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圓桌對話

編者按：“戰略”一詞如今頻繁出現在歐盟的演講和文件中，從“戰略自主”到“戰略規劃”，再到“戰略安全”等等。但是，連歐洲媒體和學者都在感嘆，真正的戰略思維在歐洲正在消退。本期“環球圓桌對話”邀請三位中外學者就相關議題展開討論。

皮埃爾·皮卡：法國巴黎第八大學地緣政治專家

拉法埃萊·馬爾凱蒂：意大利路易斯大學國際與戰略研究中心主任

趙俊杰：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

歐洲需要什么樣的領導者

皮埃爾·皮卡

許多觀察人士認為，在當今歐洲，政治言論和原則的堅持日益占據主導地位，有時更是以犧牲長期戰略思維為代價。那么，真正戰略家與普通政治領導人之間的區別究竟在哪里？

戰略家不僅僅需要捍衛理念或制定原則，更是要明確愿景、設定目標、調動必要的技能和資源，而且首要的是追求取得切實的成果。

20世紀歐洲的重要人物，如法國前總統戴高樂和第五任聯邦德國總理施密特，主要以其應對時代挑戰的能力而受到尊敬。

他們之所以能被公認為戰略家，不僅是建立在信念之上，更在于將這些信念轉化為切實成果的能力。換句話說，“戰略”不僅僅是知道要去哪里，還在于找到實現目標的有效途徑。

在當代社會，溝通自然發揮著重要作用。民眾必須獲得相關真實信息，理解公共決策，并參與民主討論。現代治理若缺乏對話與透明度便無法運作。

然而，溝通絕不能成為目的本身。其真正目標是支持行動、解釋選擇并增強信任。當溝通凌駕于結果之上時，民眾的期望與政治領導人傾向的優先事項之間，可能會產生差距。

人們最終期望的是自身關切的問題能夠得到具體答案，包括就業、安全、創新、經濟發展、生活質量以及對未來的信心。從長遠來看，一項政策的可信度更多取決于其解決問題的能力，而非描述問題的能力。

當我在中國及不同國家展開研究和交流的過程中，經常會發現人們非常重視實際成果。因此，無論經驗來自何處，成功的實踐都值得認真研究。

這并不意味著一個國家應該照搬另一個國家的做法。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歷史、文化、制度、資源和抱負。適用于某一情境的解決方案，不能簡單地原樣套用于另一情境。

務實主義并非一種意識形態，而是一種方法。它不屬于任何特定國家、政治體制或文明。它包括觀察現實、評估結果，并根據具體情況調整解決方案。你會發現，正是這種能夠明確目標、調動必要技能，并將方法適應于當地實際情況的能力，在許多成功經驗中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

中國在這方面的經驗尤為引人注目。在過去幾十年時間里，中國實現了世界矚目的經濟高速發展和一系列重要機制的變革。這一經驗凸顯了長遠視野、明確目標以及為追求發展而持續提升技術和聚合資源的重要性。

在我們身處的二十一世紀，歐洲國家面臨的挑戰不僅僅是培養更出色的溝通者或更高效的管理者，而是要培養能夠融合戰略遠見、務實精神與責任感的領導者。隨著技術與社會的快速變化，每一個國家、每個人都在走自己的路，追求自己的理想。真正的戰略家，并非是那些最擅長預測未來的人，而是真正能夠成功塑造未來的人。

治國方略需明確核心利益

拉法埃萊·馬爾凱蒂

歐盟國際構想的提出伴隨著一個明確的立場：傳統戰略思維走向衰落，并被規范性路徑所取代。歷史上看，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歐洲國家均奉行“現實政治”原則，以國家利益和結構性威懾為主導。然而二戰之后，尤其是冷戰后的30多年里，歐盟領導層卻轉而將輸出價值觀、法律框架和道德要求置于首位。盡管這一立場旨在將歐洲塑造為道德權威，但它卻造成了戰略真空，進而令歐洲大陸在面對碎片化的多極世界時毫無準備。

這種“規范性導向”并非憑空產生，而是美國施加影響的直接結果。二戰后，華盛頓積極“鼓勵”歐洲人專注于其國家治理的民事領域，德國和意大利等國尤甚。在北約的保護傘下，歐洲被引導將“硬防御”讓渡出去，幾乎將全球戰略事務完全交由美國掌控。這種“默契”雖然讓歐洲得以作為一支側重規則制定的“民事力量”（于1972年提出，用于描述當時歐共體的國際角色，強調通過經濟和政治手段而非軍事力量推動國際穩定與安全）實現繁榮，但也導致其獨立自主的地緣政治思維能力逐漸退化。

規范性路徑主張，國際關系應以道德標準與人權準則為指引。歐盟領導層長期以來一直標榜自己“民事力量”的身份，即通過經濟一體化而非軍事脅迫來對別國施加影響。這一戰略在后冷戰時代確實行之有效。然而，隨著激烈的地緣政治競爭卷土重來，歐盟領導層開始質疑能否以規范性框架替代戰略考量。

這種對價值觀驅動的話語的依賴，使歐盟領導層對結構性現實視而不見。戰略思維要求對對手的實力與地理制約因素進行客觀評估。相反，純粹的規范性愿景將世界簡單劃分為“遵守規則者”與“破壞規則者”。歐洲常將復雜的沖突框定為“民主與專制”之間的道義較量，這種做法往往排除務實外交的可能性，從而削弱了自身行動的靈活性。

進一步說，將規范置于戰略之上的做法，已經導致歐洲在能源、國防和工業領域暴露出諸多脆弱性。多年來，歐盟領導層一直認為，經濟上的相互依存自然會促使外部伙伴接受西方規范。由于缺乏戰略遠見，為了維系對基于規則的全球秩序的承諾，歐洲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供應鏈安全與軍事準備能力。

為應對動蕩不安的全球局勢，歐盟領導層如今似乎正重新審視其規范性路徑，并開始考慮如何實現戰略自主的問題。沒有物質實力的支撐，規范與法律便無法自我捍衛。重塑歐洲的治國方略，首先需要明確界定核心利益，大力投入“硬防御”能力建設，并認清世界的本來面目，而非固守歐洲一廂情愿的幻景。

歐洲“戰略型政治家”成長空間被封閉

趙俊杰

列舉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歐洲大陸知名的戰略家，筆者認為當屬歐洲一體化奠基者讓·莫內和“歐共體之父”德洛爾，兩德統一“操盤手”科爾和歐元之父施密特，還有歐洲主權倡導者戴高樂和中歐建立全面戰略伙伴關系的開拓者之一希拉克等，他們對歐洲一體化事業、經濟社會繁榮以及大國關系穩定都作出過顯著貢獻。

上世紀初期涌現的歐洲政治精英大都背景不凡。在二戰后相當長一段時間，政治精英們掌控國家權力。時過境遷，放眼當今歐洲政壇的政治人物，政治氛圍的變化與社會新思潮的涌動，令他們考慮眼前政治利益更多。似乎沒有一位政治領導人能夠與前述幾位人物比肩。

英國自2016年走上“脫歐”不歸路以來，像走馬燈似地輪替了4位保守黨首相，如今工黨首相斯塔默的地位也不穩固。德國自默克爾卸任總理后，兩位繼任者執政政績及口碑在國內存在爭議。法國在馬克龍執政時期已更換了7位總理。歐洲傳統建制派政黨的衰落與極右翼民粹政黨的異軍突起，恰恰體現出當今歐洲政治精英的缺失。

作為“戰略型政治家”，法國前總統戴高樂、德國前總理科爾以及施密特，他們擅長處理歐洲核心利益、地緣安全和國家權力關系。而且，他們還高度關注歐洲工業體系、能源供給、科技創新以及戰略自主問題，把國家利益與民生利益緊密結合，具有戰略家的眼光，更有領導者開拓創新的勇氣和化解矛盾的能力。

相反，當今歐洲的掌權者們在作出重大決策時，往往陷入“封閉循環”的邏輯思維。他們更多考慮西方意識形態、短期政治利益和狹隘戰略安全，一些時候卻忽視了民眾切身利益和社會發展需求。歐盟現任領導人馮德萊恩可謂是典型的“規范型政治人物”，這類政治人物更擅長表達原則，玩弄華麗詞藻，而非抓住主要矛盾、解決本質問題。不僅缺乏歐洲先哲睿智的戰略家眼光，更癡迷于通過道德表述和制定規則來治理內政、約束他國。

近幾年在歐盟政策直接影響下，歐俄關系一路惡化，歐中關系出現波折，歐美關系也漸行漸遠，歐洲面臨制造業衰退、經濟增長乏力、科技創新滯后、能源危機頻發、通貨膨脹高企以及社會矛盾突出等一系列危機。而“規范型政治人物”當政的背后，折射出歐洲政治生態的深刻變化。二戰至今，歐洲在安全領域長期依賴美國，能源供給更多仰仗俄羅斯，社會環境缺少生存壓力，這種政治安穩逐漸改變了歐洲領導人的判斷方式和關注重點，他們的行為更容易轉向規范政治與價值觀表達。

具體觀之可見其弊。近年來面對歐洲的內外交困以及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馮德萊恩等人未能把控好歐盟發展路徑，也未能深化歐盟的機制改革，在處理同中美俄大國的關系方面難尋亮點。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協調歐盟內部矛盾和利益沖突，并對中俄頻頻打壓制裁、遏制圍堵上，把本該深化合作、互利共贏的大國關系，硬生生塑造成“制度對手”和“市場競爭者”。

今天的歐洲之所以大量涌現出“規范型政治人物”，正是歐洲選舉制度、歐盟對外依附、國家主權碎片化以及多重官僚體制共同作用下的結果。長期的“安全外包”和戰略綁定，逐漸使歐洲領導人形成“依附性”思維，加之秉持“政治正確”、重視短期利益以及輸出歐洲規制的心態，這些內外因素基本鎖死“戰略型政治家”的成長空間，從而造就歐洲大批平庸安穩、缺乏遠見卓識的技術官僚，而敢擔政治風險、能打破僵局、識大體顧大局的戰略家可謂鳳毛麟角。

西方權力結構包括硬實力和軟實力，二戰后歐洲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經驗充分說明，不是軟實力創造了當代歐洲文明，而是硬實力支撐著軟實力，力量支撐著規制。今天的歐洲政要普遍無視歐洲衰落的事實，把結果當做原因，把規制當做力量，把規范視為戰略。他們試圖用歐洲規制來反俄制華，熱衷于對別國道德批判，可謂本末倒置。真實上演“硬實力不夠，軟實力來湊”。

眼下歐洲社會面臨非常棘手的系統性危機，也給了歐洲極右翼民粹政黨走向國家權力核心的契機，意大利兄弟黨領導人梅洛尼出任總理就是最好的例子。法德兩國極右翼政黨國民聯盟和選擇黨，在國內的呼聲也越來越高漲。正因如此，美國學者斯蒂芬·金澤根據俄烏沖突折射出西方政客們的種種表現，得出一個令西方政治家異常難堪的結論：目前西方沒有杰出領導人。如果這種現象長此以往，很可能將對歐洲未來的復興和經濟社會發展產生較大的負面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