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genia Ginzburg,葉夫根尼婭·金茲堡(下面簡稱EG),原本是蘇聯的一名大學教師。1937年大清洗開始后,某天她去學校上班,發現平常會熱情跟自己打招呼的同事們,一看到自己就低下頭。
沒人和她講話,這讓她無比奇怪。中午吃飯時,食堂里有很多空位,可她一坐下,旁邊的人就趕緊端著餐盤離開,如同躲避瘟疫一樣。
直到晚上回家,她才知道,自己被列入審查名單了。
這些事情,后來被EG寫進了回憶錄里,她寫道:最可怕的不是逮捕,而是人們突然不敢看你的眼睛。
為什么?因為害怕!在當時,也許一句“你好”,都可能為自己惹禍。這就是效果,人們越來越不敢說話,甚至主動避開所有聲音。
可憑什么呢?或者我這樣來說:一句你好,犯罪了嗎?和被審查者對視一下,聊兩句,就同罪了嗎?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然而,作為當時的公權力,就是可以這樣“動輒抓人”。從第一次開始,然后越來越頻繁,越來越頻繁。人們也是,從第一次開始,越來越沉默,越來越沉默。到最后,別說講話,甚至連“對視”也不敢了。
前者的肆意妄為,后者的緘默如雞,這些問題都不是一天兩天養成的,而是積年累月對公權力的姑息縱容,對普通人的瘋狂打壓造就的。
作為一個現代人,如果說需要從歷史中看到點什么,借鑒點什么,那像這種情形,就是首要的、必要的,是一切問題的基礎:公權力動輒抓捕發聲者的毛病,絕對慣不得。
不是說最后把人放了,就行了,就皆大歡喜,感激涕零了。
而是就算你最后把人放了,說抓錯了,那也必須承擔代價,并且是翻倍的去承擔代價。就像傷害一個人,和對公共安全造成巨大傷害的區別。
或者說,這不是為了“出一口惡氣”,這是為了守住那“開口說話”的最后一條通道。
在索爾仁尼琴的回憶里,也有極其相似的描述,“斯大林時代,很多家庭最害怕的聲音,不是槍聲,而是半夜的敲門聲。”
他們不需要按照什么法律去做事,他們自己就是法律,斯大林的命令就是最高法律。這是恐懼的來源之一。一道命令傳下來,所有技術手段可能就全部會被用來追蹤某一個記者,然后一堆壯漢圍上來,在她家里、加油站、公路上,就把她帶走了。不需要理由,不需要出示證件,什么都不需要。
面對如此可怕的一幕,當時的人們什么也做不了,唯有越來越沉默,唯有一到深夜就瑟瑟發抖。因為秘密警察最喜歡凌晨行動。
我在一本書里看到記錄,那個年代,很多母親睡覺時不脫衣服,孩子也穿著外套睡,行李長期放在床邊,因為誰也不知道什么時候會被帶走。
而鄰居們呢?就像開頭EG所面對的同事們一樣,他們全都醒著,卻沒有任何一個人敢開燈,沒有任何一個人敢探頭,沒有任何一個人敢問一句:發生什么事了?
因為他們一旦表現出同情,下次就會輪到自己。而恐懼,能輕而易舉的切斷人與人的聯系。
有個俄國詩人曼德爾施塔姆,被譽為20世紀最偉大的俄國聲音,曾寫過一首諷刺斯大林的小詩。但悲哀的一幕卻是,他不敢發表自己的作品,他只敢在朋友家里,小聲地朗讀。據說,他的聽眾只有幾個人。然而即便如此,他的這首詩還是流傳出去了,他被捕了,僅僅因為寫了一首詩。
曼德爾施塔姆最后死于勞改營。而那之后,有人好奇的問曼德爾施塔姆的朋友,你們知道那首詩嗎?
答案是:“哦,那首詩啊,聽過一次就忘了。”
它已經失傳,起初不是聽過的人記不住,而是不敢記。因為記住,也是很危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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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少的記錄,有曼德爾施塔姆簽名的一本書
到這里再回過頭看EG的同事們,以及沉默的鄰居們,那是整部養成記的特色,是那整個時代原本的、最真實的模樣。
“一條街的人都醒著,卻像一條街的人都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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