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晚自習下課前，我照例站在校門口樟樹下，準備目送學生回家。那棵樟樹有些年頭了，枝葉卻茂盛。每年這個季節，它都會掉下許多枯枝，我彎腰撿起幾根，隨意編著。就這樣，一個由樟樹枝條繞成的手環，在我手中慢慢成形。
下課鈴響，孩子們三三兩兩走出校門。“校長再見”，他們一個個揮手。我也微笑著，一一回應。這時，一個九年級的小男生走到我面前，停住了。他沒有說“校長再見”，而是抬著頭，神情里滿是悲傷。
“校長，我媽媽生病了，在杭州住院，情況很嚴重。她不能給我做好吃的了。”他的聲音很低，“上周體育中考，實心球考試我緊張，手心全是汗，拿不住球，只得了8分，平時我都能輕松滿分。”
他說，這幾天很難過，睡不好，上課也沒精神。然后他看著我：“校長，你能安慰我一下嗎？”
校門口的燈光映在他臉上，那分明還是個孩子的輪廓，卻要獨自消化母親重病的牽掛和考試失利帶來的懊惱。
“振作起來。”我看著他的眼睛，“你媽媽最擔心的人就是你。你要是這樣消沉下去，她知道了會更放心不下，對病情恢復也不好。”
我頓了頓：“體育中考丟了2分，沒關系。后面文化課，你只要細心一點，少一個選擇題失誤，就拿回來了。回家給媽媽打個電話，告訴她你的決心。”
他“嗯”了一聲，點點頭。
他剛要轉身跑開，我忽然喊住了他。我低頭看了看手中那只剛編好的樟樹枝手環，拉起他的左手，把手環輕輕套在他手腕上。
枝條粗糙，也談不上精致，但那一刻，它安靜地躺在這個男孩的手腕上，像一個小小的信物。
他低頭看了看手腕，又抬頭看了看我。然后，笑容在他臉上綻開了。他沒有多說什么，只是一蹦一跳地朝校門口跑去，仿佛那些壓在胸口好多天的大石頭，終于被搬走了一些。
我當校長快10年了，處理過無數學生問題。但有些瞬間，我會清楚地感覺到，教育的發生，往往不在那些精心設計的班會課或動員大會里，而就在這些不經意的相遇中。
第二天一早，我照例在校門口迎接學生返校。一個熟悉的身影停在我面前：是昨晚那個男孩。不一樣的是，他臉上明顯快樂了許多，眼睛里有了光。
“校長，昨晚我想通了。”他語氣篤定，“失誤已經無法挽回，接下來我會加倍努力，在中考文化課上爭取更好的成績。昨晚我也給媽媽打了電話，講了您說的話，還有您送的手環。她也很開心。”說著，他下意識地抬起左手。我注意到，那只樟樹枝手環，他還一直戴著。
就在那一刻，我心里忽然有一根弦被撥動了。我突然理解了“校長再見”這4個字在每天放學時的重量——它不只是禮貌用語，更是這一天校園生活的最后一道目光。在這道目光里，孩子能感受到一種真誠的守望，那么“再見”就不只是告別，而是一種確認：無論你走到哪里，這里都有人關切著你、等待著你歸來。
那只樟樹枝手環，不過是我等待下課時隨手編的，不值錢，也沒什么特別。但對于那個夜晚的男孩來說，它成了一個確鑿的證據：有人在聽我說話，有人在意我的難過，有人愿意把他手上正拿著的東西摘下來送給我。這是“被看見”的感覺，而孩子一旦覺得自己被真正看見，他身上那股自我修復的力量，就會重新生長出來。
教育的力量，有時候就藏在這些不起眼的“無用之物”里。它沒有解決任何一道題目，也拿不回那兩分，但它讓學生在最低落的時刻，重新相信了“有人在替我撐腰”。
（作者系浙江省金華市浦江縣月泉中學校長）
《中國教育報》2026年06月12日 第05版
作者：余國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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