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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自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作者王本朝、周茹

何處是“天邊”

——張者《天邊》的新疆想象與記憶詩學

□ 王本朝 周 茹

內容提要：張者的新作《天邊》以兵團二代的成長史為經(jīng)緯，通過“天邊”這一虛實相生的核心意象，構建了一套豐富而深刻的新疆想象與記憶詩學。“天邊”既是承載酷烈生存體驗的邊陲場域，也是映照身份焦慮的現(xiàn)代性彼岸，更是凝聚代際情感的歷史記憶之場。小說借助姚遠、黃建疆、李軍墾三人迥異的命運軌跡，展開個人心靈史與邊疆現(xiàn)代化宏大敘事的同構對話，并以上海、河南、四川等多地文化的空間交叉，生動地呈現(xiàn)了新疆兵團作為多元文化融合體的意義邏輯。通過對個人記憶的審美重構，張者將個人鄉(xiāng)愁成功轉化為集體“信物”，最終以“胡楊”這一堅韌的文化隱喻，完成了對兵團精神的價值錨定與意義升華。

關鍵詞：張者 《天邊》 新疆想象 記憶詩學 兵團文學

《天邊》

張 者 著

作家出版社 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天邊

引 言

新世紀以來，“邊疆熱”“懷舊潮”等文化現(xiàn)象持續(xù)升溫，文學的邊疆書寫日益受到文學創(chuàng)作與評論界的青睞。隨著“天山文學獎”的設立，新疆作為承載了無數(shù)傳奇與歷史想象的“異域”，在當代文學中愈發(fā)顯露出復雜多元的面貌，無論是劉亮程對黃沙梁的哲學沉思與凝視，還是李娟筆下充滿生命韌性與人性溫情的阿勒泰，抑或是葉爾克西·胡爾曼別克所呈現(xiàn)的母性與靈性交織的溫柔而憂傷的草原世界等，都顯露出新疆書寫從“他者化”的奇觀敘事向“在地化”情感深耕的轉向。新疆的異域體驗給予作家“全新的自我建構”“發(fā)現(xiàn)了另一個自我的蘇醒”1，通過對新疆體驗的文學想象，建構出獨屬于自己的“文學故鄉(xiāng)”。由此，張者新近推出的長篇小說《天邊》不僅是一次浪漫的自我尋找之旅，更是一場莊嚴的精神返鄉(xiāng)儀式。

在“60后”作家的序列中，張者算是一個獨特的存在，他并非典型的先鋒派或“晚生代”，其創(chuàng)作始于1990年代，直至新世紀以降才漸成氣象。文學與法律的雙重專業(yè)背景使其創(chuàng)作兼具冷峻的審視與豐沛的想象，二者被巧妙地統(tǒng)攝于“喜感之外，喜感之上”2的風格之中。在題材上，張者小說題材豐富多變，除去最具影響力的“大學三部曲”（《桃李》《桃花》《桃夭》），他還著力于《零炮樓》這類革命戰(zhàn)爭題材的創(chuàng)作，近些年又深耕于兵團往事的邊地書寫，陸續(xù)出版了《老風口》《遠水》等作品。《天邊》3作為張者“兵團文學”創(chuàng)作脈絡的延續(xù)，傾注了其十余年的心血。小說以兵團二代的成長史為經(jīng)緯，不僅描繪了三代兵團人的命運，還勾勒出跨越半個世紀的邊疆發(fā)展史。正如李洱所說，張者由校園題材轉向新疆書寫近似于馬爾克斯所述“重回種子的道路”，是其童年經(jīng)驗的回顧與呈現(xiàn)4，從《老風口》到《天邊》，張者依舊出于“我是新疆的‘兵二代’，那里發(fā)生的故事，我不寫誰寫”5的文學使命，以及人到中年面對紛繁現(xiàn)實與理想失落的知識分子困境，亟須紓解的一種懷舊情懷6。如果說童年的兵團記憶是張者新疆書寫的源頭活水，那么《天邊》便是此記憶機制一次恢宏而酣暢的演繹。“天邊”作為一個意義豐富的能指，串聯(lián)起兵團子孫與邊疆的過去、當下與未來。讀解《天邊》，不僅有助于我們更好地把握張者的文學圖景及其創(chuàng)作轉型的深層機制，還為理解當代邊疆文學的情感結構、敘事范式提供了新的案例。

一

“天邊”的意義變奏：

邊陲體驗、心靈彼岸與歷史記憶

“天邊在哪里？天邊在天山的邊上。”7小說開篇就以八分與姥爺看似質樸的追問與回答，為小說埋下了意義的種子，讀者的閱讀旅程便始終伴隨著對“天邊何處？”的追問。張者曾在創(chuàng)作談中談及“天邊”的三重含義：“以‘遙遠的地方’為虛，以‘天山邊上’為實，虛實相生，把‘青春與夢想’顯影在大漠長河落日的余輝之中。當‘天山的邊上’變成了‘詩與遠方’，夢想終究照進了現(xiàn)實。”8事實上，無論是實在的“天山邊上”，還是虛幻的“詩與遠方”，對主體而言，在心理距離上的遠近都是相對的，更是流動的，作者要揭示的恰是兵團三代人如何讓“天山邊上”成為“詩與遠方”。在這一過程中，“天邊”這一核心意象主要呈現(xiàn)出以下三重含義。

（一）邊陲體驗：生存根基與大漠“酷烈”的生存美學。在小說中，“天邊”首先是一個嚴酷、具身化的地理場域，是兵團后代的身體與意志必須直面的“天山邊上”。不同于李娟、劉亮程等對北疆游牧與鄉(xiāng)土的詩性描摹，張者主要聚焦于南疆兵團特殊體制下的屯墾戍邊生活。他不以“外來者”的發(fā)現(xiàn)眼光或“駐居者”的冥思來觀照新疆，而是作為兵團生活“親歷者”，在記憶深井中打撈往事。通過大量細膩的感官描寫與身體敘事，張者展現(xiàn)了大漠邊疆嚴酷的生存場域與兵團人的生命力。《天邊》對生存環(huán)境的描繪始于兵團一代對“一碗泉”的發(fā)現(xiàn)與守護，在無垠的戈壁中，馬富貴同幾個傷病戰(zhàn)友沿著天山南坡的褶皺，像五粒被風遺棄的沙塵，漫無目的地飄揚，猛然間馬富貴發(fā)現(xiàn)一片胡楊林，這一綠洲中間藏著一個小湖，形如碗口的小湖救了他們的命9，泉之“一碗” 既道出其微薄，也暗示其足以維系生命的珍貴，此后這碗泉便成了三十八連存在的基石，也成了兵團人情感與記憶的源頭。同三十八連相比，居于天山南坡野山溝的四十四連則沒那么“富有”了，一律只能喝“苦泉水”，又咸又澀的“吃苦”記憶銘刻在兵團人的青春記憶之中。如果說“一碗泉”“苦泉水”代表了邊陲生存資源的珍稀，那么“闖田”則顯示了自然環(huán)境的暴戾與人類征服自然的悲壯。“闖田”是大漠利用洪水灌溉的一種方式，小說以磅礴的筆觸再現(xiàn)了這一震撼的歷史現(xiàn)場：

洪水推動著巨石，巨石裹挾著洪水，勢不可擋。當洪水闖過戈壁灘后，力量漸漸衰竭，排山倒海的氣勢被干枯的戈壁灘消耗得差不多了，巨石停止奔跑，鵝卵石會驚恐地躲在巨石的身后，各種戈壁灘上的渣會停滯不前，水卻繼續(xù)向山下的荒原漫去。那水已經(jīng)失去了驕傲的氣勢，像一條白色的線，那根線扯動著一張碩大無比的灰黃的幕布，將幕布一下子就蓋在了沿著山坡修筑的攔洪壩上。攔洪壩頂激蕩出水頭，就像河岸的水花。在攔洪壩的引導下，洪水流進了季節(jié)河。當洪水變成了河水后，它再一次被新修的河壩攔截，河水激憤地漫過兩邊的河岸，向東西兩邊奔跑。它們永遠找不到大漠了，它們找到了推出的土地。10

“闖田”顯現(xiàn)了自然的偉力。堅韌的洪水以別樣的方式滋潤了莊稼，顯示了自然的“惺惺相惜”，而“沙塵暴”的狂暴則展現(xiàn)了極端境遇中人類的渺小與無助，小說將沙塵暴“獸化”“魔化”的全景式描寫，展現(xiàn)了大漠極端天氣的惡劣，也正是經(jīng)歷這樣的“洗禮”，“天邊”的酷烈才真正刻入每個兵團人的記憶。

邊陲體驗給人們帶來的不僅僅是一種感受，還會留下特殊的身體烙印，小說以黃建疆為代表的“斜眼們”便是大漠獨特地理環(huán)境的產(chǎn)物。一方面，這一生理上的輕微畸變，顯示了地理環(huán)境對一代人身體無意識的、不可逆轉的塑造，另一方面，“斜眼”不僅是一種外貌缺陷，更是一個深刻的文化符號，它意味著他們的視角生來就是“傾斜”的，是為了適應這片土地的結果。這也成了他們無法洗脫的印記，無論日后走到哪里，這一道傾斜的目光都指向他們來自“天邊”的出身。小說最后寫李晴曌離開“天邊”嫁到上海后治好了斜眼，通過地理的逃離轉換了自我身份，而黃建疆則是在反恐行動中負傷而因禍得福，扎根“天邊”，以身份的強化完成了“創(chuàng)傷”的治愈。無論是環(huán)境的暴烈還是人的身體烙印，張者的意圖都不在于渲染苦難，正如他所說“寫兵團人的生存環(huán)境極為不完美的地方，因為‘從不完美中發(fā)現(xiàn)完美，便是愛這世界的方式’，就是愛我第二故鄉(xiāng)的方式”11，他要突出的是兵團人面對酷烈環(huán)境體驗背后的生命韌性與樂觀精神。小說花了大量的筆墨寫兵團二代換書、偷菜、偷瓜、唱歌等游戲方式，這樣一種“苦中作樂”的儀式感不僅化解了日常生活的艱辛與苦累，也凝聚著兵團人的青春記憶與生存智慧。

（二）心靈彼岸：現(xiàn)代性憧憬與身份焦慮的“遠方”。就像小說人物曲音所說：“對所有人來說，天邊永遠在遠方。”12“天邊”對生活在其中的人們，從來不僅僅是腳下堅實的土地，更是一個心理坐標，一個指向遠方、充滿誘惑又難以企及的“彼岸”。而這一“彼岸”因兩代人截然不同的生命體驗而呈現(xiàn)鮮明的差異：對兵團一代而言，“天邊”是回望中漸行漸遠的故鄉(xiāng)，是情感與血緣的來處與歸宿。而對兵團二代來說，“天邊”則是對未來身份與現(xiàn)代彼岸的憧憬。這兩種截然相反的“遠方”投射，共同構成了邊疆現(xiàn)代化轉型過程中深刻的悖論和身份焦慮。對于馬富貴、姚桂喜、黃世云等第一代兵團建設者以及上海知識青年而言，“天邊”首先指向他們身后那個模糊而真切的“口里”（內地），他們的遠方是自己的來處。小說通過諸多細節(jié)呈現(xiàn)這樣一種逆向的情感投射。自1980年代始，上海青年就一直為回城的事上訪，王文民與吳琳娜的婚約也沒有成為他的枷鎖，他不惜分離妻女，毅然決然地回到了自己的“天邊”。趙秀英痛失“小石頭”，精神上受到巨大的打擊，永遠地失蹤了，姚遠首先想到的是回母親的河南老家尋找，最終杳無音信。姚遠坐在沙包上感嘆：“中學老師吳之淼沒扛過去，現(xiàn)在自己的母親也消失了。他們都去了自己的天邊，無法尋找，無處尋覓。”13對父輩而言，當他們決心扎根邊疆，故鄉(xiāng)就成了他們記憶中的“天邊”，他們“獻了青春獻子孫”，在天山邊上建造了新的家園，但情感的寄托卻永遠留在了那個地理上難以回歸，時間上也面目漸非的故鄉(xiāng)，時空的位移加諸在他們身上的是“離散者”的烙印。

與父輩的回望相反，對兵團二代來說，“天邊”是承載著他們的理想與未來的“彼岸”，小說中以“海市蜃樓”為喻的上海就是一個具象。上海知青楊滬生在兵團二代面前建構起大漠中的上海——“海市蜃樓”，象征著“現(xiàn)代、美好、高級……”的上海成為大家心目中的天堂14。對姚遠而言，“天邊”不是情感的歸處，而是人生新的出口，絕非用來懷念，而是用來抵達的，黃建疆最初對父輩要把自己“獻出去”的反抗，李軍墾原本“能走多遠走多遠”的決心，其內核都是一種對“天邊”所代表的可能性的人生渴求。如此，“天邊”成為一個既回不去又到不了的虛幻縹緲的符號。在“回不去的故鄉(xiāng)”與“到不了的現(xiàn)代”的雙重夾擊下，“天邊”成為一個試圖化解現(xiàn)代人身份焦慮的文化符號。父輩扎根于此，將無法回歸故里的眷念轉化為開疆拓土的崇高期盼，用此處的天邊取代彼處的故鄉(xiāng)。子輩外出求學后最終重回兵團，繼承父輩的遺志，不懈奮斗，使那個他們曾經(jīng)拼命想逃離的“天山邊上”成為他們的心安之所。正如張者在訪談中所述：“現(xiàn)實告訴我們，生活需要兼容，真正的寶藏往往是在自己出發(fā)的地方。兵二代發(fā)現(xiàn)自己曾經(jīng)寄望的天邊，所有的憧憬，原來并不遙遠。”15地理上的“天邊”與精神上的“天邊”絕非二元對立，人們總是在向前看的路途中頻頻回顧，卻驀然發(fā)現(xiàn)“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三）記憶重構：作為歷史敘事與情感共同體的“場域”。無論是新疆兵團的地理圖景，還是青春的記憶與夢想，都來源于張者的記憶深處，作為兵團建設者的后代與歷史建設者，他希望通過文學“讓更多人看到這片土地的壯美與遼闊，看到兵團人的夢想與堅守”16。從而讓“天邊”在另一意義維度上，成為皮埃爾·諾拉所述的“記憶之場”，是“實在的、象征性的和功能性的場所”，同時承擔起“記憶的塑造和傳承的職責”17。“天邊”作為兵團記憶生長、編織與重構的場所，將兵團歷史、代際創(chuàng)傷、集體記憶凝結起來，成為歷史敘事與情感認同的核心場域。小說詳細描繪了那些構成邊陲體驗的地理坐標，隨著敘事進程，它們逐漸褪去其純粹的物質性，演變?yōu)槌休d多重記憶的“容器”，一碗泉、苦泉水、野驢便是兵團記憶的“殘留物”。一碗泉最初是馬富貴與同行傷病員的救命之泉，可以說哺育了三十八連，后來人們通過水文調查，發(fā)現(xiàn)了一碗泉的“秘密”：與塔里木盆地邊緣的一個特大型地下水庫相連。后來一碗泉又成為黃建疆的“創(chuàng)業(yè)之泉”，一碗泉伴隨著兵團創(chuàng)業(yè)史的整個進程，成為一個記憶“開關”，一打開，兵團的集體記憶就嘩嘩地流淌。苦泉水則通過記憶的重塑，從一種不適的感官體驗升華為一種飽含鄉(xiāng)愁與生命力的文化滋味，流淌在四十四連人身體里的苦泉水，承載著創(chuàng)業(yè)的艱澀與生命力的強韌，成為兵團精神的銘文。從野驢金花到野驢金山，黃建疆的童年與中年布滿了驢的腳印，野驢車隊作為最原始的巡邏方式，代表著那一段人與自然緊密協(xié)作的樸素歲月以及個中蘊含的細微情感。阿斯曼在《回憶空間》中強調這些被遺忘的過去的痕跡都是“過去時代的紀念物”18，這些兵團歷史的“銘證”都棲身于“天邊”這一紀念收容所之中。

如果說記憶的“殘留物”隨著時間的推移愈發(fā)顯示其歷史遺跡的意味，那么，小說中的“天邊客棧”則成為情感共同體再造的終極記憶之場。李軍墾經(jīng)營的“天邊客棧”首先是一個具有實在性的物理建筑，不僅為離散的“曠野三友”提供了重聚的實體空間，還為外來的“游客”（如曲音、孟慶新等）提供了一個走近“天邊”的傾聽角。其次，這一由姚遠取定的極具象征性的名字，包含著對往事的追憶、當下的感知與未來的憧憬。小說中“天邊客棧”成為大家慶祝、聚會的常駐地，在這里，個人的、碎片化的回憶，通過分享、碰撞與情感的共鳴，被整合成一個看似連貫的集體記憶。把酒當歌之間，記憶被反復言說、修飾與確認，兵團個體的命運被納入代際傳承的宏大敘事。正像小說最后姚遠對黃花“天邊到底在哪里？”的回答：“天邊無法尋覓，它與流沙同行，與天山同在，與曠野相伴，與草原共生。”19通過關乎“天邊”同一的代際問答，一個情感共同體被建構出來，他們都依賴于一套有關“天邊”的記憶符號與兵團創(chuàng)業(yè)史的共享與認同。

《老風口》

張者 著

二

敘事“辯證法”：

兵團二代的心靈史詩與邊疆轉型

從敘事角度，小說最突出的特點是王春林所說兵團二代與帶有總體性意味的整個兵團的“雙重成長”20結構，張者并未將兵團建設歷史處理為單向度的英雄史詩，而是通過聚焦于黃建疆、姚遠、李軍墾三位兵團二代迥異又互文的成長路徑，揭示個體選擇與宏大歷史之間的互動關系。與此同時，小說通過對上海、河南、四川等地緣地域文化的空間化敘事，生動地展現(xiàn)了新疆兵團的文化融合以及西遷后代身份認同的混雜性與流動性，將個體命運置于文化碰撞與歷史轉型背景下的敘事，使小說不同于一般的邊疆書寫，而擁有厚重的文化意味。

小說以大量的筆墨敘寫了兵團二代的成長歷程，以姚遠、黃建疆、李軍墾三兄弟為核心人物，勾勒出三種極具代表性的成長路徑與認同模式，他們的命運軌跡與新疆兵團從“屯墾戍邊”到改革開放的現(xiàn)代化轉型歷程形成了巧妙的同構。在“曠野三友”一節(jié)中，作者寫到胡楊、紅柳、蘆葦三者互相守望、相互陪伴，同時象征著三兄弟一起成長的青春歲月，而凝聚著他們成長記憶的三種“稀罕物”：陶罐、紅柳棍、石頭21，似乎也喻示著他們不同的人生追求與選擇。姚遠從沙包里挖出不知道從哪兒來，也不知道裝了什么的陶罐喻示著他的人生軌跡伴隨著對啟蒙與知識的追尋，他的道路是“知識改變命運”的經(jīng)典敘事。通過上海知青帶來的書籍與文化啟蒙，姚遠將“天邊”之外視為理想的田地，并通過高考實現(xiàn)了物理空間的“出走”，陶罐作為遠方文明的碎片，是點燃他離開邊疆，追尋更廣闊精神世界的火種。然而正如上一個被打碎的陶罐的承載之物——麥子和苞谷所喻示的，承載著知識的容器也承載著“故鄉(xiāng)”，姚遠大學畢業(yè)后毅然回到了天邊，帶著新的知識、視野與資源回歸，參與到新時期兵團的發(fā)展建設。姚遠的出走，是為了更好地回來，他的回歸為這些“現(xiàn)代性的種子”找到了落地的土壤。與姚遠指向遠方的陶罐相反，黃建疆的稀罕物是一根深植于兵團的紅柳棍，天然筆直、堅硬如鐵的紅柳棍恰如黃建疆的生命狀態(tài)。一方面，紅柳棍映射了黃建疆扎根于現(xiàn)實的生存哲學。紅柳不是觀賞物，而是與大漠互動、解決實際生存問題的工具，黃建疆的“邪性”與智慧，都體現(xiàn)在這種與環(huán)境的貼身纏斗與即興應對之中。另一方面，紅柳棍是邊疆土地內在生命力的象征。紅柳是戈壁灘最具韌性的植物之一，耐旱、抗風、能在鹽堿地野蠻生長，黃建疆在無意識中將自我生命與這片土地上最頑強的生命形態(tài)進行了認同。棍子“油光水滑”的包漿，來自他年復一年手掌的摩擦，這是他的生命與紅柳生命通過無限使用達成的融合。他不像姚遠那樣需要外來的“種子”，他本身就是這片土地生長出來的“紅柳”，他的力量、他的狡黠、他的生存策略，都內在于邊疆這塊土地之中。李軍墾的稀罕物是在姚遠與彭新軍的打斗中，從姚遠手里奪下的一塊白石頭，身為一個孤兒，李軍墾看似漂泊無依，而內心對家庭、親情的那種難以言說的情感，像這塊石頭一般沉甸甸的。石頭象征著一種穩(wěn)定性與歸宿感，李軍墾初中畢業(yè)去到了一個誰也不認識他的地方，但依舊沒有脫離“天邊”，這塊石頭似乎代表著一種無法割舍的根性，石頭的“沉”提醒著他生命的根，還有某種質樸的東西依舊屬于兵團，沉默的、安定的石頭喻示著他最終選擇與自己的過去和解，接納命運平淡而堅實的安排。

與三兄弟的成長線索同構的是邊疆的現(xiàn)代轉型史，張者通過地理與文化空間的雙重敘事，展現(xiàn)了這一現(xiàn)代轉型過程有著多地文化的碰撞與融合。在張者筆下，“新疆”并非一個封閉的文化荒漠，而是一個由天南地北的地域文化共同澆筑、并在碰撞融合中孕育的“綠洲”。小說開頭便寫到生于河南的“八分”（姚遠）十歲開始出門遠行，去“天邊”找尋父母，河南作為大多數(shù)兵團一代鄉(xiāng)土根基與堅韌底色的情感空間，代表著一種深厚的農(nóng)耕文明傳統(tǒng)，其文化內核是堅韌、質樸，重視血緣與地緣。在父輩姚桂喜、黃世云等人身上，這種中原文化底色表現(xiàn)為面對苦難時的執(zhí)著堅守、對土地的深厚情感以及對“傳宗接代”式的延續(xù)使命。對兵團二代而言，這一故鄉(xiāng)原點似乎只在他們的生命中占據(jù)了短暫的記憶，但對父輩來說，“故鄉(xiāng)不僅僅是一個被情感價值泡透的意象，它還是一種判斷、一種意識模型和通常人們評斷事物不易覺察的隱性干擾（或決定）力量”22，實際上，“姚遠們”在身份譜系上也無法抹去“故鄉(xiāng)”文化的侵染，這些構成了兵團人性格中吃苦耐勞、重視集體與家庭的深層底色。此外，小說中還寫了一些來自川渝的邊疆建設者（如兩個李幺妹、馮瑞蘭等），她們的潑辣生命力與充盈著世俗智慧的日常空間，顯示了川籍移民樂天知命、精明務實的生活哲學，為兵團生活注入了濃郁的煙火氣與幽默感。與之相對照的上海則推動著邊疆的現(xiàn)代性進程。張者曾談道：“我寫《天邊》，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我想寫這群‘上海青年’。可以說，沒有這些上海人，我就不會成為今天的我，成為一名作家。”23在小說敘事中，“上海”遠遠超出了一個地理概念，而是由上海知青群體所承載的一個文化符號，上海青年支邊帶來的不僅僅是建設力量，更是整套城市文明符號，上海知青楊滬生關于“海市蜃樓”的建構以及“虛構的雪蓮花”所帶來的愛情沉思，將“天邊”的少年帶入了一個關于“現(xiàn)代”“文明”“浪漫”的想象空間，為他們打開了望向外部世界的窗戶，獲得了不同于本土文化和鄉(xiāng)土文明的全新體驗。

在這些“熱鬧”的外來文化背后，張者也沒有忽視對新疆本土文化的描寫，小說中時常出現(xiàn)的維吾爾語詞匯，對殺羊、烤肉、割禮等新疆美食文化以及龜茲文化、刀郎文化與塔克拉瑪干沙漠風貌的描寫，展現(xiàn)了新疆獨具特色的風土人情。這一系列的文化敘事擺脫了將邊疆風景孤立化的奇觀書寫，而是將“天邊”作為多元文化空間交疊的場域，再現(xiàn)兵團生活與新疆本土社會水乳交融的真實圖景。小說并未讓這些地域文化簡單地保持孤立或沖突，而是細致展現(xiàn)了它們在日常共同生活中如何相互滲透、融合，最終生成一種獨特的“兵團文化”，這種文化既有集體主義、奉獻精神的革命傳統(tǒng)，又吸收了各地移民帶來的地域特色；既有面對自然的悲壯決絕，又有苦中作樂的幽默豁達；既向往著遠方的現(xiàn)代文明，又深愛著腳下用血汗?jié)补嗟耐恋亍＿@一敘事成功地將地理空間的遷徙，轉化為文化空間的融合與創(chuàng)造。正是這種多元文化的紋理，使“天邊”不僅僅是天山邊上的某個坐標，而是一個凝聚了共和國特殊歷史、多種地域文化交匯、幾代人情感投注、具有豐富精神內涵的共同體。通過書寫不同地域文化的交融，《天邊》超越了地方風情小說的局限，觸及了現(xiàn)代中國人口流動、文化融合與身份認同等多層議題。

大學三部曲《桃李》《桃花》《桃幺》

張者 著

三

從個人鄉(xiāng)愁到集體“信物”：

審美重構與精神返鄉(xiāng)

張者曾在多個場合提及新疆經(jīng)歷的影響，他直言：“新疆是我的記憶之根、文化之根、文學創(chuàng)作之根。”24新世紀以來，張者大量涉足新疆題材，像《苦泉水》《老風口》《山前該有一棵樹》《遠水》等都是基于兵團記憶創(chuàng)作的小說。離開新疆寫新疆，使張者獲得了不同于駐疆作家的審視距離與懷舊視點。如斯維特蘭娜·博伊姆所言：“懷舊是一種喪失和位移，但也是個人與自己的想像的浪漫糾葛。”25張者的新疆書寫是紀實與虛構相結合的產(chǎn)物，《天邊》激活了張者的童年記憶，并通過對個人經(jīng)驗中的自然、風俗與精神細節(jié)的審美重構，將飄忽抽象的鄉(xiāng)愁固化為可觸可感的意象。同時，懷舊敘事將個人記憶編織進一個更大的意義網(wǎng)絡之中，將個人鄉(xiāng)愁轉化為集體“信物”。與此同時，“胡楊”作為張者記憶詩學的精神隱喻，錨定了其新疆想象的價值歸宿與文化意義。

張者小說《天邊》對個人鄉(xiāng)愁的重構，首先體現(xiàn)在將原始的個人經(jīng)驗轉化為具有高度審美與情感密度的文學意象。這使他筆下的“風景”帶有鮮明的個性與“人化”色彩，具體體現(xiàn)在三個方面：一是自然描寫的情感化。正如段義孚所言：“外來者本質上是從審美的角度去評價環(huán)境的，是一種置身于世外的視角。”26當張者打撈關于兵團的風景記憶，個人體驗被重新“陌生化”，建構起一個粗獷與細膩并存，孤寂與堅韌同生的風沙世界。黃建疆喜歡爬上山丘晨讀，無論讀對讀錯，飽含愛抑或是恨，“大漠都沉默著……它可以收納一切，隱藏一切”27。大漠的嚴酷是淬煉人物堅韌生命力的詩性源泉，同時又娓娓傾吐著蒼涼而悲愴的故事。越是險惡的環(huán)境，身體的感受越突出，這些風景體驗成為兵團后代共同的心理印記，在記憶主體的懷舊目光下，無垠的大漠、漫天的風沙透過情感的視鏡，成為承載著奮斗、孤獨與眷念的精神空間。二是風情書寫的懷舊化。當張者試圖重構自己的兵團記憶，是在個人感受與集體經(jīng)驗的碰撞對話中進行的，始終伴隨著反思性的懷舊，“初看上去，懷舊是對某個地方的懷想，但是實際上是對一個不同的時代的懷想”28。當張者最初的象牙塔之夢遭遇人性異化的重創(chuàng)，久居內地，閱盡都市的浮躁繁華與迷亂現(xiàn)實后，他內心的新疆愈發(fā)顯露出一種原初、純凈的面貌，他的腳步伴隨著現(xiàn)代化列車的鳴笛聲，內心卻早已回到那個朗日蒼穹、長河落日的曠野邊地。《天邊》將大量的筆觸深入兵團建設的關鍵歷史時期，闖田、沙塵暴、拾棉花等等一系列兵團風俗人情的描繪，為我們展現(xiàn)了兵團建設的艱辛與不易及其背后所蘊藏的時代文化印記。三是精神記憶的感官化。張者的文字富有溫度，他善于綜合調動各種感官進行敘事。大漠與綠洲，苦水或甜水，嗩吶聲與鞭炮響，粗野的風與細密的沙……張者調動各種感官細節(jié)喚醒被時光封存的童年記憶。張者不僅僅為了再現(xiàn)大漠的游戲、情感與往事，他曾滿懷深情地談到作為兵團子弟，他們少年時曾把整個大漠當成自己的舞臺，那是他們的天堂、精神依靠以及青春紀念冊29，這一種鮮活的、個人的且充滿生命質感的個人成長詩學，為集體記憶與認同提供了豐沛的情感基礎與精神內核。

當張者的寫作越來越“內斂”，走向一種“去風格化的風格化”30，從某種意義上，他在試圖尋找并返回至自我的精神原鄉(xiāng)，這似乎是他新疆書寫系列的主要情感動機與精神指向。李敬澤在評價張者第一篇兵團小說《老風口》時，就注意到邊疆在文學中的重要坐標意義：“是人對于自我，對于可能性，對于精神，對于行為可能的一種新的打開、新的想像以及想像的向度。”31張者記憶中的新疆不只是一個遙遠的異鄉(xiāng)，更是他精神世界的故鄉(xiāng)。《天邊》的記憶書寫不僅完成了懷舊敘事的療愈功能，還促成了個人鄉(xiāng)愁向集體“信物”的轉化。首先，個人的懷舊或戀鄉(xiāng)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對某種屬于過去或遠方的渴望。張者對新疆的懷舊與想象不僅僅緣于他兵團子弟身份所賦予的歷史責任感，還在于它對現(xiàn)實的反思與知識分子理想的失落。市場經(jīng)濟的迅猛發(fā)展帶來了豐富的技術手段，也生產(chǎn)出紛繁復雜的“文學”樣式，張者感嘆：“文學現(xiàn)象不如過去那么純粹了，這是現(xiàn)實。過去文學是一種理想，現(xiàn)在文學是一種職業(yè)。”32在一個崇尚解構，追求速度的時代，信仰與精神淪為了某種稀有而奢侈的東西，文學在“速食化”的市場追求與AI寫作的沖擊與挑戰(zhàn)下，逐漸模糊了自身的面目。《天邊》通過懷舊敘事，不僅復活了溫馨而浪漫的童年記憶，呈現(xiàn)出邊疆生活的質感，還歌頌了兵團建設者艱苦卓絕、樂觀堅韌的精神品格，彰顯了人性的溫暖與美好。純粹質樸的新疆記憶承載著張者作為一個理想主義者的浪漫情懷，以及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反思現(xiàn)實的批判眼光。其次，這樣一種個人懷舊并不止于個人，而是“關于我們如何理解自己那似乎不可名狀的鄉(xiāng)愁，和我們如何看待自己與集體家園的關系”33。通過懷舊敘事，張者最終指向建構集體記憶與認同，這些反復講述的私人經(jīng)驗與情感投注，從具體實物升華為集體精神的圖騰，張者在當下重新打開塵封的兵團記憶，通過地理與文化空間的延展與張力，呈現(xiàn)出多民族文化的融合與共生，通過再造大漠行旅中的身體記憶，實現(xiàn)對人與自然惺惺相惜的生存哲學與美好希冀。在這個意義上，回到“天邊”，不僅僅是作者個人心理上的精神故鄉(xiāng)，而是人類情感與命運共同體所期盼的遠方。

如果細察張者的新疆書寫，會發(fā)現(xiàn)他筆下反反復復出現(xiàn)的意象是沙漠中的樹，尤其是“胡楊”，它已成為其新疆書寫的核心意象。張者曾在訪談中談及對水和樹的不可磨滅的印記，他認為：“樹關系到我們的心靈，這不僅僅是遮蔭那么簡單，人類是樹上下來的，樹才是人類真正的精神原鄉(xiāng)。”34《天邊》中的胡楊首先是邊疆自然生態(tài)的奇跡。胡楊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在張者筆下，胡楊超越了時間的限制而成為邊疆歷史沉默的見證者。它目睹了兵團人從無到有的開拓，見證了綠洲在沙漠中的誕生，其生命節(jié)奏與人類活動的痕跡交織在一起，構成了一個超越人類短暫生命的歷史時間尺度。其次，胡楊頑強的生命力也成為一種精神隱喻與價值豐碑。胡楊的“向死而生”象征著在邊疆環(huán)境下生存的兵團人頑強的生命力，默默無聞的奉獻以及不朽的堅守。胡楊作為極端惡劣環(huán)境中唯一的高大落葉喬木形象，隱含著近現(xiàn)代中華民族的生存處境與精神面貌，擁有著理想主義的精神內核與價值訴求。最后，在作者眼里，胡楊樹有著“美好生活之望、文化生命之喻、人生成長之輪”35的寓意，它既連接了陳廷焯所言“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飄零，皆可于一草一木發(fā)之”36的古典詠物傳統(tǒng)，也融入了現(xiàn)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家國情懷與人生哲學。通過胡楊意象，張者將新疆兵團的具體經(jīng)驗，上升至關于生命、信念、傳承的哲學與美學高度，這也使《天邊》的懷舊超越了地域文學范疇，引發(fā)關于何為故鄉(xiāng)、何為奉獻、如何面對歷史與未來的反思與追問。胡楊作為集體“信物”，象征著記憶本身歷經(jīng)時間風沙洗禮后所留存下來的最堅韌、最核心的價值意義。這一意義機制的轉化為講述屬于地域又不局限于地域的中國故事，提供了富有啟示的敘事范例。

張者作為“活動半徑大，又有堅韌的定力”37的作家，始終在不斷拓展自己的疆域，以求不自我重復，而在尋求“新變”的同時，又總能捕捉到那一束“恒定”的靈光，這或許得益于他與宏大歷史、個人經(jīng)驗獨特的對話方式。《天邊》的出現(xiàn)在其創(chuàng)作序列以及整個當代文學的新疆書寫譜系中，完成了一次重要的詩學想象與美學跨越。“天邊”這一虛實相生的意象，在張者筆下既是地理的邊陲，更是心靈的彼岸與歷史的幽深之處，從而為“邊疆”賦予了內在的豐富主體性與精神向度。由此，《天邊》為新疆書寫提供了可貴的經(jīng)驗與路徑參照：一是歷史深度與個人體驗的融合，小說將宏大歷史敘事細化為具體而微的兵團生活的描寫，使得邊疆書寫免于空洞與死板。二是地域特點與普遍議題的融合，在展現(xiàn)新疆地域獨特性的同時，叩問關于信仰、傳承、身份、環(huán)境等人類共通的宏大命題。三是多元文化共生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融合，小說敘事截取自然流淌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日常生活碎片，表達共同體意識如何植根于生動的細節(jié)與情感結構之中。不過，《天邊》這樣一種著眼于兵團日常生活的敘事策略，也存在敘事節(jié)奏拖沓，敘述語言不夠簡潔的弱點，這或許也是肆意流淌、自由徜徉的記憶詩學機制所難以規(guī)避的“風險”。

注釋：

1 王敏：《西部以西：新疆當代文學的地域經(jīng)驗與書寫策略》，《當代作家評論》2015年第5期。

2 閻晶明：《喜感之外，喜感之上——對張者小說風格的解析》，《當代作家評論》2022年第5期。

3 張者：《天邊》，原載于《收獲·長篇小說2025秋卷》，后由百花洲文藝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出版。

4 30 李洱：《張者的變與不變》，《文藝報》2021年9月1日。

5 8 29 張者：《〈天邊〉創(chuàng)作談：把大漠當青春紀念冊的人們》，《收獲·長篇小說2025秋卷》。

6 陳若谷：《新疆書寫的懷舊詩學——評張者的小說》，《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19年第4期。

7 9 10 12 13 14 19 21 27 張者：《天邊》，百花洲文藝出版社、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1、51—54、422、506、506、70、591、134、69頁。

11 24 34 教鶴然：《張者：我正在搭建自己的文學之

塔》，《文藝報》2023年3月27日。

15 23 施晨露：《張者：“上海青年不帶吃的、喝的來新疆，而是帶著書”》，微信公眾號“收獲雜志”2025年11月9日，https://mp.weixin.qq.com/s/Q207f6l1eGyrWFR0y4hfsQ。

16 《“崛起的文學天山中國式現(xiàn)代化與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座談會”專家發(fā)言摘要》，《新疆藝術（漢文）》2025年第2期。

17 [法]皮埃爾·諾拉：《記憶之場》（第1卷），孫江主編，翻譯組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25年版，第24頁。

18 [德]阿斯曼：《回憶空間：文化記憶的形式和變遷》，潘璐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55頁。

20 王春林：《雄渾奇崛的全景式兵團書寫——關于張者長篇小說〈天邊〉》，《收獲·長篇小說2025秋卷》。

22 韓子勇：《西部：偏遠省份的文學寫作》，百花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138頁。

25 28 33 [美]斯維特蘭娜·博伊姆：《懷舊的未來》，楊德友譯，譯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2、46、46頁。

26 [美]段義孚：《戀地情結》，志丞、劉蘇譯，商務印書館2018年版，第94頁。

31 李敬澤：《“祀與戎”：〈老風口〉的精神向度》,《北京晚報》2011年4月18日。

32 羅昕：《張者：我的寫作往往是從歌聲開始的》，微信公眾號“文學花邊”2025年11月11日，https://mp.weixin.qq.com/s/UbdV2I0M_LB8fPwJvnSm4Q。

35 張者：《作家要以文立身》，《文藝報》2022年11月26日。

36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第1卷），杜維沫校點，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5頁。

37 張清華：《主持人的話》，《當代作家評論》2022年第5期。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思想史”（項目編號：19ZDA274）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西南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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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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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出版社 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內容來源：《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6年第3期

作者：王本朝、周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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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鄧 寧

一審：劉豈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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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審：顏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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