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都羨慕舅舅培養出了三個名牌大學生，可直到那個除夕夜，老太太把一鍋餃子連湯摔在地上，嘶吼出那句“我白養了你們”，我才看清這場光鮮教育的真相。有些優秀，是用親情當燃料燒出來的。

葬禮是在臘月二十三那天辦的。

小年，街上到處是鞭炮聲，紅紙屑落在雪地上，像是誰把喜慶碾碎了撒了一路。靈堂設在舅舅家老宅的堂屋里，棺材是松木的，刷了黑漆，擺在正中間，前面供著舅媽的黑白照片。照片是前年社區統一給老年人拍的證件照，舅媽穿著那件藏藍色的棉襖，頭發梳得一絲不茍，嘴角微微上揚，眼神卻有些空。她這一輩子都沒怎么拍過照片，這張大概是最后一張了。

來的人不多，左鄰右舍，三兩個遠親，加上我爸媽和我。整個儀式安靜得不像話，只有請來的道士偶爾敲一下磬，鐺的一聲，在空蕩蕩的老宅里回響許久。

我爸蹲在門口抽煙，一根接一根。我媽跪在蒲團上哭了半天，嗓子都啞了。我是被我爸叫來的，電話里他只說了一句：“你舅媽沒了，回來幫忙。”我當時在北京的出租屋里，窗外是灰蒙蒙的天，掛了電話愣了好一會兒，才想起來訂票。

舅舅坐在堂屋角落的椅子上，從早上起就沒怎么動過。他穿著那件洗得發白的軍綠色大衣，頭發全白了，比去年過年見到時又老了一大截。他懷里抱著一個搪瓷盆，里面是燒紙錢的灰，手指一直在盆沿上摩挲，那個動作沒有意義，又好像停不下來。

直到下午三點，還沒見那三個人影。

我聽見嬸子們在院子里小聲議論：“大妮兒從美國回來得轉機，最快也得明天。”“二妮兒請不下來假，說年后回來。”“老三呢？老三不是在上海嗎？高鐵幾個小時就到了吧？”沒人接話。又過了會兒，有人說了句：“老三好像說年底公司沖業績，走不開。”

我媽從蒲團上站起來，眼眶紅紅的，走到院子里，聲音壓得很低：“走不開？那是他媽！他媽沒了，他走不開？”

我爸趕緊掐了煙過去拉她，低聲說：“行了行了，別在這說。”

我媽甩開他的手，聲音還是不自覺地拔高了：“我姐這輩子，圖了個什么？養了三個大學生，一個北大一個985，老三也是個一本。街坊鄰居誰不羨慕？可現在呢？人走了，身邊連個送終的都沒有！”

這話說得太重了，院子里一時沒人敢接。

我站在靈堂門口，看著舅媽的照片，腦子里卻想起另一件事。

大概七八年前，也是臘月。那年大姐剛從北大畢業，拿到了美國全額獎學金的offer，二姐考上了省城的985，老三剛上縣一中，成績也是拔尖的。舅舅高興得不行，借了村長家的院子擺酒，請了半個村子的人。那天舅舅喝了很多酒，臉紅得像關公，端著酒杯挨桌敬，嘴里翻來覆去就是一句話：“我閻家的孩子，一個比一個優秀，將來都是要做大事的！”

舅媽那天穿了一件暗紅色的棉襖，是新的，領口別著一朵手工做的紅花。她忙前忙后地端菜添酒，不怎么說話，但臉上的笑是藏不住的。我記得她端著一盤紅燒肉從廚房出來的時候，被門檻絆了一下，盤子歪了，湯汁濺到她手背上，她嘶了一聲，但還是穩穩當當地把菜端上了桌。沒人注意她手上燙出的那個泡，大家都在夸三個孩子有出息。

那天晚上酒席散后，我幫忙收拾碗筷，看見舅媽一個人在灶房里洗碗。她的手泡在冷水里，那個燙傷的水泡已經破了，皮翻起來，露出底下紅紅的嫩肉。我說舅媽你手破了，貼個創可貼吧。她把手從水里抽出來看了看，說沒事，不疼。然后又把泡進水里，繼續洗碗。

我那時候小，不懂事，只是覺得舅媽挺辛苦的。現在想起來，那大概就是她這輩子最開心的一天了。因為她三個孩子的前途，在那天看起來都光明得不像話，而她自己的手泡在冷水里，真的不疼——或者疼了也不在意，因為跟孩子們的前途比起來，這點疼算什么呢？

葬禮第二天下午，大姐才到。

她從省城機場打車回來，四個多小時的車程，到的時候天已經黑了。她穿了一件黑色的呢子大衣，頭發挽在腦后，拖著一個銀色的行李箱。村口的土路不好走，行李箱的輪子在石子路上發出咯噔咯噔的聲響，老遠就聽見了。

她進堂屋的時候，舅舅還是坐在那把椅子上，姿勢跟我早上出門時一模一樣，懷里的搪瓷盆換了個新的，紙灰堆得老高。大姐走到舅媽的照片前，看了幾秒，然后跪下磕了三個頭。動作很標準，很得體，像完成一個儀式。磕完頭站起來，轉頭看向舅舅，叫了一聲“爸”。

舅舅抬起頭，看了她一眼，那一眼里有太多我說不清的東西。他的嘴唇動了動，最終只說了句：“回來了？”

“嗯。”大姐應了一聲，在舅舅旁邊的凳子上坐下來。

氣氛沉默得讓人難受。我坐在對面的長條凳上，不知道該說什么。大姐拿出手機看了一眼，大概是回消息，然后放下手機，開始跟舅舅說她在美國的近況。她說她剛評上了副教授，今年帶的博士發了頂刊，丈夫的公司也快上市了，兩個孩子成績都很好，大的那個鋼琴過了八級。她說這些的時候語氣平淡，像在做工作報告。

舅舅聽著，時不時點一下頭。等她說完了，屋子里又安靜下來。

過了好一會兒，舅舅突然開口了，聲音沙啞得厲害：“你媽走的時候，身邊一個人都沒有。”

大姐的手指微微顫了一下。

舅舅說：“那天早上她還跟我說話，說中午想包餃子吃，白菜肉餡兒的。我說行，我去買肉。我去鎮上買肉回來，她就倒在廚房地上了。盆也摔了，面粉撒了一地。”

他說這些的時候聲音沒有任何起伏，像是在念一份病歷報告。但他的手一直在抖，搪瓷盆在他膝蓋上輕輕晃動，紙灰被抖落了一些，飄飄揚揚地落在他的褲腿上。

大姐沒有說話。

舅舅又說：“我打了120，等了四十分鐘。四十分鐘啊，我就蹲在地上，抱著她，她的身體一點點變涼。我喊她，她不應我。”

我聽到這里，鼻子酸得不行，趕緊轉過頭去。大姐坐在那里，臉上看不出什么表情，但她的手攥著大衣的下擺，指節發白。

后來二姐也回來了。她是大年二十八到的，回來的時候大姐已經走了。大姐只待了一天半，說實驗室有個項目趕進度，耽誤不得。走的那天早上她在舅媽的遺像前又磕了三個頭，跟舅舅說爸我走了，舅舅嗯了一聲，沒有抬頭。

二姐回來的那天下了大雪，她坐火車到市里，又從市里坐大巴到鎮上，然后走了半個小時的雪路到家。她的頭發上全是雪，睫毛上都結了霜。她進屋的第一件事也是給舅媽磕頭，磕完頭就跪在蒲團上沒起來，跪了很久。

二姐是個不愛說話的人，從小到大都是。她考上的那所985在本省，離家不算太遠，但她一年也只回來一兩次。我媽說二姐在大學里讀了碩士又讀博士，畢業后留在省城一個研究所工作，結了婚，生了孩子，日子過得按部就班。她回來也不怎么出門，就待在家里，幫舅舅做飯、洗衣服、收拾屋子。

那天晚上我跟我媽去給舅舅送年夜飯的東西，看見二姐在灶房里洗碗。她的手泡在冷水里，袖子挽得高高的，低著頭，看不清表情。灶臺旁邊的碗架上摞著洗干凈的碗，她洗得很慢，一個碗要洗很久。

我媽站在灶房門口看了好一會兒，輕聲叫她：“二妮兒。”

二姐回過頭來，眼眶紅紅的，但沒哭。她叫了聲“姨”，聲音有點啞。

我媽走過去，從她手里把洗碗布拿過來，說：“我來，你去歇著。”

二姐沒動，站在水池邊，兩只手垂在身側，水滴答滴答地從指尖往下掉。她忽然說了一句：“姨，我有沒有跟你說過，我讀高中的時候，我媽每周五晚上都騎自行車來給我送飯？”

我媽愣了一下。

二姐說：“三十多里路呢，她騎一個多小時。每次都帶一個保溫桶，里面是燉好的排骨湯，或者紅燒肉。到了學校門口，她把保溫桶遞給我，看我在路邊吃完，再把保溫桶拿回去。我問她你吃了嗎，她說吃了。但我知道她沒吃，因為她走之前會去學校門口的包子鋪買兩個最便宜的饅頭，一邊騎車一邊啃。”

二姐的聲音很輕，像怕驚動什么似的。“我那時候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我們班同學家里都這樣，父母都來送飯。后來我上了大學，去了省城，再后來工作了，結婚了，生了孩子。我好像什么都做了，可我就是沒有回來過。”

她說到這里終于哭了，哭得很克制，肩膀一聳一聳的，沒有出聲。我媽抱住她，拍著她的背，像哄小孩一樣說：“不怪你，不怪你，你媽不會怪你的。”

可我們都知道，不是這樣的。

老三是在大年三十那天回來的。

他回來的時候什么都沒帶，就背了一個雙肩包，穿了一件黑色的羽絨服，頭發有點長，胡子也沒刮，看起來不像回來奔喪，倒像是臨時出差路過。他進屋的時候二姐正在堂屋里燒紙，看見他進來，手里的紙錢掉了一張，飄到地上，慢慢燃盡了。

老三看了一眼舅媽的照片，沒有磕頭，只是站在那里，雙手插在褲兜里。過了幾秒，他蹲下來，從地上撿起沒燒完的紙錢，丟進火盆里，然后站起來，走到舅舅面前，叫了聲“爸”。

舅舅看了他一眼，目光在他臉上停了很久，最后嘆了口氣，什么也沒說就起身去了里屋。

老三站在那里，臉上沒什么表情。二姐叫他：“老三，過來給你媽磕個頭。”

老三沒動。他站在堂屋中間，舅媽的照片就在他身后，黑白的，微微笑著。他站了很久，久到我以為他不會再動了，然后他忽然蹲下去，不是跪下，是蹲著，雙手抱著頭，肩膀在抖。

他沒有磕頭，也沒有跪拜，他就那么蹲著，在舅媽的照片前，像小時候犯了錯被罰蹲墻角那樣。那時候舅媽每次都會偷偷把他拉起來，給他塞一顆糖，說別讓你爸看見，快出去玩吧。但現在沒有人給他塞糖了，也沒有人拉他起來了，舅媽走了，連最后一面都沒見上。

那個除夕夜的年夜飯，是我媽和二姐一起做的。

舅舅家的廚房不大，灶臺是老式的磚砌灶，要燒柴火的那種。我媽燒火，二姐掌勺，我在旁邊打下手。我問我媽，今天晚上還吃年夜飯嗎？我媽說吃，怎么能不吃，你舅媽最愛熱鬧了，年夜飯不吃她會不高興的。

我知道這不是真的。舅媽這輩子最怕給別人添麻煩，她要是還在，一定會說，別麻煩了，隨便吃點就行。但現在她不在了，我們只能替她決定，替她熱鬧。

菜端上桌的時候天已經全黑了，外面的鞭炮聲噼里啪啦地響起來，整個村子都在放煙花，天空被照得忽明忽暗。老宅的堂屋里亮著一盞白熾燈，光線昏黃，照在八仙桌上。舅舅坐在主位上，左邊是二姐，右邊是老三，大姐的位置空著。大姐的那副碗筷還是擺上了，二姐盛了一碗飯，放在那個空位前。

沒人動筷子。一桌子菜冒著熱氣，慢慢變涼。舅舅坐在那里，低著頭，不知道在想什么。老三低著頭看手機，屏幕的光映在他臉上，忽明忽暗的。二姐端起酒杯又放下，放下又端起來，反復了好幾次。

最后還是我先開口了，我說舅舅，先吃飯吧，菜涼了。

舅舅抬起頭，目光掃過桌上的人，忽然問了一句：“你大姐那邊，幾點？”

老三抬頭看了他一眼，說：“差十三個小時，現在應該是早上。”

舅舅點點頭，沒再說話。他拿起筷子，夾了一塊紅燒肉，放進嘴里嚼了嚼，咽下去。然后他忽然放下筷子，手撐著桌沿，慢慢站了起來。大家以為他要起身去做什么，都看著他。他站在桌前，目光落在那個空著的位置上，久久地沒有說話。

我注意到他的嘴唇在微微發抖。

后來他重新坐下來，端起酒杯，自己喝了一口。白酒辣得他皺了一下眉，眼睛里有水光，但始終沒有掉下來。他說，吃飯吧，都吃飯。然后他真的開始吃飯，一口一口地吃，吃得很慢，像嚼蠟一樣。

那個晚上，我們都以為年夜飯會這么沉默地吃完。菜已經快見底了，二姐正在收拾空盤子，舅舅一直沒怎么說話。直到老三接了通電話，從院子里回到飯桌前，隨口說了句“公司的事”。

沒人接話。

他坐下來，手機又響了，他看了一眼來電顯示，沒接，按掉了。

舅舅就在這時開口了。

“老三，”他說，聲音不高不低，“你媽那幾天，天天念叨你。”

老三的動作頓了一下。

舅舅說：“她住院那段時間，我跟她說，孩子忙，工作要緊，別老打電話。她不聽，每天都要給你打電話。你有時候接，有時候不接。接的時候她就高興，不接的時候她就對著手機發呆。我看了心里難受，我說要不我給老三打，她說別打，別打擾他，他忙。”

老三放下筷子，張了張嘴，什么也沒說出來。

舅舅繼續說：“后來她從醫院回來，身體越來越差，走不動路了，每天就躺在床上。她還是念叨你，說你小時候最愛吃她包的白菜肉餡餃子，說你一到冬天手就生凍瘡，說你不愛穿秋褲，說了讓你穿你就是不聽。她就這么念叨，一天到晚地念叨。我跟她說，老三三十多了，你操這個心干什么，她說，多大都是孩子。”

舅舅說到這兒停了一下，把杯子里剩下的白酒一口悶了，辣得直咳嗽。二姐趕緊去拍他的背，他擺了擺手，示意不用。

“你媽走的那天早上，”舅舅的聲音終于開始發抖了，“她跟我說，中午想包餃子吃。白菜肉餡兒的，你愛吃的那個。她說多包一點，凍起來，等你過年回來吃。她去和面，我去買肉。我騎車去鎮上，買了三斤五花肉，回來的時候，她就倒了。”

二姐的眼淚嘩地就下來了。

老三坐在那里，一動不動，像被人點了穴。

舅舅的聲音忽然大了起來，不是吼，是那種壓著嗓子但每個字都像石頭砸出來一樣的聲音：“你知道你媽最后說的什么嗎？我抱著她，她還有一口氣，她想說話，說不出來。她的嘴在動，我聽了好幾遍才聽清，她說的什么你知道么？”

老三的眼眶紅了。

舅舅說：“她說，別給老三打電話，別耽誤他工作。”

這句話像一把刀，整個堂屋都安靜了。連院子里的狗都不叫了，遠處的鞭炮聲忽然變得很遠很遠，像是另一個世界的聲音。

老三的眼淚終于掉了下來。他沒有哭出聲，但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流，一滴一滴地砸在桌面上。他抬起手去擦，擦不完，又擦，還是擦不完。最后他不擦了，就那么坐著，滿臉的淚，也不說話。

舅舅看著他，聲音忽然矮了下去，矮得像一個做錯了事的孩子：“老三，你跟爸說，你媽這一輩子，圖了個什么？”

老三沒有回答。他張了張嘴，嘴唇在哆嗦，但什么聲音都沒發出來。

我轉過頭去看我媽，她靠在椅背上，眼淚無聲地往下流。二姐已經哭得說不出話了，肩膀一抖一抖的，手里攥著一團紙巾，紙巾已經被揉爛了。

那天晚上后來發生的事，我記得不太清了。好像老三最后站起來出去了，在院子里站了很久，二姐出去找他的時候，他靠著院墻蹲著，手里捏著什么東西。我后來走近了才看清，他捏的是一張舊照片，照片上是一個年輕女人抱著一個小孩，在麥田邊上笑。小孩手里舉著一個風車，風吹過來，風車的葉片糊成了一片彩色。

那個女人是舅媽年輕的時候，那個小孩是老三。

我不記得那張照片是什么時候拍的，也不記得是誰拍的。但在那天的月光下，老三捏著那張照片，指腹一點一點地摩挲著照片上女人的臉，像要把她重新摸出來一樣。

大年初一的早上，我是被哭聲吵醒的。

我住在老宅的廂房里，窗戶對著院子。天還沒大亮，灰蒙蒙的光從窗戶紙里透進來，院子里有人在哭，不是號啕大哭，是那種極力壓抑著但還是漏出來的哭聲，斷斷續續的，像風吹過破了的窗戶紙。

我披了件棉襖推門出去，看見舅舅站在院子當中，面對著堂屋的方向。舅媽的靈堂還沒撤，堂屋的門開著，里面點著長明燈，燈焰在晨風里微微搖晃。舅舅站在院子里，穿著那件軍綠色大衣，衣領豎起來，晨風吹得他的頭發亂糟糟的。

他沒有哭出聲，但他的肩膀在抖，抖得很厲害。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老人哭成那樣，無聲無息，像一棵老樹在風里無聲地搖晃。

我走過去，想說什么，但不知道該說什么。我站了一會兒，伸手扶住了他的胳膊。他的胳膊是涼的，大衣的布料粗糙而冰涼。

他沒有看我，只是站在那兒，低聲說了一句：“她這輩子沒享過一天福。”

這句話太輕了，輕得幾乎被風吹散。但我聽得清清楚楚，每一個字都聽得清清楚楚。

后來我才從我爸媽嘴里，拼湊出舅媽這輩子的樣子。

她十八歲嫁到閻家，那時候舅舅家里窮得叮當響，三間土坯房，下雨天到處漏。她嫁過來第二天就開始下地干活，天不亮就起來，天黑透了才回家。她生了三個孩子，每一個都是臨產前還在干活，生完第三天又下地。她沒坐過月子，沒吃過什么好東西，一輩子最大的奢侈大概就是過年時能吃上一頓紅燒肉。

三個孩子都出息了，一個比一個爭氣。大姐考上北大的那天，整個村子都轟動了。舅媽站在村口的大槐樹下，聽著別人夸她閨女，嘴角的笑怎么都收不住。有人問她，大姐是怎么教的，她說，我沒教，她自己爭氣。她說這話的時候語氣里帶著驕傲，也帶著一點手足無措，好像她自己也沒想到，這輩子最大的成就，居然是把孩子送出了這個窮村子。

可是送出去了，就再也收不回來了。

大姐去了美國，一年回來一次，有時候兩年才回來一次。每次回來都待不了幾天，匆匆忙忙的，像是來完成一個任務。舅媽從不抱怨，每次都說，別惦記家里，忙你的。大姐打電話回來，舅媽說不了幾句就把電話給舅舅，說她嘴巴笨，不會說。其實是怕說多了讓大姐分心。

二姐在省城，隔得近一些，但也不常回來。她忙，讀研忙，讀博忙，工作了更忙。結婚的時候舅媽想去參加婚禮，二姐說不用了，太遠了，您腿腳不好，別折騰。舅媽就真的沒去，一個人在家看二姐發來的婚禮照片，放大了一張一張地看，看了整整一個下午。

老三是兒子，舅媽最疼他。老三從小調皮，學習成績不如兩個姐姐，但舅媽從不拿他跟姐姐比，總說各人有各人的命。老三后來考了個一本，去了上海，進了大公司，工資很高，但忙得腳不沾地。舅媽每次給他打電話，說不了兩句他就說媽我開會了，先掛了。舅媽就嗯嗯地應著，掛了電話之后，電話握在手里半天不放。

她生病的消息，是拖了很久才告訴孩子們的。

舅舅后來跟我說，其實早在那年秋天舅媽就不舒服了，腰疼，吃不下飯，人瘦了一大圈。舅舅讓她去醫院檢查，她不去，說沒事，老毛病了。后來疼得實在扛不住了，去了鎮上的衛生院，查出來是胰腺癌，已經是晚期。

舅舅拿著化驗單在衛生院門口坐了一個小時，不知道該給誰打電話。他給大姐打了，大姐說等他忙完這個項目就回來，項目大概還要一個月。他又給二姐打了，二姐說讓舅媽先住院，她請個假就回來。他最后給老三打了，老三說現在公司年底審計，走不開，等他忙完這陣子就回來。

他們都回來過。大姐回來待了兩天，二姐回來待了三天，老三回來待了一天。回來的那些天，舅媽精神特別好，能吃下飯了，也能下床走走了，她跟鄰居說，你看孩子回來了，我這病就好了。可孩子們一走，她的身體就垮下去一大截，像沒了魂兒似的。

最后那段時間，她不再給孩子們打電話了。舅舅問她怎么不打了，她說孩子忙，別總打。可她還是每天拿著手機看，翻相冊里孩子們的照片，翻了一遍又一遍。她跟舅舅說，你看大姐小時候多胖，二姐小時候愛哭，老三最調皮，整天爬樹翻墻。她說這些的時候笑著，笑著笑著就哭了。

她走的那天早上，跟舅舅說想包餃子吃。白菜肉餡兒的，老三最愛吃的。她說多包點，凍起來，等老三過年回來吃。后來舅舅去鎮上買肉，回來的時候，她已經倒在廚房地上了。面粉撒了一地，盆也摔了。她到死都沒有讓舅舅給老三打電話。

過了初五，該走的都走了。

大姐從美國發了郵件回來，說項目走不開，今年不能回來過年了，讓舅舅保重身體。二姐初六走的，走之前把老宅里里外外打掃了一遍，被褥都拆洗了，冰箱里塞滿了凍好的餃子。她走的時候在舅媽的照片前站了很久，最后跪下磕了三個頭，一句話沒說就走了。

老三走得最晚。他請了一周的假，初七才走。走的那天早上，他在灶房里包了頓餃子。白菜肉餡兒的，像舅媽生前包的那樣。他包得不好，餃子大小不一，有的張著嘴，有的餡兒都漏出來了。但他包得很認真，一個一個地捏，捏得手指都紅了。

他把包好的餃子凍在冰箱里，對舅舅說：“爸，想吃的時候就煮幾個。”

舅舅站在灶房門口，看著他，忽然問了一句：“你媽這輩子，到底圖了個什么？”

老三低著頭，把最后一個餃子放進保鮮袋里，封好口，寫上了日期。他寫字的手停了停，然后放下筆，轉過身來，看著舅舅，慢慢地說：“爸，這個問題我回答不了。”

舅舅沒再問。他轉過身，慢慢地走回了堂屋。

老三走的那天雪還沒化干凈，村口的土路上結著薄冰，走起來打滑。我送他到村口，他在路邊等去鎮上的小巴，雙手插在羽絨服口袋里，脖子縮在領子里，鼻尖凍得通紅。

小巴來了，他上車之前忽然回過頭來，看著我，說：“哥，你幫我多照看著點我爸。”

我說好。

他又說：“有什么事給我打電話，我第一時間回來。”

我說好。

他上了車，車門關上的那一刻，我忽然問他：“老三，你后悔嗎？”

他站在車門里面，隔著車窗玻璃看著我，我看不清他的表情。車發動了，柴油機發出突突的聲音，車身劇烈地抖了一下。在那一瞬間，我好像看見他點了下頭，又好像沒有。小巴開走了，車屁股后面冒出一股黑煙，慢慢地消散在雪地里。

我站在村口，看著那輛小巴越來越遠，拐過山腳，消失了。村口的大槐樹光禿禿的，枝丫上掛著一個塑料袋，被風吹得嘩嘩地響。我站了很久，直到手腳都凍麻了，才轉身往回走。

快走到老宅門口的時候，我聽見舅舅的收音機在響。放的是一段老戲，是舅媽生前最愛聽的《天仙配》。嘶嘶啦啦的雜音里，董永和七仙女在咿咿呀呀地唱。舅舅大概又坐在堂屋的椅子上，懷里抱著那個搪瓷盆，聽著戲，看著舅媽的照片，一天又一天。

我站在門口沒進去，透過門縫看見舅舅靠在椅背上，眼睛閉著，不知道是在聽戲還是在睡覺。他懷里的搪瓷盆擱在膝蓋上，盆沿上搭著一雙手，那雙手布滿了老年斑和皺紋，指甲縫里嵌著永遠洗不干凈的黑泥。

風吹過來，天井里那棵老槐樹的枝丫晃了晃，一兩片干透的葉子落在青磚地面上，發出一聲極輕極脆的響。陽光照進來，照在堂屋的門檻上，照在舅舅花白的頭發上，照在那個空蕩蕩的搪瓷盆上。

堂屋正中的八仙桌上，舅媽的照片還擺在那兒，黑白照片里的她穿著藏藍色棉襖，頭發梳得整整齊齊，嘴角微微上揚，好像隨時準備站起來說一句——別忙了，隨便吃點就行。

可她再也說不出來了。

舅舅家三個孩子，一個北大，一個985，老三也是一本。鄰居們都羨慕，說閻家的孩子個個有出息，舅舅舅媽后半輩子有福了。

可舅媽沒能等到這個后半輩子。

冰箱里那些凍好的餃子，夠舅舅一個人吃很久。可就算吃到最后一個，也吃不出白菜肉餡兒里那個味兒了。那個味道，只有舅媽包得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