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736年臘月初三，順天府大堂外站著一隊壯實漢子，衙門胥吏揚聲喊道：“去嶺南的差事，誰愿出發？”話音一落，臺階下竟冒出十幾只手。北風卷塵，眾人笑意卻熱乎。表面苦差，為何人人爭先？答案埋在漫長的驛道與復雜的制度里。
追溯到唐宋，兩京流配已成定制；元明清沿用舊制，另加細則。三千里外的寧古塔、萬里外的云南緬境，都成了“窮發萬里”的代名詞。道路破敗，瘴癘橫行，犯人常死于途中?？裳靡蹍s得先護送后返程，腳程翻倍，苦累有目共睹。
官府的衙役本分為三大班：皂班守堂，壯班司禁，快班捕事。清一色的藍布短衫、腰間木牌，是市井百姓最怕見的身影?？烧嬲衅芳壻旱摰闹皇菢O少數，余者皆“白役”，名義上領官銀，實則囊中羞澀。要想糊口，唯有在灰色地帶找補。
押解流放，便是灰色收入的富礦。凡被判徒三千里以上者，家門多有薄產，少不了宴席、衣物、餞別銀。押解前夕，家屬往往私下送禮，求個“多加照拂”。一趟行程，衙役人均裝入口袋的謝儀，常超過一年正餉十倍。
路上還有“盤纏雙份”之利。各省布政司對押解銀有定額，名為津貼，實為“公費”。衙役若盤算得巧，一頓飯錢報雙份，夜宿費用寫高價，文冊遞回去照單全收。萬里來回，一筆不小的凈收入就這樣攢出來了。
更隱蔽的油水在伙食上。條例規定，每名配犯日給米若干、鹽肉若干。衙役掌勺，省下一點，賣與路邊小市，自己卻吃得豐盛。犯人挨點餓？無人過問。只有犯人隨身暗帶金銀，才能換來一碗熱湯、一雙草鞋。
押送途中衙役可“順帶生意”。寧古塔盛產人參與貂皮，嶺南遍地香料藤料。衙役走一趟，回程挑些土特產，轉手即是翻番利潤。加之不必按時回衙報到，沿途歇腳、觀景、做買賣兩不誤。對當慣了市井“混子”的他們而言，這才算快活營生。
有意思的是，押解還能在圈子里漲“資歷”。衙門分活計，誰跑過遠途，誰就更懂關津路徑、驛站規矩，下次有重案、要案，再領差事也就更順口。如清道光年間的浙江名捕葛三盛，靠三次押送滇黔罪臣，終成本縣快班的“頭把交椅”。
當然，風險依舊擺在那兒。暴雨塌路、山賊出沒、疫疾泛濫，稍有閃失人財兩空。史冊記載，嘉慶二十三年，一支押解隊伍在湘西被土匪劫掠，衙役五人喪命，兩名犯人趁亂逃脫，主押者被枷號示眾。可即便如此，志愿者仍絡繹。原因無他，“大富貴與大險相隨”。
押解中的潛規則，也令許多家屬束手無策?！按鬆?，路遠難走，求您行行好?！蹦撤笅D遞上鑲珠釵，話音顫抖。衙役端詳片刻，笑而不語，將釵往懷里一揣，腳步卻轉為輕緩，給犯人多買幾個饅頭。世道黑白，一瞬見分曉。
從制度看，這份激勵并不在法典中。清《大清會典》只規定“差耗自備”，既然自備，如何報銷、報多少，全憑主押寫口供。上司不細查，彼此心照。久而久之，“押解必有利”成了衙役群體的默契。凡聽說外放名單，私下遞銀條、爭名額，成慣例。
另一方面，此差事還能暫離原籍，避開平日“虎視眈眈”的債主和仇家。衙役多與地痞糾纏，出了事在路上呆幾月，風聲過去再返，等于合法“避風頭”。
也有人疑惑：衙役不是低賤嗎？為何官府容忍其斂財？關鍵在于地方財政捉襟見肘，需要這些人自籌部分經費。只要不鬧出大亂子，長官往往睜一只眼閉一只。于是，衙役群體在縫隙中獲得生存空間，押解成了“香餑餑”。
歷經光緒新政到宣統改制，衙役制度才逐步被警察體制取代。舊時驛道的呼喝聲漸遠，押送與被押送者的糾葛也成往事。但是，當年那一幕幕——沉重的枷鎖、油滑的笑臉、長路漫漫的商販交易——在檔案中仍歷歷在目，提醒后人：制度空缺處，總有人急切地填上，并從中攫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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