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的初夏,鄉鎮小學放學的鈴聲一響,一群滿身泥點的孩子就擠到校門口,他們伸手接過老師發放的小綠塔,一口咬下,草藥的苦味被糖分掩去,只剩淡淡清涼。那就是寶塔糖,在那個糖還要憑票的年代,它既是藥,也是零食,更是無數人揮之不去的童年畫面。
時針撥回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初期,營養短缺、清潔觀念薄弱,蛔蟲病、鉤蟲病在鄉間蔓延。大肚子、面黃肌瘦的孩子并非少數,驅蟲成了公共衛生的當務之急。可國內能用的藥很有限,“222”等砷制劑副作用大,醫護人員也捉襟見肘。偏偏就在此時,鄰邦蘇聯向中國遞來一枚“橄欖枝”——蛔蒿。
1952年3月,中方代表團在莫斯科完成一批經濟援助談判,臨行前,中國專家提出再三請求:能否提供一點“北極苦蒿”的種子?這是一種僅在高緯度凍土帶存活的植物,提取出的萜類成分對蛔蟲頗具殺滅力。蘇方思索片刻,只掂了20克種子裝袋遞來,“先試試看”,蘇聯人說。
20克,說多不多,說少也夠我國科研人員拼命。那一年,種子被平均分成四份,秘密送往西安、濰坊、呼和浩特、大同四地。文件把它稱為“一號除蟲菊”,連農村技術員都不知道真名。誰都明白:試種失敗,孩子們的糟糕肚子就無藥可醫。
濰坊的鹽堿地救了這批種子。山東醫專與當地農場給荒溝壕地鋪上草木灰,背來黃河水細灌,硬是在翌年收獲了第一茬。經簡單晾曬后運往上海生藥所,提煉出琥珀色浸膏;很快,天津第一制藥廠把浸膏與白砂糖、麥芽糖漿攪拌、制粒、壓模,一枚3克左右的小巧綠色塔形糖塊亮相。
![]()
推廣初期卻遇冷:味道發苦,孩子們含幾秒就吐掉。有人靈機一動,在原配方中再添了一倍白砂糖,另外加了薄荷精油提香,口感大大改觀。1956年春,衛生部下發通知,要求各地中小學每學期至少給兒童服用一次。很快,“吃藥就像吃糖”變成父母哄娃的金句。
短短幾年,寶塔糖產量從幾萬盒躍升到上千萬盒。依托援建的156項工程,哈爾科夫提供的萃取釜、基洛夫工廠制造的制粒機陸續到位,工人三班倒,庫房里堆起一座座“綠色小山”。有意思的是,每裝一車出廠前,還要隨機抽檢切片,保證蛔蒿堿含量在0.2毫克上下,不得低于標準。
轉折出現在1960年夏天。中蘇關系驟冷,專家撤離、圖紙帶走,零部件供應戛然而止。很多藥廠開機一天,第二天就因閥門損壞被迫停產。與此同時,地方政府動員農戶大面積種植蛔蒿,可沒有收購方,秋收時大片植株只能混入柴禾燃掉。人們驚覺,外援機遇窗口已然關閉。
1964年,山東半島連下43天暴雨,濰坊示范田成片水淹,蛔蒿幾乎絕跡。幸虧一位叫趙玉堂的老植保員在防疫站倉庫保存了三罐原種,才留住了火種。可是,沒有高效萃取設備,即便種子尚在,也難以轉化為高品質藥品,寶塔糖的產量被迫腰斬再腰斬。
![]()
進入70年代,國內機械制造水平雖在追趕,卻始終差一口氣。手工和半機械萃取工藝效率低,藥效波動大,庫存經常斷檔。偏偏城市副食品供應漸豐厚,山楂片、牛軋糖開始占據小攤角落,寶塔糖單靠“甜”這一優勢難以留住孩子。
1982年秋,國家藥檢部門批準左旋咪唑、甲苯咪唑等新型廣譜驅蟲藥上市。合成路線簡單,成本比寶塔糖低三分之二,一粒見效時間更短。防疫站換藥如同換季,舊產品瞬間落伍。寶塔糖此后主要出現在邊遠山區的扶貧物資里,再無人排長隊購糖。
1990年代中期,全國最后兩條老式蛔蒿萃取線停機,濰坊示范農場的最后一塊試驗田也改種蔬菜。曾經伴隨一代人成長的綠色小塔,隨之悄然隱入歷史。偶爾有人在收藏展上亮出殘留糖粉的鐵盒,觀眾仍會會心一笑,卻已無人再把它當零嘴。
細讀這段歷程,一個樸素的道理浮出水面:外援可以雪中送炭,卻無法替代自立措施;技術一旦被人收回,留給自己的唯有尷尬空檔。寶塔糖的興衰,恰是新中國早期工業、農業、醫療多線并進又多舛的一個縮影。
如今商超貨架上糖果琳瑯滿目,驅蟲藥更是種類繁多,包裝再難承載舊日的集體記憶。但在許多五六十歲的人心里,那枚小小的綠塔仍帶著清苦與甘甜,提醒著艱難歲月里求生存、求健康的執著,以及曾經繞不開的蘇聯印記。
特別聲明:以上內容(如有圖片或視頻亦包括在內)為自媒體平臺“網易號”用戶上傳并發布,本平臺僅提供信息存儲服務。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