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布爾：“無力”與“不愿”如果巴基斯坦為削弱、打擊并摧毀那些從阿富汗境內對其本土發動襲擊的恐怖組織能力，而在阿富汗境內實施空襲，這是否就能為印度的立場提供依據，即像其去年所采取的那樣，對巴基斯坦領土發動打擊？在我看來，不能。因為從法律角度看，這兩種情況完全不同。

不過，仍有必要強調，雙邊間那些令人不快的問題，無論多么尖銳、激烈，也無論通過外交手段還是政治手段處理，都需要長期解決方案。任何人都不應主張無限期訴諸武力。

但問題在于，盡管巴基斯坦一直在努力尋求和平，2月仍發生了80起恐怖襲擊，3月146起，4月85起，事實上過去一年已發生數百起。在這種情況下，它還能等待外交解決多久？國家實際上已別無選擇，只能訴諸武力，以削弱恐怖組織并遏制來自阿富汗邊境另一側的破壞活動。

這種使用武力的做法，可以依據《聯合國憲章》框架下近年來形成的自衛習慣法實踐獲得正當性。每一次打擊，目的都是防止下一次襲擊發生。當前襲擊頻率平均每天3起。令人遺憾的是，尤其是在俾路支省和開伯爾-普赫圖赫瓦省發生的一系列手段殘酷的襲擊，也符合自衛法所要求的“迫在眉睫的攻擊”標準。

此外，巴基斯坦宣稱其打擊目標僅限于軍事目標，例如喀布爾、坎大哈、帕克蒂亞、帕克提卡等地的彈藥庫、武器儲存點以及恐怖分子的訓練場所和藏身地。為此，它通過地面情報網絡或衛星圖像收集情報。至于對平民造成的附帶損害，或目標選擇錯誤——這是所有空中行動中令人遺憾的后果——則會引發其自身的后續影響。

其目標并不是把阿富汗作為一個國家來攻擊，因為阿富汗方面已多次表示，它并未授權任何組織對巴基斯坦發動恐怖襲擊。它又完全未能阻止此類襲擊。這正說明，喀布爾政府無力對這些恐怖組織行使行政、警務或軍事控制。

另一方面，巴基斯坦國防部長的看法是，喀布爾是在欺騙巴基斯坦：它假裝無力控制恐怖分子，實際上卻是不愿控制，因為據稱阿富汗與印度存在秘密交易，允許后者通過恐怖組織或其代理人直接對巴基斯坦開展行動?！盁o力”或“不愿”標準，是國際法與政治交匯處近年來出現的新發展。巴基斯坦在阿富汗境內的打擊，與印度的侵略行為之間，并不存在法律上的類比關系。

印度去年對巴哈瓦爾布爾和穆里德克的打擊，遠遠不符合單方面以自衛名義使用武力的公認標準。并不存在即將從這些地點針對印度發動的迫在眉睫的襲擊。而印度試圖打擊的那些人，當時已經失去行動能力，并正依據巴基斯坦本國的反恐法律和履行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要求的法律，面臨多項處置。

多數人當時正試圖在巴基斯坦法院申請解除對其財產和銀行賬戶的查封，或向聯合國監察員提出上訴，要求將其姓名從針對“基地”組織、塔利班及其同類組織的制裁名單中刪除。

如果“辛杜爾行動”是對帕哈爾加姆事件的報復，那么這種做法同樣不被允許，除非印度至少能夠通過證據證明該事件可歸責于巴基斯坦——而在事件發生一年多后，印度仍未做到這一點。正如我此前所寫，印度正確的做法應當是依據《印度刑事訴訟法》并結合巴基斯坦2020年《相互法律協助法》第19條，要求巴基斯坦展開調查，從而走執法或“法律戰”路徑。相反，印度選擇了嚴重不成比例的戰爭路徑或軍事行動，結果使自己陷入極大尷尬。

巴基斯坦在阿富汗境內實施打擊之所以不與其反對印度打擊巴基斯坦相沖突，是因為巴基斯坦更有意愿、也更有可信能力在本國境內打擊恐怖主義。它擁有健全的執法機制、調查體系、起訴框架、更有效的警務能力，以及比西部鄰國更強的情報能力。與喀布爾政府相比，巴基斯坦對其全部領土行使著強得多的行政控制。

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對巴基斯坦的審查已經確認，國家針對恐怖主義和恐怖分子的行動是有效且有成果的。這些相當有利的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和反恐委員會審查結論，也是以巴基斯坦自身一項長期政策為代價取得的，即克什米爾人有權在爭取自決的斗爭中依據國際法獲得支持。

尤其是在2008年孟買襲擊之后，巴基斯坦曾面臨嚴厲評估。但在過去18年里，沒有任何全球反恐論壇能夠指出巴基斯坦曾以任何明確方式——無論公開還是秘密——支持任何非國家行為體在印度本土發動恐怖襲擊。

這也是巴基斯坦整個政治領導層的政治承諾，武裝部隊和情報機構也為此提供了支持。因此，與阿富汗不同，巴基斯坦符合“有能力”和“有意愿”的標準，這使印度無法主張其擁有單方面使用武力的權利。

換言之，巴基斯坦在針對印度和阿富汗、以武力反恐的問題上，其國家實踐并不存在沖突。如前所述，根據國際自衛法，巴基斯坦有權在阿富汗境內實施打擊，因為阿富汗既無力也不愿阻止從其領土發起、針對巴基斯坦的恐怖襲擊；而印度此前實施或威脅實施的單邊行動，則缺乏援引自衛權所必需的基本要件。此外，印度也無法成功主張此類權利，因為巴基斯坦同時滿足“有能力”和“有意愿”這兩項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