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8日，上海發展研究基金會、上海臨港經濟金融研究院和上海杭州灣經濟技術開發有限公司共同主辦了“2026世界和中國經濟論壇”。著名經濟學家、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復旦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張軍教授受邀發表主旨演講，推出要用整體和系統眼光看待當前中國經濟的運行特點，并從風險防控、估值體系、出口競爭力、結構轉型四大維度分析了我國經濟為何強項與弱項并存且相互成就的內在邏輯，深入討論了宏觀經濟現象背后的生成邏輯，并對中長期發展趨勢作出專業研判。特此轉發全文，以饗讀者。

演講開始，張軍院長指出，與絕大多數經濟體不同，我國在物價通縮環境下并未出現經濟衰退，實際GDP增速依舊保持在5%的較高水平，表明工資與物價的調整相對靈活，彰顯出獨有的經濟韌性?；赝?997至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期，國內也曾出現物價回落但經濟穩步增長的情況，可見中國經濟并非典型的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傳統宏觀經濟學中關于通縮與經濟衰退的經典理論對于理解中國現象有其局限。另外，看待當前經濟形勢，亦不能套用局部均衡或資源錯配理論的框架，需要有整體和動態眼光，需理解中國是如何一步步通過試錯最終發現自己在制造業方面的強項和巨大優勢的，這其中，技術的快速迭代和廣泛滲透在扮演了核心角色。為此，張軍教授從以下四個維度做了闡釋。

第一，宏觀風險厭惡

要理解中國經濟當前的狀況，一個非常重要的維度在于當局對宏觀風險的厭惡。2015年以來，國內提出經濟“三期疊加”的重要判斷，明確我國經濟進入增速換擋減速、前期強刺激政策后遺癥消化、產業結構調整陣痛的疊加階段。自此，宏觀政策主線轉向明確支持實體經濟發展，不再搞大水漫灌的強刺激政策。相反，擠壓泡沫風險、化解存量風險以及加強宏觀風險的防范成為經濟與金融領域的主要任務。2014年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更是明確將防范和化解金融與宏觀風險提升至最高優先級，這一政策導向延續至今。

要理解對宏觀風險的厭惡是加快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一個重要前提，也是為營造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的更長期的宏觀環境創造條件。場景支撐宏觀繁榮的那些領域，包括金融和房地產部門，成為首當其沖的對象。從那以后的宏觀及行業政策始終圍繞化解風險和防控潛在系統性風險而展開。在嚴控風險的大背景下，基建、房地產和國內金融行業，包括商業銀行的發展環境發生深刻變化。

相較于改革開放后長期放寬金融管制的發展階段，現階段金融監管不斷強化，針對跨境資本流動設立的風險防火墻持續加固，而強化金融管控的核心目標，便是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為經濟結構轉型和實體經濟發展創造條件。

第二，估值問題

張軍教授緊接著就談到了中國經濟的系統估值問題。他指出，盡管人們普遍關注到了中國居民消費占GDP比重偏低的問題，但很少有人把這個比例或結構問題放到經濟整體上去認識。的確，橫向比，中國與美國的消費占比相差約29個百分點，與東南亞主要經濟體相差15至20個百分點，但這一數據差異并非完全源于居民消費能力的差異，而是體現出我國經濟的定價系統存在的系統性特征，會導致居民支出的實際價值被低估。這是個估值問題，是由整體經濟的價格體系所決定的。

張軍教授以居民的服務消費支出為例說了討論。美國居民居住消費在總支出中占比高達44%，但住房自有率僅為65%左右；我國居民住房自有率高達92%，但居住消費支出僅占全部消費支出的20%。這反映出估值的系統性差異。中國的租房市場遠不如美國發達，絕大多數家庭仍以購房為主。這導致兩國對居民居住開支的估值存在系統性差別。我國主要依據建房成本結合較低的房屋折舊率來估計租金價值，其中城市房產折舊率為2%、農村為3%，據此核算的居住消費僅占GDP不到2%；美國以市場租金為估值依據，房產折舊率達5.5%，居民居住相關支出占GDP比重高達8%左右。美國僅居住租金開支一項就高達1.8萬億美金，約合13萬億人民幣，而中國疫情前整個房地產部門的估值只有7.5萬億左右。

除居住支出外，中國居民在教育、醫療、電力、公共交通、移動支付等基礎服務上的支出規模，也因為過低的價格而與大多數國家有巨大懸殊。結合世界銀行人民幣購買力平價數據來看，雖然人民幣總體的購買力平價為4.5（人民幣/美元）左右，但在教育上的購買力平價僅為2.9、醫療上約為3.1，直觀印證了居民相關服務消費支出規模被大幅低估。普惠的基礎公共服務價格，加之財政供養的龐大的國家部門雇員僅能享有較低工資，共同決定了整個經濟的估值體系，該估值體系會系統低估服務的真實價值。

第三，出口競爭力

盡管“內需”偏弱，但這些年我國外貿部門發展表現亮眼，出口維持了兩位數增長，計入GDP的貿易順差占GDP比重已突破5%，每年可為經濟增長貢獻1個百分點以上。

這一表現與大多數經濟學家的預測不符。隨著人口紅利逐步消退和成本條件改變，經濟學家預測，中國的出口將會持續放緩，貿易將趨于平衡。但實際情況與之相悖。張軍教授說，這是因為中國的出口增長主要由“新三樣”推動。以新能源汽車為代表的高技術、高附加值產品成為出口主力，去年國內新能源汽車出口量達280萬輛，充分展現出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成果。

張軍教授認為，中國科技產品出口的強勁增長反映出中國在技術創新上形成的新的競爭力。這種競爭力來自于全球難以復刻的制造業領域中的發達的生態系統。這一生態依托四大核心要素形成：完備的全產業鏈供應鏈、便捷的基礎設施和市場化融資渠道、充足的專業人才儲備、超大規模且統一的國內應用場景。依托完善的產業生態，國內形成了應用端驅動型反向技術創新模式：在引進西方基礎技術底層架構的基礎上，依托海量應用場景與用戶數據持續迭代優化和創新，逐步實現從技術引進到自主升級的跨越，衍生出電商、直播、智能網聯汽車和開源AI大模型等全新業態。

盡管行業賽道擁擠、市場內卷化競爭加劇，但張軍教授認為，這客觀上加快了整體技術迭代速度。同時，現階段的知識產權環境客觀上降低了行業準入的技術門檻，不斷催生優質市場主體加快垂直整合，持續激發產業創新活力。綜合來看，依托完整產業生態形成的系統競爭力，讓我國出口優勢具備長期可持續性，各類貿易壁壘與貿易限制，只會進一步加速國內產業技術升級的步伐。

第四，持續轉型

張軍教授指出，當前國內產業結構轉型進入全面提速階段，各行各業變革步伐加快，“創造性破壞”成為經濟發展常態。數字經濟、電商平臺的快速崛起，對傳統商業形態形成沖擊，同時催生了網約車、即時配送、線上生活服務等新業態，吸納大量就業人口，推動服務業持續迭代升級。區別于多數西方國家偏于保守的發展狀態，我國從政府、產業界到高校等各類主體，均具備強烈的轉型危機感，主動順應時代變革調整發展方向，這也是我國獨特的發展優勢。

通過對以上四個方面的分析和討論，張軍教授最后說，我國已經在制造業領域能夠成長維持核心優勢，是改革開放之后經過多次試錯而自我發現的。中國的經驗表明，經濟發展不是不斷去模仿別人的成功經驗，而是在試錯中發現自己的強項并能夠將強項發揚光大。這只能是立足基本國情審慎選擇發展政策的結果。改革開放初期，面對巨大的就業壓力，我國并未照搬部分轉型經濟的國家全面開放市場的模式，而是依托《中外合資企業法》推行“以市場換技術”策略，借助關稅保護留存本土工業體系，先后在汽車、裝備制造、日化等進口替代領域開展中外合資合作，引進和消化國外的先進技術，培養我們自己的技術開發和創新能力，成功規避了本土工業體系瓦解的風險。上世紀90年代之后，沿海地區推行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快速融入全球自由貿易體系，進一步夯實了制造業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固本地位，成為中國經濟的強項。

張軍教授最后總結道，中國經濟令人著迷之處在于，從外向內和從內向外看，總是可以看到不同的東西。而且經濟中似乎總是充滿著相互對立的矛盾。這就需要從整體和系統的眼光看審視，才能看到中國經濟的強項與弱項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共生和相互“成就”的。我國立足自身實際探索發展道路，沒有盲從外部發展模式，在長期試錯與積累中發現并放大自身優勢，逐步構筑起強大的制造業體系與產業生態，形成了區別于全球其他經濟體的發展模式。

當前，風險防控優先的政策導向、支出端系統性估值偏低、制造業生態支撐下的技術快速迭代和強勁出口以及經濟結構加速轉型，是中國經濟四大相互關聯的核心特征，共同勾勒出我國獨特的經濟運行全貌。中國經濟未來的前景，不是去刻意改變今天的強項或弱項，而是在技術進步的軌道上不斷發揮中國的優勢，待經濟規模和技術能力的積累越過某個階段之后，整個系統的參數會發生改變。到那時候，今天的“弱項”也就有條件通過回歸所謂的“公允價值”而實現再平衡。

來源｜上海發展研究基金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