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黑龍江日報）

轉自：黑龍江日報

國際協報原社址標識牌。

哈爾濱市道外區靖宇大街283號國際協報原社址。

□文\攝 謝華

哈爾濱市道外區靖宇大街283號是一棟建成于上世紀初的歐式磚木結構建筑。青灰色的磚墻帶著歲月沖刷留下的斑駁痕跡，雕花檐口和拱形窗洞還保留著當年建造時的精致工藝。這里曾經是幾任商家的店鋪，見證了道外商貿街區近百年的起落沉浮。墻面磚塊縫隙里的塵土，都藏著老哈爾濱人對這條街的零碎記憶。如今入口處掛著文保單位的標識牌。經過保護性修繕后，這棟建筑既保留了老建筑的肌理，也被重新利用起來，靜靜守在靖宇大街的街角，看著行人來來往往。

從遠處就可以很清楚地認出那座樓：有典型的中華巴洛克式門臉，拱形窗，柱上原有雕花，只是經歲月摩挲之后已經看不清細部，尚能見到大致輪廓。原樓只有兩層，底層為商鋪，樓上原系辦公之用。外壁刷著一層淡綠色，這應該是前幾年修復時刷的。

前幾年，我回故鄉時特意站在這樓前，看了很久。

若不跟別人講，一般人都會認為此樓沒有特別之處。而正因它極其普通，所以一百多年前，這里曾出過哈爾濱最大的民辦報紙。那時候的哈爾濱，還沒有現在這么多高樓：松花江邊上是碼頭和倉庫，中央大街鋪著石頭，馬車跑起來咯噔咯噔響。這份報紙叫《國際協報》，1918年7月在長春創刊。三個年輕人——張復生、吳逖遠、吳作明，湊在一塊兒，覺得國家在國際上總吃虧，得辦份報紙發出聲音。那會兒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國際局勢亂成一鍋粥。他們給報紙起了這么個名字，是真心想著“國際協作”這回事的。

1919年10月，他們把報社搬到了哈爾濱。為啥搬？長春還是小地方，哈爾濱不一樣——中東鐵路修過來，商賈云集，洋行林立，是東北最熱鬧的口岸。張復生是個有眼光的人，他清楚地認識到：報紙要活，就一定要到人多的地方去辦。

就這樣一搬，搬出了名堂。由于當時一天就出兩大張，故而當年可算不小的規模。從長春帶到哈爾濱時，訂戶只有幾百戶；到了哈爾濱以后，立刻漲到一千二百多戶。東北易幟之后，全社員工已達百人，印刷設備又做了更新，因此一天能出三大張，發行量七千五百多份。不僅哈爾濱人訂閱，東北各處乃至日本、朝鮮都有人訂。若放到今天，就是典型的省級大報的陣勢。

令我感興趣的不是文中所列的各種數字，而是報紙上所載的各種內容。它的副刊曾先后叫過《蓓蕾》《燦星》《薔薇》，由此不難體會辦報者心中有柔軟、有熱忱。1927年《蓓蕾》剛創辦時，所載全部是青年學生寫的文字。而當時哈爾濱的年輕人與今日截然不同，他們腦子里想的絕不是房子車子，而是國家往何處去、人應當怎樣活。因此，那些文章若放到今天讀來確實有幾分稚氣，但是那種赤誠、認真的精神，讓人動容。

1928年，《燦星》副刊開始登載外國文學作品。普希金、契訶夫、托爾斯泰都是俄國舉足輕重的作家，又恰逢哈爾濱離俄國極近，街頭常見俄國人——賣面包的、拉手風琴的、教鋼琴的，皆是俄國文化傳播的活載體。因此哈爾濱的報紙很自然地浸潤著俄國文學的氣息。當時讀者見報上所載托爾斯泰小說的翻譯，心中的新奇感、滿足感，與今日刷手機看世界新聞時的感受，有異曲同工之妙。

1929年開始，《薔薇》周刊上就出現了金劍嘯的名字。他是左翼文化人，文筆鋒利，有刀鋒般的銳氣，后來成了東北左翼文學舉足輕重的人物。更難得的是，金劍嘯不只寫文章，而且會畫畫，能為報紙畫插圖。彼時的文人大多是多面手，寫、畫、編、排各種本領兼備，一人之力可抵數人之用。

毋庸諱言，蕭紅、白朗二人是最有名的。這兩個名字，如今愛好文學的人無人不知。但她們當年只是普通的年輕姑娘，寫完東西不知往何處投稿，幸而《國際協報》的副刊編輯發現了她們，一個字一個字地加以修改，一篇一篇地予以發表。蕭紅的第一篇小說《王阿嫂的死》，便是發表在該報副刊上。當時她尚未成名，窮得連一件棉襖都穿不起，卻能以文字見血見肉，寫得真摯動人，令讀者肝腸為之震動。副刊的編輯是誰呢？我記不太清楚了，只知道他坐在我今天所站的這棟樓里，拆開信封，抽出稿紙，一目掃過，眼睛便亮起來。

有人把《國際協報》恰如其分地稱為“東北作家群的搖籃”，絕不是溢美之詞——搖籃的作用，就是讓嬰兒躺進去，搖著搖著就長大。沒有這個搖籃，蕭紅、白朗諸人或要走更長的彎路，也極有可能就此被埋沒。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后，哈爾濱的局勢十分緊張。日本軍隊已經開入，槍炮聲尚遠，而人心已在慌亂之中。社長張復生沒有跑，沒有躲，坐在大樓的辦公室里抽煙寫文，題目就是《日本軍隊能如此侵占東北？》。單從句式看這是個問句，但其語氣分明是罵人。文章對馬占山及江橋抗戰諸將士大力頌揚：稱贊他們是好樣的，說東北人絕不能跪下。這些話在當時皆屬危險之言，但他寫了，報紙也登了?？梢韵胍?，那幾天報紙印出來以后，讀者爭相購買閱讀，看到以后大概要攥緊拳頭、怒目橫眉。相信換作是我，也必然如此。

日本當局自然不會一直容忍。他們忍到1937年，再也忍不下去了。原因很簡單：當時這家報紙大量采用外國通訊稿，路透社、美聯社、塔斯社的稿件比比皆是，日本人自然認為這是拆自己的臺。于是日本人施加壓力，找種種借口，最終逼其關門。

《國際協報》就這么停了。二十年的歷史，被侵略者很自然、很干脆地掐斷了。

我站在靖宇大街283號門口，就自然而然地想起了這些事。

樓里住戶幾經更換。前幾年，一樓還是五金鋪子，卷簾門半開，貨架上擺滿了管子、螺絲、電線；二樓窗戶緊閉，窗簾拉得嚴嚴實實，不知樓內住著何人。

我又在樓前人行道上站了十幾分鐘，見路人很少。有位大爺騎三輪車經過，朝我看了眼，沒有說話。

沒人知道這棟樓的歷史。不過，知道了也無妨，大概也就是那樣罷了。

我始終覺得，有若干東西是留在這兒的，既不在墻上，也不在牌子上，而是在空氣之中。因此，站在這里靜立片刻，便真能聽見一百年前鉛字排版時咔咔的聲響，能聽見印刷機滾筒轉動的嗡嗡聲，能聽見報童在街口高聲叫賣：“看報看報——《國際協報》！”各種聲音早已消散，但這棟樓似乎把它們都妥帖地保存著。

風又吹起來了。我豎了豎領子，然后往回走。走了幾步，回頭看看。樓仍然是那座樓，灰突突的，立在街邊，同街邊諸物沒有絲毫不同——但是，它實際上不一樣。

靖宇大街283號是個值得路過的地方。不妨去走一走，不必帶什么東西，就站一會兒，自然地想一想那些寫文章的人、排版編稿子的人、送報的人，自然地想一想《國際協報》。它雖早已?？?，可是它所刊印的文字至今仍活著——活在各種書籍之中，也活在若干人的記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