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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6月9日,菲律賓海軍在馬尼拉總部碼頭舉行了新型近海巡邏艦二號艦“大國王杜拉”號(BRP Rajah Lakandula, 舷號PS-21)的服役儀式,菲律賓總統馬科斯親自主持了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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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艘2千噸級的巡邏艦,是菲律賓向韓國HD現代重工訂購的“國王蘇萊曼”級(Sulayman-class)遠洋巡邏艦的第二艘。該項目簽署于2022年6月,計劃在韓國蔚山造船廠建造6艘同型艦,并在2028年前完成全數交付。
從性能數據來看,“國王蘇萊曼”級巡邏艦采用了隱身外形設計,上層建筑呈整體內傾趨勢。該級艦全長94.5米,寬14.3米,吃水3.6米,滿載排水量約2400噸,屬于標準的中型遠洋巡邏艦(O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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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這款巡邏艦就是現代重工此前為菲律賓建造的“何塞·黎剎”級護衛艦的巡邏艦版本,采用全柴聯合動力推進,配置兩臺現代HiMSEN柴油發動機,最大航速22節,經濟航速下續航里程達5500海里,自持力不低于30天。
艦載武器方面,該級艦在A炮位安裝了一門意大利奧托·梅萊拉76毫米超射速主炮,兼顧對海打擊與防空攔截。艦上配備了兩門土耳其阿塞爾桑公司生產的SMASH 30毫米遙控武器站,用于對付近距離水面小艇或低空目標。
此外,艦體四周設有數個手動操作的12.7毫米重機槍陣位。考慮到低烈度維權任務,艦上特別裝備了兩套意大利Sitep公司生產的MASS定向強聲器與激光炫目系統,該系統能夠同時執行光電跟蹤、視覺炫目、強光干擾與遠程聲波拒止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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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100-200米左右的近距對峙中,該系統聲壓可突破120分貝。人員一旦暴露在超過120分貝環境下,將出現內耳受損、平衡感喪失及持續性惡心等生理反應,從而在不動用熱火力的前提下實現遠距離警告、有效驅離與非致命性致能,在近距離海上對抗中是非常“惡心”的裝備。
在雷達電子上,“國王蘇萊曼”級搭載了一臺意大利萊昂納多SPS-732型X波段2D搜索雷達、英國亨索爾特導航雷達以及法國薩峰Paseo XLR遠程多光譜光電穩像系統。核心作戰大腦采用韓國韓華系統提供的海軍作戰管理系統(CMS)及戰術數據鏈,能與菲海軍其他韓國制造主力艦實現信息互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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艦艉設有直升機甲板并配有右舷非對稱封閉機庫,可搭載一架10噸級中型直升機及兩架無人機。艦內設計有多功能任務艙,可搭載并投放兩艘硬殼充氣艇。
更重要的是,該多功能任務艙預留了標準化集裝箱模塊接口。菲律賓海軍明確計劃將在訂購的6艘巡邏艦中選擇3艘,在任務艙內加裝模塊化的拖曳陣列聲吶系統(TASS),從而使其在必要時能夠從純粹的巡邏艦升級為具備基礎反潛作戰能力的防御型護衛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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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長期缺乏現代大中型水面艦艇的菲律賓海軍而言,“國王蘇萊曼”級巡邏艦的密集服役具有決定性的結構性意義。長期以來,菲律賓海軍在遠海巡邏時不得不依賴從美國接收的二手退役“漢密爾頓”級巡邏艦,或是二戰時期的老舊火炮艦。
這些舊艦機件嚴重老化、維護成本高昂、自動化程度極低,在實際對抗中無法形成有效的威懾力,更難以適應高強度的常態化遠海巡邏。
通過引入6艘具備現代標準、自持力強的巡邏艦,菲律賓海軍能夠逐步淘汰其清庫式的舊資產,建立起一支具備統一技術標準的中堅海上執法與防御力量。2400噸的體量不僅提供了良好的遠海耐波性,其相對低廉的運行成本也允許菲律賓海軍在專屬經濟區內進行長期、多點位的輪值編隊部署,有效填補了高昂導彈護衛艦與近岸小巡邏艇之間的戰術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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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換裝浪潮中,韓國造船工業所展現出的建造與交付速度引發了外界關注。2022年6月27日雙方簽署合同,首艦“國王蘇萊曼”號于2024年2月完成鋪設龍骨,2025年6月在蔚山造船廠下水,2026年1月抵達菲律賓并于2月24日正式服役,從下水到成軍僅僅用了8個月的時間,展現出較高的效率。
此次服役的二號艦“大國王杜拉”號,其建造與公試節奏更加緊湊。在首艦服役僅僅三個多月后,二號艦就已經完成了全部海試并正式成軍。這種“一年多艘、密集交付”的速度,體現了韓國HD現代重工在商船與軍船混合建造模式下的供應鏈整合能力與模塊化組裝效率,這種效率在目前世界范圍內僅次于中國大型船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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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更深層次的戰略視角來看,“國王蘇萊曼”級的批量服役,標志著菲律賓海軍未來的核心水面作戰資產已經事實上步入了“全盤韓化”的階段。從最初的探索到如今的大規模換裝,馬尼拉在主戰艦艇的采購路線上,已經從早期的多國拼湊,徹底轉向了深度綁定韓國軍工體系的格局。
這一轉變并非偶然,而是韓國軍工在性價比、政治附加條件以及技術轉讓方面長期深度滲透的必然結果。
梳理目前菲律賓海軍的絕對主力陣容可以發現,其當前戰力最強的兩艘2600噸級導彈護衛艦“何塞·黎剎”號(FF-150)和“安東尼奧·盧納”號(FF-151),均由韓國現代重工建造。緊接著,菲律賓又向現代重工訂購了并陸續交付兩艘更作戰性能更強的3200噸級“米格爾·馬爾瓦爾”級輕型護衛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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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這6艘巡邏艦,現代重工一家船廠就包攬了菲律賓海軍全部10艘最新一代遠洋核心水面艦艇。
對菲律賓而言,大批量采購韓國戰艦并推進其海軍核心資產的“韓化”,其核心動因在于尋找一個成本可控且政治敏感度相對較低的外部防務伙伴。長期以來,馬尼拉在防務上高度依賴美國,但這往往會將自身推向大國對抗的最前沿。
相比之下,轉向韓國采購現代化武器,既能在短時間內快速提升其海上常態化巡邏與維權執法能力,又能避免因直接引入過多美軍進攻性裝備而過度刺激中國。這種“買韓制戰艦,補自身短板”的策略,是菲律賓在平衡大國關系與維護自身利益之間進行的一場務實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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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韓國來說,向菲律賓傾銷大型水面艦艇,則是一次極其成功的軍工外貿與地緣利益“雙豐收”。漢城方面一方面通過高效的工業交付和性價比優勢,在東南亞武器市場上站穩了腳跟,將菲律賓牢牢綁定在自己的軍工產業鏈和后勤供應鏈上。
另一方面,韓國在南海問題上雖然名義上保持相對中立,但通過向一線當事國批量輸出執法與防御性軍用資產,實質上深度參與了該地區的權力平衡。這種“不直接掀桌,但持續送牌”的軍貿滲透,擴展了韓國在東南亞的戰略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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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菲韓兩國的這一防務綁定,中國的態度則更加看重實際的海上力量對比與大局的穩定。盡管菲律賓海軍通過“全盤韓化”在賬面上實現了艦艇的現代化與標準化,但從絕對實力來看,這批2400噸級的巡邏艦以及3000噸級的輕型護衛艦,在體系化、規模化的中國海軍及海警力量面前,依然存在著不可逾越的代差。
中國在保持對南海絕對掌控力的同時,更關注的是由于這些新資產的加入,是否會促使馬尼拉內部激進勢力產生戰略誤判。因此,這批韓制新艦的密集服役,雖然無法從根本上改變地區內的大國力量對比,但確實增加了一線海上摩擦的變量,也對中菲之間未來的危機管控提出了更高、更長期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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