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達的TO C端（個人消費為導向）的民營經濟體系，才是一個城市創新的最重要基礎，而非頂尖級高校。頂尖級高校畢業生很容易實現跨區域移動，但是TO C端民營經濟體系卻極難異地復制。所以，根本上不是中科大成就了合肥，浙大成就了杭州，而是合肥和杭州的產業體系給中科大、浙大人才有了用武之地，否則他們要像華中科大、武大的畢業生一樣紛紛涌向深圳。

特大城市轉型升級的典范：杭州 、北京、成都

杭州在計劃經濟時代屬于嚴重的“邊緣地帶”。在1952年至1978年，浙江省僅僅獲得了134億元的固定資產投資，全國占比為1.56%，僅高于西藏，倒數第二。1985年，杭州國有工業企業固定資產規模僅為33億，全國排名30開外，是上海的十分之一，也遠遠低于唐山、錦州、石家莊、徐州、淄博這種二線城市。

改革初期，杭州處境雖然極大改善，但是被蘇南城市群的鋒芒遮住，可謂蘇南吃肉、浙江喝湯，1993年杭州GDP遠低于蘇州，也低于無錫；從人均上講，杭州僅為蘇南地區60%左右。全國來講，杭州排名第11，稍高于青島、煙臺、佛山，還是一個標準的二線城市。

總之，這時候杭州除了旅游、茶葉、絲綢這些傳統的東西外，還沒有像蘇州、無錫、佛山等東南新秀那樣已經形成地標性產業亮點，主要依靠低水平鄉鎮工業。進入90年代后，杭州的產業偏向重化工業，形成了榮盛（石化）、恒逸（石化、化纖）、杭州鋼鐵、傳化（物流/化工）、杭州錦江（有色金屬、化工、環保能源）和富冶（冶銅）等巨頭企業，這些雖然能創造可觀GDP增量，其中不乏一些躋身全球500強，但是對科技創新力提升貢獻有限，按照這種產業發展趨勢，杭州的天花板是南京。

不過進入21世紀后，阿里巴巴的崛起，成功地讓杭州在激烈的長三角城市群競爭中形成了自己的差異優勢，讓在工業化競爭中處于劣勢地位的杭州，在商貿服務、互聯網科技上找到了彎道超車的機會，這也算是“后發優勢”的另一個例子。

截至2023年拆分之前，阿里集團共積累了近十萬數字科技研發人員（相當于天津市全部研發人員總和）和1-2萬金融專業人才，奠定了杭州在算力和科創資本的優勢地位，又為“六小龍”、“五小鳳”的產生奠定了基礎。在人工智能、新型智能制造等新質生產力方面，杭州已經成為與北京、上海、深圳并列的最發達“四極”，是未來之城。

總體來看，今天的杭州雖然在GDP規模上與廣州、重慶、成都和蘇州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在上市公司數量、企業所得稅額、個人所得稅額上都超越了他們。杭州上市公司市值是蘇州的6倍以上，杭州企業和個人所得稅超過2100億，比成都、武漢總和還多，因此從競爭力上講，杭州實質是中國第四城。在人工智能、新型智能制造等新質生產力方面，杭州與北京、上海、深圳并列為最發達的“四極”，是未來之城。

北京城市經營的成就是最容易讓人忽略的。首先，1990年代初的北京還是一個有著200多萬產業工人的典型的重化工業城市。北京擁有全國最大的鋼鐵工業之一的首鋼，以及全國重大石化企業燕山石化，還有全國最大的丙烯酸及酯類生產企業——北京化工廠。這些企業根本不適合都會城市現代經濟的發展，不僅帶來極大的污染，后來又付出了巨大的搬遷成本。

所以，北京不像上海、廣州這種大城市，其轉型是更加困難的，舊的計劃時代重工業的包袱，規模比沈陽、哈爾濱大得多，1985年北京有1110個國營工廠，而沈陽為643個、哈爾濱為514個，相當于兩地之和。盡管北京這三十年城建發生了天翻地覆變化，但是朝陽區、石景山區仍有大量工廠遺址，可見舊的體量之大，轉型之難。

所以，北京本質是一個老工業基地的底子，本質跟沈陽、天津、哈爾濱都一樣，但是用了十多年時間，到2008年前后就轉型為科創、服務業、高端制造為主導的城市，在北方算是孤例。

其次，北京的城市總量雖然改革開放以來一直位居第二，但是這個第二的含金量成色也是今非昔比。1993年北京的GDP僅為上海的56.8%，或者廣州的1.15倍，天津、蘇州的1.6倍，但是今天北京的GDP已經達到上海的92.8%，未來超越上海很有可能，或者是天津的3倍、蘇州的2倍，人們都覺得蘇州是發展最快的城市之一，北京增速比蘇州還快。

有人說北京是首都，央企多、金融機構總部多，自然經濟體量就應該大，但是北京從來不靠央企總部當做自己的經濟亮點和靠山，而是實打實地靠民營的、市場的、服務業的增量，重塑了北京的經濟地位。

2025年民企500強中，北京有22家，高于上海的17家，與深圳的25家接近，但是北京的民企實力更強，前20強中，北京的企業占了5家；北京擁有807家上市公司，除去包含的100余家央企及子公司，74家市屬國資公司，仍舊有630多家民營上市企業，這個數量遠超上海、浙江，僅次于廣東省；從獨角獸企業數量看，北京一個城市占了全國四分之一，領先于深圳、上海、杭州，從市值看占了45%左右，更是遙遙領先。

北京經歷了三十多年經營，已經成為科創第一城，并且與第二名之間距離很大，也有很多人說這是北京高校密集的原因，但是南京、武漢、西安研究生規模合計有北京兩倍左右，科創產業實力加起來不抵北京一個區，所以，這種成就更取決于市場化程度、公共服務能力和政府戰略規劃能力。北京在這些方面也都是全國第一檔次的城市。

成都在改革初期，經濟排名在十名開外，1993年GDP僅為上海的24%，或天津、蘇州的68%，2025年已經達到上海的43%，超越了天津，達到了蘇州的89%，成為排名第七的準一線城市。

盡管大家認為成都、武漢和重慶是不分伯仲的強二線城市，但是在一系列關鍵指標上，成都與武漢和重慶之間距離在逐漸擴大，已經成為中西部競爭力最強大的城市。

諸如，成都是營商環境排名最靠前的中西部城市，與深圳和廣州并列為全國僅有的三個市場主體數量超過400萬的城市，高于北京、上海，成都每百人擁有的市場主體數量，接近重慶的2倍。從2010年以來，成都吸引了200多萬14-35歲青年人落戶，是青年人口占比最高的城市之一，比重達到33%，而上海為29%、重慶為26%。這兩個微觀數據都說明了成都的對青年人和中小企業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是未來的潛力。

在產業方面，成都在航空航天、醫藥、游戲娛樂方面都形成了規模優勢，經濟總量還比不上重慶，但是有122家A股上市企業，遠高于重慶的78家，也高于武漢的82家。

成都的地位提升，里面既有四川強省會戰略的推動作用，也有自身運營創新的結果。成都可以說是中西部地區城市管理創新做的最好的兩個城市之一，2010年代早期，成都在城鄉一體化發展中走在全國前列，現在又在戶籍改革、營商環境改革方面走在前列。

總之，筆者認為杭州、北京和成都屬于特大城市運營成功的典范，它們由于過去存量太大，不可能出現深圳、合肥那種突飛猛進式的發展，但是實現了經濟內部的重構、脫胎換骨，越來越形成自己鮮明的靈魂。

中國特大城市有兩種，一種是沒有魂的，雖然規模大，但是沒有優勢鮮明的產業，沒有明確的未來；另一種是產業優勢鮮明，文化特色鮮明，在競爭中能夠找到自己感覺的，杭州、北京和成都，屬于這類少數。

穩步前進型城市：蘇州、寧波、紹興、泉州、廈門

改革初期東部沿海崛起的大約有近20個“新貴”城市，從山東煙臺到廣東佛山，但是至少半數地位下降很嚴重，如威海、鎮江、潮州、汕頭、中山等，上述的這幾個城市是繼續保持高速增長者，在全國的經濟地位進一步上升，成為競爭力最強的非省會城市。

大致而言，寧波從第22名上升到第11名，從普通二線變為強二線；紹興從第41名上升到第33名，泉州從第30名上升為21名，廈門從第76名上升到31名（是省會和計劃單列市中，上升幅度僅次于合肥的城市）；蘇州從第7名上升到第6名，盡管上升名次最小，但是與北京、上海、廣州的差距大大縮小，實力還是有了本質變化。

蘇州有234家A股上市企業，寧波125家、紹興81家、廈門68家、泉州19家，除了泉州比較少之外，其他幾個城市上市企業數量都遠遠高于一般省會城市。這幾家城市A股上市企業綜合為627家，大約占了全國A股上市公司的12%或者山東、四川、湖北三個經濟大省之和。盡管這些城市因為行政地位的劣勢，在人口和GDP規模上比不上很多省會城市，但是產業競爭力和發達程度上則遠遠超過它們。

部分成功型城市：西安、鄭州、長沙

這三個城市都有一個共性，就是過去其地位的上升，很大程度上是強省會戰略下的產物，比如西安占本省GDP的比重，已經超越了36%，而山東、江蘇兩省省會占比在15%以下。

這三個省會城市在90年代經濟地位都不高（盡管西安市一五計劃中國家重點項目最多的城市，但是發展始終不理想），1993年的GDP排名分別為40、42和49，在這三十多年中都提升了25個以上的名次，屬于省會城市中體量最大、進步最快的之列，尤其是鄭州從一個存在感很低的城市，變為中部地區重要都會。

但是這些城市與前面列舉的四類不同的是，前四類沒有明顯缺點劣勢，這三個城市雖然成績多，問題也很明顯：它們缺乏強有力產業集群，主要靠規模和傳統的投資驅動式發展來支撐，比如三者GDP大致都相當于寧波的65-80%左右，但是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均在寧波40%以下，反映了企業利潤水平低、個人收入低的現實；這種發展路徑依賴又導致城市債務率過高，基礎設施閑置率高，鄭州、西安債務余額都在4000億左右，GDP占比超過30%，屬于較高地區，寫字樓空置率在30%以上，也屬于基建嚴重過剩之列。

總結：經營成功城市的共性

全國共有294個地級以上城市中，大多數發展都是平庸的，僅有三分之一左右做的比較優秀，超出了平均發展水平，以上16個又是其中最成功的，當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也有很多做的不錯的，被筆者忽略掉了。

那么，能否從這些成功的城市中尋找到共性呢？筆者認為有以下幾點：

第一，消費品和服務業為導向的民營經濟發達。很多經濟學家探討一個地方創新力強大的原因時，往往就說這個地方民營經濟發達，或者民營經濟占比高。其實一個地方民營經濟比重高低，并不是關鍵因素，全國民營經濟占比超過60%的省份有6個，除了浙江和福建外，其余的湖南、河北、安徽和江西都不是發達省份，河北邯鄲、唐山，山東濱州都是民營經濟強市，民企500強數量不亞于溫州、泉州，但是城市競爭力也不強。而廣東、上海和北京的民營經濟占比，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而科創力卻非常強，這是民營經濟指標定律沒法解釋的。

專業界和大眾又經常指向某地是因為有頂尖級高校、人才多，比如說合肥發展快，是因為有中科大，杭州發達是因為有浙大。但是我們很容易找到反例，中科大在合肥已經超過半個世紀了，為何前40年合肥產業沒有起色？深圳過去沒有高校資源，為何科創還異軍突起？南京、武漢、西安高新資源異常密集，三城在讀研究生數量都幾乎跟上海差不多，遠超杭州、廣州，為什么科創產業很薄弱？所以頂尖高校也不構成城市崛起的充分因素。

筆者認為，透過現象看本質，確切地說應該是以生產日常消費品或服務業為導向的民營經濟發達，即TO C端的民營經濟發達，才是最根本的原因。一個地方即便是民營經濟占比很高，但是如果是以生產TO B端的生產資料，或TO G端的服務為導向，這個地方的市場發育程度就低，創新就不活躍。上述的邯鄲、唐山、濱州等都是例子，東北各城市民營經濟占比也不一定低，但是它們主要是TO B端的，所以一樣處于低水平困境。

TO C端產業因為需要時刻接受億萬消費者的檢驗，所以，它們具有更強大的研發需求，更強大的技術轉化能力，更強的營銷創新能力。因此，這種民營經濟體產業升級迭代更快，不容易落伍。如果一個企業或一個城市經濟主要是TO B端和TO G端，它們對市場變化是非常遲鈍的，我們可以看出東北有些城市的產業結構和經營思路，依舊是前工業化時代的。

同理，一個城市如果是以TO C端產業體系為主，它天生就與高校或人才之間具有極強的聯結性，高校成果容易在這里得到轉化，畢業生在這里能夠得到用武之地。所以，根本上不是中科大成就了合肥，浙大成就了杭州，而是合肥和杭州的產業體系給中科大、浙大人才有了用武之地，否則他們要像華中科大、武大的畢業生一樣紛紛涌向深圳。

第二，營商環境優越、公共管理水平高，對企業和就業者友好。如果一個地方營商環境好，那么吸引企業的能力就強，投資和產出的能力也就強。我們且以北京與成都（都是2000萬級人口城市），天津與杭州相對比（都是1000萬級人口城市），從2016年至2025年，天津市場主體數量從91萬增加到182萬，杭州從82萬增加到222萬，北京從199萬增加到286萬，成都從155萬增加到409萬。杭州年均增量是天津的1.54倍，成都年均增量是北京的2.92倍，二者營商環境上的優異成績是迅速上升為新一線城市的關鍵支撐之一。

在對外來人口友好方面，最成功的是深圳。深圳是500萬人口以上特大城市中最早放開落戶限制的一個，2010年起就給碩士以上學歷的就業人員發放500元/月的租房補貼，雖然數字不是太多，但是全國獨一家；2016年起每年撥款至少44億用于支持本科以上學歷人員落戶，一次性生活補貼本科1.5萬元、碩士2.5萬元、博士3萬元，而這時候多數超大城市對青年人才還都是“愛來不來”，甚至來了也不想要的態度。

受此影響，深圳本科及以上學歷人口數量，從2010年的50.9萬，迅速增加到2023年557.9萬，碩士及以上學歷人口數量從6.1萬增加到202萬，增加了30多倍。2010年上海本科以上人口約282萬，是深圳的5.6倍，而現在兩者幾乎拉平。2025年深圳14-35歲人口比例為46%，高于北京、上海15個以上百分點，可以說深圳吸走了大量北京、上海、天津、廣州等城市過去不想要的年輕人，奠定了產業人才基礎，也奠定了消費基礎，成為特大城市中的逆襲者。

第三，城市管理者具有超凡的戰略眼光。多數城市運營者，眼光都是比較平庸的，看哪些產業時髦，就去大量投哪些產業，就像平庸的投資者，看到黃金或茅臺股票大漲的時候，也去跟進。這種情況一般都要虧本，比如根據仲量聯行發布的《2025 年中國產業園區市場白皮書》，多個城市產業園區空置率都達到了40%以上，出現了很多投入幾十億、上百億建好基礎設施去招商，血本無歸的現象。

這就要求城市管理者在給一個地方做產業定位的時候，一定要向一個優秀企業管理者一樣，選擇具有前瞻性或比較優勢的賽道，而不是盲目跟從。同樣處于一個起跑線上的城市相比，東莞做的比佛山、中山、潮州、汕頭好很多，蘇州比無錫好很多，杭州比南京好很多，最神話級的當然是合肥。最近幾年內蒙古烏蘭察布、寧夏中衛在算力產業上做文章，也是邊緣地帶城市逆境中找到合適定位的典例。

在區域經濟主場從縣域競爭轉向城市競爭后，政府的角色越來越重要，擁有大量財政資源的地級以上政府，決策是否得當越來越決定本地人的命運（這某種程度上是經濟模式的一種倒退），但愿宜春投資新能源汽車產業，數十億打水漂的事情，盡量少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