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上看到有人說，他最近到美國，“感覺和10年前的美國完全不一樣”。

這個話題我還是有挺多話想說的，因為我差不多也有同樣的感受。

別說是10年前，我覺得和5年前相比都已經非常不一樣了。

我上一次去美國是在2025年4月，再上一次是2020年1月，也就是那場大疫剛剛爆發的時候。

去年在美國，我就明顯感覺到美國社會和2020年前相比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整體氛圍和人的精神面貌都不太一樣了。

1、高度戒備的海關

入關時對此的感受就特別明顯。2020年前我到美國十幾次，每一次都特別順利，海關官員通常只是簡單地問一下到美國的目的是什么、大概待多久之類例行公事的問題然后就會放我入關，前后不會超過兩分鐘。

最重要的是，你能感覺到對方是友好的，或者至少是平和的、不帶惡意的。談話的氣氛也很輕松，不會讓人感到緊張。我記得有好幾次，海關官員在把護照遞回給我的時候還會微笑著說一兩句類似“enjoy your time in New York”之類的話。

這一次就完全不一樣了。下了飛機一走進入境大廳，只見碩大的大廳里黑壓壓的全是人，雖然開了幾十個窗口，但每個窗口都排起了長隊，空氣里彌漫著一種說不清的緊張和壓抑——這是我以往入境時從來沒有過的氣氛。

給我辦入境手續的海關官員板著臉，盤問了我將近十分鐘，似乎是實在找不到破綻，才終于在我的護照上蓋下了入境章，全程沒有任何表情。

當時我一度懷疑海關官員是在故意為難亞洲人，但我那趟飛機是從比利時布魯塞爾飛到紐約的美國達美航空班機，同機的乘客大多數是白人。環顧四周，歐洲白人們個個都一副被審問得焦頭爛額的樣子，所以應該不是因為我的護照才有這樣額外的待遇。

后來我和朋友開玩笑說，也許現在每個海關官員都有必須盤問夠多少時間的 KPI 考核，不然難以解釋為什么他們要如此不厭其煩翻來覆去地問來問去。

總之，整個入關過程都在傳遞著“我們不歡迎你來”的信息，而這樣的感受是我以往完全沒有的。

2、層層防備的大學

到紐約的第二天我跑到哥倫比亞大學去玩，原本想和以往那樣，從百老匯大道一側的主校門進入，在曾經熟悉的校園里閑逛一下。

結果從116街地鐵站出來一看，哥大校門緊閉，門口設置了安檢帳篷和安保人員，等待安檢進入校園的人已經排起了長隊，戒備森嚴的架勢差點讓我以為走錯了地方。

看了一下門口張貼的告示才明白，原來現在哥大只對師生和校友開放，師生憑證件進入，校友則需要提前在網上登記預約，再拿著二維碼在關閘掃描才能進去。至于其他閑雜人等，則根本連進去的機會都沒有。

這又一次刷新了我的認知。美國的大學向來以沒有圍墻著稱，有些學校甚至連正兒八經的校門都沒有。哥倫比亞大學地處曼哈頓上西區，雖然有圍墻，但以前校門是完全敞開的，公眾可以隨意進入。

但在2024年，校園運動席卷全美各大高校，哥大成為風暴中心，學生們在校園里搭建營地，還占領了校園里的建筑，引發全美關注。從那之后，哥大就開始實行嚴格的出入管理制度，嚴防校外人員進入校園。

好在當天還能預約到，預約的程序也不復雜。我排在隊伍里，拿出手機掃了二維碼現場填表，很快搞定。

進了校園，我直奔巴特勒圖書館（Butler Library），那是我當年在哥大上學的時候經常自習看書的地方，這次我也打算故地重游轉一轉。結果我剛在巴特勒的入口張望了一下，就聽到一聲怒喝。回頭一看，一個五大三粗的保安怒目圓睜地瞪著我，樣子很兇，有點嚇人。

我印象里美國人的管理方式是非常松弛隨意的，以前我從來沒有過這樣被人當頭棒喝的經歷。

曾經我有次手里拿著一包餅干想進巴特勒，結果被看門的女孩攔住（那時看門的都是學生，不像現在全換成了穿著制服五大三粗的職業保安）。她和我說食物不能帶進去，我剛猶豫著想找個地方把手里的餅干扔了，她沖我眨眨眼說：如果你放在包里我是看不到的。我心領神會，趕緊把餅干塞進包里，然后她就微笑著讓我進去了。

在美國人的傳統觀念里，大學不僅是學術機構，也是周邊社區和城市公共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校園開放是美國大學延續百年的傳統，從某種意義上也是大學自由開放精神的一種象征。

而現在的哥大層層防備，宛如一座軍事堡壘，空氣里彌漫的緊張氣息有一點點讓我想起《怪奇物語》里的霍金斯小鎮。

雖然在發生了那么多事情之后，加強安全管理是無奈的選擇，但是當預約、安檢、身份驗證、警衛巡邏成為校園生活的一部分，那種曾經開放自由的氛圍似乎也不存在了。

3、不友好的人變多了

在我以往十來年在美國生活和旅行的經歷里，我接觸到的美國人大多十分友善：走在路上對面的陌生人會主動說 hi 打招呼；電梯里的陌生人相遇會 small talk 閑聊一兩句，下電梯的時候會互相說 have a nice day；在冰淇淋店里剛買的冰淇淋不小心掉地上了，店員永遠都會免費再給你一個……所有這些都曾經給我留下過深刻的印象，所以我經常和朋友說，美國人很nice。

2013年我去看李小龍的墓，那是西雅圖郊外山坡上一片巨大的公墓群，李小龍的墓藏在成千上萬墓碑的海洋中，并不好找。我跟著谷歌地圖兜兜轉轉，繞了十幾分鐘也沒有找到。這時路過的一輛車主動在我身邊停了下來，開車的哥們問我去哪里、給我指路，見我沒怎么聽明白干脆讓我上車，直接開車把我帶到了李小龍的墓前。類似這樣的經歷我還有很多。

美國人經常詬病紐約人太冷漠，但那是因為參照物是美國中西部那些民風淳樸路不拾遺的小鎮。如果和世界上別的大城市相比，我覺得紐約還是很好的，公共場合里時常可見善意的流動：紐約人在推開商場、辦公樓或餐廳的門后，如果發現后面還有人，無論是朋友還是陌生人，一定都會多停留幾秒鐘幫對方扶著門；有時候即使后面的人還有幾米遠，也會一直等著，而后面的人也會一邊連聲說謝謝，一邊趕緊加快腳步上前；地鐵里一個人不小心踩到了另一個人的腳，踩的人和被踩的人都一定會爭著道歉說對不起。

總之，以前在美國，會覺得大多數人都很友好，每天被善意包圍，整個社會洋溢著自由包容的氣息和蓬勃有力的生機。

但這一次在美國，我總感覺愿意主動打招呼問好的人少了，冷淡和冷漠的人多了，粗魯沒禮貌的人也多了；路上很多人的臉都繃得緊緊的不怎么笑。

總之，能夠覺得人和人之間多了防備心理，以前那種隨意放松的氛圍少了。

一開始我想，會不會是我自己心態不對，太敏感，放大了自己的負面感受？

帶著這些問題我上網搜索了一下，發現這幾年有很多關于“美國人是否變得越來越粗魯”的討論——證明我的經歷并非個例，我的感受也不是一種錯覺。

2025年3月，美國著名智庫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公布的一項調查研究結果顯示：將近一半的人（47%）認為美國人在公共場合的行為表現要比2020年前更無禮；大約三分之一的人（34%）表示自己經常看到無禮行為。

另外一項在2022年發表的研究報告則發現：與2020年前相比，美國人在2021至2022年間整體表現出更低的外向性、更強的封閉傾向、更少的友善行為，同時在自律性和責任感方面也有所下降。

媒體上也有很多這方面的報道。2023年，《大西洋月刊》發表了一篇頗具影響力的文章——《美國為何變得刻薄》（How America Got Mean）。文章認為美國社會正在經歷一種長期積累的“刻薄化”趨勢，人們越來越容易把憤怒、敵意和不信任帶入日常生活。

作者提到一個細節，他曾和一位餐廳老板交流，對方告訴他幾乎每個禮拜都會遇到言行無禮態度惡劣的顧客——而這樣的事情在過去幾乎從來沒有發生過。

普通人的感受也是一樣的。我在美國最大的 bbs 網站 Reddit 上看到了不少帖子，討論的內容都是相似的：感覺美國社會無論線上線下，人們都變得越來越沒耐心，越來越缺乏理解，有些人甚至以侮辱他人為樂；人們在各方面都變得越來越粗魯無禮，越來越缺乏責任感；等等。

很多美國人都在懷念上世紀90年代到2010年前后那種氛圍——陌生人之間似乎更愿意保持客套，更愿意給予幫助，也更容易把彼此當作鄰居而不是潛在的對立者。

4、搶雞蛋的紐約人

看起來，美國社會確實是正在發生著某種微妙卻真實的變化，這個國家的“質感”和以前有那么一點不一樣了。

我猜，我在這一趟紐約之行中所遭遇到的這些不愉快的經歷和感受，很可能就是當前美國社會某種情緒狀態的縮影。

現在的美國社會太撕裂了。種族、移民、性別、槍支、墮胎，人們為種種的議題爭得不可開交寸步不讓，爭來爭去根本看不到解決問題的可能，反而只是加深了雙方的對立。

再加上特朗普政府的許多舉措都伴隨著高度爭議，美國的政治總給人一種雞飛狗跳特別鬧騰的感覺。從移民執法到關稅措施，從聯邦機構改革到各種政治風波，幾乎每天都有新的話題引發激烈的爭論。

在這樣的環境里，即使是不關心政治的普通人也很難完全置身事外。無論是打開新聞、瀏覽社交媒體，還是與同事朋友閑聊，都可能接觸到充滿對立和爭議的話題。久而久之，必然會感到疲憊和焦慮，也會產生一種對未來缺乏確定性的恐慌。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經濟。

最近幾年全世界的物價都在飛漲。作為旅行者，我的直觀感受是機票、酒店、餐飲的價格都已經高得離譜。

美國就更是如此。以前美國的物價相比歐洲來說要低很多，美國人的生活非常滋潤，但現在就沒有這樣的好日子了。

2021年到2023年，美國經歷了40年來最嚴重的一輪通脹。很多家庭雖然表面維持著正常的生活，但實際上已經處于經濟焦慮之中。

我在紐約的時候約了一些朋友吃飯，幾乎每一次飯局大家聊著聊著就都會開始抱怨物價太貴，什么都在漲。

當時美國正在經歷一場“雞蛋危機”，全美國的雞蛋價格暴漲，紐約有些超市里一個雞蛋的價格高達1美元。大家看到便宜一點的雞蛋就會趕緊去囤，朋友聚會聊天的話題也經常會變成哪里還能買到便宜的雞蛋。

總是意氣風發的紐約客竟然也在搶雞蛋，這真的讓我有點感慨。

這些政治的壓力、經濟的壓力疊加在一起，慢慢地累積，逐漸就讓越來越多的人不堪重負了。

當一個人承受著壓力卻無法解決時，負面情緒自然會發泄出來轉移到其他人身上。越來越多的人都背負著壓力，社會互動中的摩擦自然也會增加。

當越來越多的人覺得自己正在承受傷害時，最先消失的往往就是耐心與善意。這種情緒鏈條不斷傳遞，最終就讓整個社會的攻擊性水平逐漸上升。

就好像開頭提到的那條筆記的評論里有人說的，“以前過日子舒服，自然開放包容對人友善”；現在“每個人都traumatized（有創傷），自己過得不好自然沒有善意給別人”。

十來年前我第一次到紐約，那還是全球化的巔峰時代，美國社會的整體氛圍是自由包容的。那時的美國意氣風發、充滿自信，沒有防備地張開雙臂歡迎全世界的人，相信開放會帶來更多的機會而不是風險。

雖然說那時我也曾遇到一些粗野無禮、充滿偏見和歧視的人，但我并不會害怕，因為我知道那些偏見和歧視沒有容身之地，不被當時的主流價值觀所接受，因為我知道這個國家是歡迎像我這樣的外國人的。

而現在的美國總是讓我感到一種無處不在的警惕和防備：人與人之間的防備、機構對普通人的防備、國家對外國人的防備……整個社會似乎都開始繃緊、進入防御狀態，再也沒有當初那種不設防的輕松自在。

這次重返紐約，有了以上的種種經歷，站在紐約的街頭我開始不再像以前那么篤定、那么踏實，相反總是隱隱有些發虛。

因為我不再確定，這個國家是不是還像以前那樣歡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