李葉甚至開始有些厭惡自己。白天在養殖場看見別人摔死小豬，晚上回去瀏覽到惡性社會新聞，躺在幾平方米的單人宿舍里，房頂上的蝙蝠嘰嘰喳喳，李葉想到自己所看到的、所經歷的，開始莫名其妙地犯惡心。

“我也犯了不少錯，我袖手旁觀，我沒有能力去改變也是一種錯?！崩钊~的腦袋里開始有兩個小人在辯論，她聽不懂他們在說什么，但總是吵得她睡不著。

在學校，李葉上過一門叫動物福利法的課，老師告訴她，“我們可以讓經濟動物在死去前過得稍微幸福一些?！崩钊~抱著這樣的期待來到養殖場，她和每天上班第一眼就能看見的那頭母豬變得漸漸熟悉起來。

李葉偶爾蹲在那頭母豬旁邊，給她看手機里寵物豬的幸福生活，“你看人家過得多好?！痹咎芍哪肛i，會站起來舔舔她的手，抬頭看著她。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馮翊、李葉、胡松、秦季為化名）

值班編輯 康嘻嘻 古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