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5年的初夏，鄉鎮小學放學的鈴聲一響，一群滿身泥點的孩子就擠到校門口，他們伸手接過老師發放的小綠塔，一口咬下，草藥的苦味被糖分掩去，只剩淡淡清涼。那就是寶塔糖，在那個糖還要憑票的年代，它既是藥，也是零食，更是無數人揮之不去的童年畫面。
時針撥回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初期，營養短缺、清潔觀念薄弱，蛔蟲病、鉤蟲病在鄉間蔓延。大肚子、面黃肌瘦的孩子并非少數，驅蟲成了公共衛生的當務之急。可國內能用的藥很有限，“222”等砷制劑副作用大，醫護人員也捉襟見肘。偏偏就在此時，鄰邦蘇聯向中國遞來一枚“橄欖枝”——蛔蒿。
1952年3月，中方代表團在莫斯科完成一批經濟援助談判，臨行前，中國專家提出再三請求：能否提供一點“北極苦蒿”的種子？這是一種僅在高緯度凍土帶存活的植物，提取出的萜類成分對蛔蟲頗具殺滅力。蘇方思索片刻，只掂了20克種子裝袋遞來，“先試試看”，蘇聯人說。
20克，說多不多，說少也夠我國科研人員拼命。那一年，種子被平均分成四份，秘密送往西安、濰坊、呼和浩特、大同四地。文件把它稱為“一號除蟲菊”，連農村技術員都不知道真名。誰都明白：試種失敗，孩子們的糟糕肚子就無藥可醫。
濰坊的鹽堿地救了這批種子。山東醫專與當地農場給荒溝壕地鋪上草木灰，背來黃河水細灌，硬是在翌年收獲了第一茬。經簡單晾曬后運往上海生藥所，提煉出琥珀色浸膏；很快，天津第一制藥廠把浸膏與白砂糖、麥芽糖漿攪拌、制粒、壓模，一枚3克左右的小巧綠色塔形糖塊亮相。
推廣初期卻遇冷：味道發苦，孩子們含幾秒就吐掉。有人靈機一動，在原配方中再添了一倍白砂糖，另外加了薄荷精油提香，口感大大改觀。1956年春，衛生部下發通知，要求各地中小學每學期至少給兒童服用一次。很快，“吃藥就像吃糖”變成父母哄娃的金句。
短短幾年，寶塔糖產量從幾萬盒躍升到上千萬盒。依托援建的156項工程，哈爾科夫提供的萃取釜、基洛夫工廠制造的制粒機陸續到位，工人三班倒，庫房里堆起一座座“綠色小山”。有意思的是，每裝一車出廠前，還要隨機抽檢切片，保證蛔蒿堿含量在0.2毫克上下，不得低于標準。
轉折出現在1960年夏天。中蘇關系驟冷，專家撤離、圖紙帶走，零部件供應戛然而止。很多藥廠開機一天，第二天就因閥門損壞被迫停產。與此同時，地方政府動員農戶大面積種植蛔蒿，可沒有收購方，秋收時大片植株只能混入柴禾燃掉。人們驚覺，外援機遇窗口已然關閉。
1964年，山東半島連下43天暴雨，濰坊示范田成片水淹，蛔蒿幾乎絕跡。幸虧一位叫趙玉堂的老植保員在防疫站倉庫保存了三罐原種，才留住了火種。可是，沒有高效萃取設備，即便種子尚在，也難以轉化為高品質藥品，寶塔糖的產量被迫腰斬再腰斬。
進入70年代，國內機械制造水平雖在追趕，卻始終差一口氣。手工和半機械萃取工藝效率低，藥效波動大，庫存經常斷檔。偏偏城市副食品供應漸豐厚，山楂片、牛軋糖開始占據小攤角落，寶塔糖單靠“甜”這一優勢難以留住孩子。
1982年秋，國家藥檢部門批準左旋咪唑、甲苯咪唑等新型廣譜驅蟲藥上市。合成路線簡單，成本比寶塔糖低三分之二，一粒見效時間更短。防疫站換藥如同換季，舊產品瞬間落伍。寶塔糖此后主要出現在邊遠山區的扶貧物資里，再無人排長隊購糖。
1990年代中期，全國最后兩條老式蛔蒿萃取線停機，濰坊示范農場的最后一塊試驗田也改種蔬菜。曾經伴隨一代人成長的綠色小塔，隨之悄然隱入歷史。偶爾有人在收藏展上亮出殘留糖粉的鐵盒，觀眾仍會會心一笑，卻已無人再把它當零嘴。
細讀這段歷程，一個樸素的道理浮出水面：外援可以雪中送炭，卻無法替代自立措施；技術一旦被人收回，留給自己的唯有尷尬空檔。寶塔糖的興衰，恰是新中國早期工業、農業、醫療多線并進又多舛的一個縮影。
如今商超貨架上糖果琳瑯滿目，驅蟲藥更是種類繁多，包裝再難承載舊日的集體記憶。但在許多五六十歲的人心里，那枚小小的綠塔仍帶著清苦與甘甜，提醒著艱難歲月里求生存、求健康的執著，以及曾經繞不開的蘇聯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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