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湖南建設投資集團有限責任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蔡典維突然被查，消息傳出，令人震驚。

當地客家人都感到十分意外，畢竟他曾是茶陵當地客家人引以為傲的人物。客家人要出這么一個人物，真的非常不容易。

說不易，首先是地理上的不易。茶陵是湖南省的山區縣，而在茶陵人心中，真正的山區是桃坑鄉。這里山高林密，蚊蟲肆虐，不通公路時，是一片莽莽原始森林。

居住在這里的是一群被稱為“原始部落”的人，客家人。

客家人帶一個“客”字，就意味著他們僅僅是客，而非當地土著。事實也確實如此。當地客家人世代相傳，他們的祖先原本在北方（也有人說是南方），因戰亂輾轉遷徙到了桃坑。這里自然條件差，經濟落后，家家戶戶都很窮。失去了經濟權的客家人，自然也就沒了話語權。

當地人稱桃坑客家人為“山里牯”或“廣老牯”。“牯”在《新華詞典》里是公牛的意思，意指桃坑山上住著一群公牛。我曾強烈地感覺到，茶陵人，尤其是茶陵城里人，面對這群“公牛”時有著強烈的優越感。以前，茶陵城里的姑娘是不愿嫁到桃坑山里的。據我所知，曾有幾對桃坑小伙找了茶陵城里的姑娘，卻遭到女方家人的強烈反對。其實，我覺得這些小伙子在當地經濟條件都很不錯，有的甚至遠超茶陵城里人，但姑娘家就是不認可，認為桃坑這地方是山里，就是不行。真是讓人十分無奈。

經濟條件差，教育條件自然也差。我的一個同學初中沒畢業，就去村小當了老師。而蔡典維出生的地方是桃坑鄉的上坪村。這是桃坑鄉的一個大村，當年有一千多人口，村小學光學生就有一百多人，老師也有八九個。蔡典維在村小學完成了小學階段的學業。據當地人介紹，當年的他在小學時并不出眾，跟眾多山里孩子一樣，放學后需要上山砍柴、摘豬菜。

但到了初中階段，蔡典維就顯露出明顯的不同。他是桃坑中學的學霸。由于教學條件差，當年一百多名初中畢業生中，能考上高中的只有十名左右，而且大部分就讀的是茶陵縣最差的高中——湖口中學。在這所中學就讀的高中生，90%都考不上大學。蔡典維卻不一樣——在全縣最差的中學讀書，他卻考上了全縣最好的中學——茶陵縣一中，并順利考上了大學。

八十年代，大學畢業生是國家包分配的。我記得有一個規定：從哪里來回哪里去。也就是說，你從茶陵考上大學，畢業后依然要回茶陵。但蔡典維沒有回茶陵，而是被分配到株洲市，成了一家派出所的普通民警。他能進入株洲市，應該是他出色的學業幫了他，讓組織認為他是一個可以培養的人才。他能走出大山，在城里就業，就已經超越了百分之九十九的桃坑客家人。

但命運繼續給他機會。他開始寫作，在《株洲日報》等報刊上發表新聞報道，宣傳本單位的先進事跡。那時候不像現在，大家能閱讀的只有報紙和雜志。而單位，尤其是政府機關和國企，非常重視宣傳報道工作，新聞報道寫得好的人是可以改變命運的。

比如鄙人，作為同鄉人也順利走出了大山，在長沙一家建筑央企當建筑工人。我沒考上大學，在長沙一家工地干木工活，這活兒非常累，幾次想回茶陵。盡管條件艱苦，我也像蔡典維一樣開始了新聞報道。其實，我從小癡迷看書寫作，閱讀了大量書籍和報刊。說起來難以置信，我這個生活在偏僻山村的少年，初中時就開始向各報刊投稿，雖然沒發表過，但收到過退稿信，包括當時知名雜志《隨筆》。我記得茶陵郵電局有一個報刊攤，只要到了茶陵城，我一定去那里買雜志。可惜那報攤文學雜志不多，連《無線電修理》這類雜志我也買來看。來長沙之前，我就打下了深厚的文字功底。

當時中建五局辦了一份《工地通訊》內部報紙，我開始向這家報紙投稿。中建五局雖然有一萬多名員工，但由于是建筑企業，整體文化水平不高，尤其會寫文章的人不多，我很快脫穎而出，成了該報的主力作者。更讓人想不到的是，憑著該報的剪輯本，我竟進了全國著名體育報紙《體育周報》（后改名為《體壇周報》）當編輯。當時報社擬招聘一名編輯，我成功應聘上了，一個只有初中學歷的山里客家伢子，成了省城知名報紙的編輯，這連我自己都沒想到。帶我的就是后來全國知名的報人瞿優遠老師。他是瀏陽人，也是從農村出來的大學生，沒有任何架子，每天帶著我往《湖南日報》印刷廠跑。當時《體育周報》沒有專門的印刷廠，由《湖南日報》印刷廠代印。這段經歷對我以后的發展至關重要。我學會了采編報紙，后來中建五局知道了，肖部長擬調我去中建五局宣傳部上班，但被公司攔了下來，我成了一名公司宣傳專干，一直從事宣傳報道工作，在全國各報刊發表了大量的新聞報道。

而蔡典維的人生開始發生逆轉。由于他的名字頻頻見報，他調進了株洲市政府，成了一名市領導的秘書。因為他工作能力出色，很快升任株洲市副市長、常務副市長，成為茶陵桃坑客家人中進步最快的佼佼者。后來因工作需要，他調任邵陽市常務副市長。

2020年5月，他迎來人生的高光時刻，成為湖南建工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妥妥的正廳級。

他從政轉商，說實話，聽到這消息，我還是為他捏了一把汗。因為這個位置猶如韓國總統，充滿高風險。他的兩位前任都被查了，尤其是他的前任、茶陵老鄉蔣艷萍被查，更是轟動全國。他會不會又走老路呢？

我在建筑行業摸爬滾打四十多年，知道這里面的水水。一個建筑集團老總搞錢真是太容易了。不說老總，就是一般的項目經理，只要手稍松一松，真金白銀就滾滾而來。我所知道的一個項目經理，沒當項目經理時無房無車，當了兩年之后，房車都有了。一個幾億的項目，會有大大小小材料商幾十家、民工老板幾十個，這些人只要稍作表示，幾十萬就到手了。作為建筑集團的老總，面臨的誘惑就更多了。比如以前介紹項目的中介費，也就是大家說的“提籃子”，一般的行情是3%，按項目總造價的3%提取辛苦費，一個億的工程項目就有300萬中介費。手里有一個億的項目，眨眼間就能賺300萬，真的比搶錢還來得快，而握著項目的都是實權領導干部。

有材料顯示，領導腐敗70%都與建筑領域有關。建筑領域是腐敗的高發區，被查的領導90%都有插手工程項目的經歷。而蔡典維所在的集團，每年的項目達千億級，一個項目中材料款占70%，千億項目就有700多億材料款。如此海量的資金，能守得住嗎？

我一直暗想，即使守得住，背后的親情恐怕也難過關。居住在客家山區的客家人，對貧窮都有非常恐怖的記憶，小時候最渴望的就是吃，但偏偏沒得吃。我的鄰居沒得吃，最后發展到吃蟑螂，令人難以置信。其實，每位成功者的背后都站著一大幫親戚，天天大魚大肉，你就忍心讓他們連湯都喝不上？不少被查處的領導，最終還是邁不過親情這一關。

蔡典維究竟是什么情況，目前還不得而知，不宜毫無根據地猜測。不過，他每年都會回鄉祭祖。今年清明節回鄉祭祖時，有見過的同鄉說，他的臉色特別難看，基本沉默不語。不知他是否已經預感到，這恐怕是他最后一次回鄉了。

（李蘇章原創，抄襲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