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部中國電影《給阿嬤的情書》，在馬來西亞、泰國和印尼這些地方都廣受歡迎，結果沒想到，這“封情書”一到新加坡，就讓當地主流媒體集體“破防”了，甚至還出動多位資深媒體人發表專欄評論，呼吁當地人警惕這部片子的“統戰”意味。
先來看看這片子講的是什么。投資不到一千五百萬、沒有任何大牌明星、全片百分之九十五的臺詞都是潮汕話，從任何角度看都是一部毫不起眼的小成本電影。但它講的故事很樸實：一位潮汕阿嬤半個多世紀都在等遠赴南洋的丈夫回家，孫子為了幫她還債跑去泰國找這位傳說中的富豪阿公，結果發現阿公早就客死異鄉了，幾十年來靠一封封書信和僑批匿名給阿嬤匯款養老的人，竟然是阿公在泰國的一位女性朋友。
就是這樣一部講情義、講鄉愁、講素不相識的人也愿意守護一份承諾的電影，放到新加坡，聯合早報的駐北京特派員沈澤瑋卻一口咬定，說這部片子是“統戰工作的最高境界——直抵人心最軟處，用情去完成攻心”。
說實話，我看了這個評論真的有點想笑：請問大陸有一千五百萬的投資，請不起大明星、沒有任何前期宣發，結果上映第一天排片連百分之二都不到，這叫“統戰”？這也太寒磣了吧。
更荒唐的還在后頭。聯合早報的副社長韓詠梅前幾日在專欄中又寫道：我雖不認為這部電影有統戰目的，但之后鋪天蓋地的惡意與虛假評論，宣示認知戰已經展開，甚至認為有組織地在煽動新加坡種族對立。
好家伙，從一部潮汕電影里看出了“認知戰”，這種想象力不去寫科幻小說真的屈才了。明明是最先給這部電影貼上“統戰”標簽的就是聯合早報自己的特派員，引發了后續的輿論風暴，現在回過頭來反而不承認這把火是自己點的，還倒打一耙說是別人在搞認知戰，這招叫作自己扔了手榴彈炸碎了玻璃，然后抱怨別人把玻璃渣子撿起來看了。
網友們戲謔地評論說：好萊塢大片動不動就輸出普世價值，我們連批評都不敢說一句；現在中國拍一部充滿人間溫情、展現中國傳統文化中“信義”二字的電影，在某些人眼里就變成了“洗腦”。說到底，這根本不是電影的問題，而是內心根深蒂固的雙重標準在作祟。
但是，如果說新加坡媒體的過激反應僅僅源于對普通中國親情的漠視，這恐怕又把問題想得太簡單了。他們之所以會對《給阿嬤的情書》如此高度警惕，甚至不惜冒著被網民群嘲的風險來做這個“惡人”，是因為這部片子精準地戳中了新加坡一個痛處。大半個世紀以來，新加坡始終在回避一個核心問題：一個七成多人口都是華人的國家，到底該怎么面對自己的華人身份？
李顯龍曾公開講過，新加坡華人不再是“落葉歸根”，而是“落地生根”。用大白話翻譯就是：你可以知道自己的祖輩來自廣東潮汕，也可以在家里講潮州話或者福建話，但在公共生活的排序里，新加坡人永遠是第一位的，華人身份排第二，祖先則被放得越來越遠。
自李光耀時代開始，新加坡推行以英語為第一語言的雙語政策，強制關閉華文學校，消滅華語方言，試圖以“去華人化”為代價換取所謂的“多元和諧”與全球競爭力。這套策略在經濟發展上確實取得了成效，但也埋下了一個巨大的隱患：當一個主體的民族自斷了文化的根，開始在內心深處對自己七十多人口的華人身份充滿猶豫和遮掩時，社會上就會出現一種陰晴不定的“身份焦慮”。說白了，就是既離不開這套文化和人脈，又不敢大大方方地承認它，看到任何相關的文化表達都會不由自主地往政治上靠，怕被“有機可乘”。
而且，新加坡這種看上去很美的“種族均衡術”，實施了幾十年之后，天平已經開始嚴重傾斜。統計數據顯示，華人仍占新加坡公民人口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印度裔僅占百分之七點六左右。然而翻開權力名冊，情況卻跟人口結構大相徑庭：現任總統尚達曼是印度裔，外長維文是印度裔，內政部長兼國家安全統籌部長尚穆根是印度裔。印度裔在高薪崗位和公務員管理崗位的占比，遠遠超過了他們在人口中的比例，已經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自循環系統。
更值得反思的是，越來越多的新加坡媒體和公務員系統開始唱衰自己的主體族群華人，甚至有文章公開聲稱“華人正在內耗，印度裔已經占滿了高層官位”。當華僑和海外華人不僅僅應該是一個經濟致富的群體，更是文化傳承和政治權力的保障時，新加坡的華人群體卻在幾十年持續不斷的“去中國化”教育改革中變得越來越語言不通、凝聚力渙散。他們主動把自己變成一個“在身份上無比模糊”的群體。
最典型的一個例子就是二零二三年新加坡總統大選。一位印度裔候選人尚達曼最終以超過百分之七十的得票率當選總統，而且這其中超過七成的選票來自華人選民。明明有兩位華人對手同場競技，華人選民卻親手把自己族群的主體權力交了給一個不到人口百分之十的少數族裔。也許有人辯解說這是選賢舉能的體現。但當一個占比四分之三的龐大族群連選舉時都不愿意投給自己人時，這只能說明這個族群在幾十年的精神搖撼里，連最起碼的集體認同感和文化自信都已經喪失殆盡了。
別人扎緊籬笆抱團向上爬，華人卻在忙著自我否定、自我拆解。這種背景下，新加坡媒體看到《給阿嬤的情書》這么一部勾連華人大半個世紀精神紐帶的片子，自然會激起一種潛意識的害怕。
他們說這是一部“統戰電影”，我倒是想問一句：這片子里有什么政治宣傳？有什么宏大敘事？無非就是老太太等老公，朋友替朋友養了一輩子家，孫子尋親發現人間真情。一部純粹講人情、講信義、講基本道德的電影，怎么就能把一家正規媒體嚇成這樣？
更詭異的是，他們在文章中大談什么“認知戰”、什么“后真相時代”，言之鑿鑿地聲稱電影上映后有人“挑撥新加坡種族對立”。可真相是，最早把這件單純的文化事件惡意拔高到“種族對立”“統戰武器”的人，不就是他們自己嗎？先貼標簽，然后宣稱標簽導致的輿論爭議是別人在打認知戰，這不光是邏輯的倒錯，更是一種欲蓋彌彰的心虛。
其實，新加坡可以有另一種選擇的。看看我們的另一個鄰居泰國，那里的美軍基地常年駐扎，一年聯合軍事演習三十多場，比新加坡更深地嵌入西方軍事同盟體系。可泰國的新任總理阿努廷依然可以驕傲地在電視上告訴全世界：我的爺爺是從廣東來的，家里每天都說粵語，我是百分百的中國人后代。泰國沒有因為國力遠不如美國、不敢得罪西方，就逼自己的華裔領袖抹去華人身份的記憶。
再看中東的阿聯酋，印度裔人口占了百分之三十五以上，但人家直接在憲法里寫死了：總統、國防部長、最高法院法官必須是本地阿拉伯人。經濟的大門可以敞開歡迎全球人才來建設，但政治的核心底線、決策的話語權，一厘米都不會讓出去。清晰的界限非但沒有引起社會動亂，反而讓治理結構更穩定。
看看人家，再看看新加坡自己，就知道問題出在哪里了。沒有任何人逼著新加坡去華人化。這些都是自己選擇的路。自己主動削弱了主體的民族認同，卻又不能坦然接受主體民族的文化迸發出的任何火花，看到鄰居同文同種的兄弟拍個電影就想起了七十幾年前的老僑批、看哭了，自己不僅不敢跟著掉眼淚，還得趕緊跳出來高喊一聲“這是圈套，別上當”。
說到底，《給阿嬤的情書》根本就沒有搞什么認知戰，它真的只是一封純粹的情書。只不過當這封情書投遞到某些對自己身份認知早已破碎、對主體文化諱莫如深、對政治權力缺乏安全感的心靈上時，產生了它最不愿看到的共鳴。不是你戳到了它痛處，而是它自己，早就傷了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