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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6月6日，繼日本國會眾議院通過《有事法制》后，參院又以202票贊成，32票反對的絕對優勢順利通過了《有事法制》。它意味著日本自衛隊終于跳出了“專守防衛”的限制，可以追隨在美軍之后出現在世界各個角落；也標志著日本向政治、軍事大國化的方向邁進了一大步；還從另一側面反映了日本政治右傾化的加劇。

《有事法制》的順利通過，徹底架空了日本的和平憲法，戰爭時期日本以“有事”為借口挑起事端的歷史有可能重演，為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和平與安全蒙上了一層陰影。

2002年4月，小泉內閣正式將《有事法制》提交國會討論。其實，戰后日本并不乏有確保本土安全的法律，除日美安保條約外，還有自衛隊法案、日美防衛合作新指針、《周邊事態法》及其相關法案等，這些法律不僅足以保證日本本土的安全，還對亞洲太平洋地區造成了一定的威脅。盡管如此，日本當局還是不肯止步，又擇機拋出了《有事法制》，表明日本軍事大國化的國策已經同美國的全球戰略合拍。

1、《有事法制》的緣起

《有事法制》并非是小泉內閣的“專利”，它是戰后以來日本政界和社會右翼勢力蓄謀已久的夙愿，是修改憲法、發展軍備、建立國軍、實現軍事大國夢想的前奏曲，它的順利通過標志著日本政治右傾化的加劇，也從另一個側面凸現出日本從經濟大國向政治、軍事大國邁進的軌跡。

早在1963年，日本防衛廳就秘密研制了“昭和38年度綜合防衛圖上研究實施計劃”，又稱作“三矢研究”。該“研究”以中國和朝鮮為假想敵，主觀臆斷某年某月，中國援助朝鮮突然發動第二次朝鮮戰爭，日本為此須“整備自衛隊”、“強化警察等治安機關”、建立“民防組織”等，甚至連總理大臣屆時的電視講話也事先成稿，內中稱：我國面臨共產黨國家直接侵略的危機，為了祖國的防衛，(政府)號召國民總崛起。

1965年，該“研究”的內容被社會黨議員岡田春夫查知，披露于國會之上，于是引起社會輿論大嘩，紛紛抨擊此舉是“策劃軍事政變，否定議會民主制度”，要求追究政府和執政黨的責任。最后，防衛廳以“泄密”為由處分了26名防衛廳官員了事。

1977年，福田糾夫內閣正式授權防衛廳開展“有事法制研究”，使《有事法制》問題正式納入政府的議事日程。期間，防衛廳提交了兩次報告，詳細提出“有事”之際自衛隊出動時官民各界需要“協力”的要點，以及保障部隊作戰活動的各項法規。在此基礎上，1978年，“日美防衛合作指針”出臺，日美間還成立了“日美防衛協力小委員會”，對“日美安保條約”進行了實質性的修訂，將自衛隊的活動范圍擴大到可以協助美軍“共同作戰”。

1978年7月19日，自衛隊統幕議長(相當自衛隊最高長官)栗棲弘臣聲稱，在《有事法制》尚未制定和通過的情況下:

我國如受到突襲，自衛隊第一線指揮官必須根據自己的判斷進行超法規的行動。

言外之意是可以不受法律的約束。栗棲“超法規”的發言引起國內外輿論的強烈抨擊，結果，栗棲在一片抨擊聲中下臺。

1982年，戰時曾任皇家海軍軍需官的中曾根康弘上臺伊始，提出了一個“戰后政治總決算”的口號，主張清算戰后以來的經濟主義政治，向政治、軍事大國邁進。中曾根認為，日本正處在“重大的轉換期”，日本應該:

為人類的和平、繁榮作出積極貢獻，在國際社會上享有名譽的地位。之所以提倡建設國際國家日本，是考慮到我國在國際社會上地位的提高，寄予我國的期待和要求也將增大。

1983年，中曾根在訪美時公開宣稱:

(日本應該)全部與完全掌握控制日本海的戰略海峽，以便在出現緊急情況時不使蘇聯潛艇通過，并不會有其他海軍活動。

(日本應該成為)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艦。中曾根打著“國際貢獻”的幌子，旨在發展日本軍備，擴大自衛隊“防衛”范圍，所以，在中曾根任上，日本的防衛開支首次突破吉田茂內閣以來不超過GNP1%的限界，并躍居世界各國軍費開支的第二位。

要發展軍備、擴大自衛隊的“防衛”范圍，戰后日本和平憲法所規定的“放棄戰爭”、“不保持戰力”、“不以軍事手段解決國際爭端”等內容是一大障礙，所以，中曾根又是一個積極的改憲派。早在50年代初，他就曾上書麥克阿瑟，指責和平憲法“是美國式憲法”，是“強加在日本頭上的束縛”。

中曾根上臺后，朝野內外的改憲派對其寄予了厚望，稱:

從年輕時就燃燒著自主制定憲法熱情的中曾根內閣誕生了!

果然，中曾根組閣不久就明確表示“(日本)法律、制度都不完善，憲法也是如此”，“我個人是改憲論者，我考慮需要就憲法進行研究”，應該“打破禁區”。

所以，在1983年1月22日的自民黨大會上，明確地把“改憲方針”列入自民黨的決議中，內稱:

自主制定憲法，即自主的改正憲法是自民黨建黨以來的黨是，今后要繼續堅持和平主義、民主主義和尊重基本的人權，適應時代的變遷就改正現行憲法進行研究。

3、“地殼變動”的1999年

1998年7月，“竹下派”會長、“自民黨靖國關系三委員會”骨干成員小淵惠三登臺組閣。當時，日本正面臨泡沫經濟徹底崩潰，社會問題復雜如山的嚴重局勢。為了把國民對政治的不信任感和對政府的失望感轉移到國家主義、“愛國主義”立場上來，進而解決泡沫經濟的后遺癥，小淵內閣在政治上實行保(守黨)、保(守黨)聯合體制，先是同小澤一郎的自由黨聯合，后來又拉進公明黨，組成了自(民黨)、自(由黨)、公(明黨)三黨保守內閣。

這樣，在“保保體制”的保駕下，到了1999年，小淵內閣邁出了比歷屆政府都“躍進”的步伐，推出了一系列政治右傾化的舉策。諸如在國會設立“憲法調查會”，著手運籌修改憲法的具體事宜，這是自“55體制”確立以自民黨一直可望而不可即的夢想，表明修改憲法已經列人政府的議事日程。

再就是遵循《日美安全防衛新指針》，推出被稱作“戰爭法”的《周邊事態法》及其相關法案。按著這些法令，日本自衛隊的“防衛范圍”從“本土有事”擴展到“周邊有事”，并賦予自衛隊協同美軍作戰的三項使命，為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未來安全埋下了隱患。另外，也是在小淵任上，通過了《國歌國旗法案》，以法律形式肯定了同侵略戰爭、皇國史觀有密切關聯的“日之丸”和“君之代”等等。

可以說，小淵內閣時期是自中曾根內閣拋出新保守主義路線后，向政治、軍事大國的目標步子邁得最大，右傾化最為加劇的時期。

所以，有國外學者評論說：1999年是日本地殼變動的一年。

《有事法制》之所以順利獲得國會眾參兩院的通過，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執政黨與在野黨的政治合流。人們知道，戰后以來，代表“革新勢力”的社會黨、共產黨一直是自民黨右傾保守主義路線的對決力量，他們否認自衛隊的合憲性，反對日美安保條約，堅持捍衛和平憲法，一定程度上拖遲了日本政治右傾化的進程。

然而到了1994年，本來是最大在野黨的社會黨竟自毀長城，同自民黨聯手執政，宣布自衛隊合憲，承認安保條約，結果導致黨內分裂，國會席位大減，從此淪為二三流的在野黨，不得不更名為社會民主黨，卻難以恢復昔日在國會的影響和地位。另外，日本共產黨也是歷來否認安保條約和主張解散自衛隊的政黨，同時還主張廢除天皇制。

可是就在2003年6月21日，日本共產黨召開了第7次中央委員全會，決定修改1961年以來貫徹執行43年之久的黨章，宣布承認“自衛隊的事實存在”，“承認憲法制度上的天皇制”，并準備將黨章規定的“建立革命政府”的目標更改為“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等。這一切，都反映了日本“革新勢力”的弱勢化，在野黨在國會的影響力以及對政府的約束力、監督力等都面臨著最大的挑戰。

現下最大的在野黨是民主黨，他們的政治主張實際同執政黨沒有根本的分歧，這個黨除一部分原社會黨的右翼成員外，大多數是從自民黨分化出來的。所以，該黨贊同改憲，贊成發展軍備，主張擴大自衛隊的“防衛范圍”。據新聞媒體的調查問卷，該黨議員中至少有65%之人贊同改憲。

正因為如此，民主黨在《有事法制》的立場上同執政黨一致。2003年5月13日，在《有事法制》提交國會討論的前夕，民主黨首直人同小泉首相會談，雙方一談即合，達成協議，決定攜手推進《有事法制》的國會通過，結果在5月15日，《有事法制》順利獲得眾議院的通過。半個月后，參院又以近90%的贊成票最后通過了該法案。

最大的在野黨與執政黨政治合流，使近40年來未能成行的《有事法制》一朝通過，說明日本國會中改憲派議員已經成為主流勢力，其結果必將繼續加劇日本政治的右傾化，這是值得人們深思的。

4、所謂“集團自衛權”的行使

《有事法制》的通過，實際上置和平憲法于有名無實的地位，意味著日本朝軍事大國的目標又登上了一個新的臺階，從此，日本的海陸空自衛隊就可以追隨在美軍之后，毫無顧忌地開赴世界任何角落。所以，《有事法制》是一部威脅亞太地區和平，導致地域性軍備競賽，令亞洲諸國人民擔憂的“戰爭法”。

早在明治時期，日本軍國主義勢力就炮制出一個“民族自衛權”的歪理，主張以武力手段排除有礙帝國侵略擴張政策的“異己分子”，甚至不惜使用暗殺、暴力等手段，稱之“為了民族的利益”。“集團自衛權”便是“民族自衛權”在處理國際關系上的翻版。由于戰后日本在和平憲法中明確宣布放棄戰爭、放棄交戰權和不保持戰力，只是通過日美安保條約與美國結成軍事同盟，依靠在日本列島的美國駐軍和自衛隊保障本土的安全。

所以，日美安保條約的內容限制在“日本有事”，即日本列島遭到外來攻擊時，日美安保條約才能生效，日本的自衛隊不能走出家門，只能“專守防衛”。“周邊事態法”及相關法案出臺后，日本向軍事大國邁進了一大步，改“日本有事”為“周邊有事”，而且，對“周邊”這一概念給予了隨心所欲的解釋。按照這一法案，自衛隊實現了走出家門的夢想，可以跟在美國人的屁股后面到亞洲、太平洋等地域炫耀武力。而此次出臺的“有事法制”又大大的躍進了一步，變“周邊有事”為“各地有事”、“美國有事”，從此，日本海陸空自衛隊的觸角可以伸到世界各地，“向世界證明日本的實力"。

從“日本有事”到“周邊有事”，再到“各地有事”和“美國有事”，日本當局張揚的旗號都是所謂的行使“集團自衛權”，即美國及西方盟友的利益就是日本的利益，日美結盟反恐怖、反邪惡軸心，乃至反獨裁政治等都是行使“集團自衛權”的體現，是為“國際和平和安全做貢獻”。

伊拉克戰爭爆發后，與西方德法俄等國的態度截然相反，小泉內閣是亞洲地區、也是西方世界最支持美國軍事行動的鐵桿派，不僅表示要予以經濟的援助，而且付諸了軍事行動。

還應該指出的是，日本當局鼓吹的“集團自衛權”并非是發揮國聯的作用，而是要甩開國聯、追隨美國獨往獨來。伊拉克戰爭爆發后，《產經新聞》發表了一篇社論，認為：

國聯的集體安全保障(體制)的非現實性，已經在伊拉克問題上暴露出來，說明國聯安全保障理事會機能的不健全，是追問“國聯至上主義”功罪的時候了。

為此，社論指出：

明言之，只有強化日美同盟，真正保證(日美)同盟關系，才能行使集團自衛權。

《產經新聞》的這篇社論完全吐出了日本當局的心聲。

《有事法制》通過后，日本鷹派議員組織“確立新世紀安保體制新議員會”的103名新議員發表一項緊急聲明，聲稱“為防止北朝鮮的核武器，政府必須研究所有的對抗手段”，(北朝鮮)“對我國攻擊迫臨在即，(日本)應該保有最小限度的對敵基地的攻擊力量”，所以，“必須修改專守防衛的概念”，“重新解釋集團自衛權”等。從這些新議員們咄咄逼人的言辭中，可以體會到“集團自衛權”究竟為何物了。

《有事法制》對“武力攻擊”是這樣解釋的：一是“從外部對我國武力攻擊”；二是“發生武力攻擊的事態”。前一項該是事實已經發生，第二項則僅僅是一種“事態”而已，并未造成事實，卻劃入“武力攻擊”的范疇。

那么，對“武力攻擊事態”是如何界定的呢?

這段文字是這樣表述的:

發生武力攻擊的事態(包括有遭受武力攻擊之虞的事態)。事態緊迫、預測武力攻擊到來的事態。

也就是說，“武力攻擊”并沒有發生，只是憑主觀臆想或預測來決斷。這種令人難以琢磨的劃定范圍以及決斷標準是“有事法制”的最要害之處。

對“武力攻擊事態”所包括的范圍和認定的界限，日本政府在國會答辯時準備了一份《政府見解》，內閣的一些要員也在會上予以了答辯：

比如，“(他國)導彈雖沒落地，但(對方)著手武力攻擊時”，官房長官福田康夫認為這屬于“武力攻擊事態”，“自衛隊應行使武力”。
“某國對我國明顯表示出武力攻擊的意圖，并集結了多數艦船和飛機時”，《政府見解》明確認定:此“屬于武力攻擊事態”。

《政府見解》還對“預測武力攻擊到來”的條款具體解釋為，“某國為攻擊我國，擴充部隊，招集預備役，禁止軍隊要員外出，進行非常規的招集”，以及“為攻擊我國構筑新的軍事設施”的場合。對“有遭受武力攻擊之虞”的解釋是，“要從不失時機、有效應付武力攻擊來予以考慮”。

官房副長官安倍晉三更是毫不隱諱地道：“不完全排除先發制人。”

同時，“武力攻擊事態”并不局限在日本國內，《政府見解》劃定的范圍還包括駐外公使館(包括在外日本人和企業)，“依PKO法案和恐怖對應特別措置法在他國領域活動的自衛隊”，“公海上的艦船和飛機”等。一句話，只要日本當局認為在外日本人、機關、設施等遭受“攻擊之虞”或“預測遭受攻擊”，都可以按照《有事法制》的條款出動自衛隊“保護邦人”。

另外，與以前出臺的各項法規不同的是，《有事法制》賦予了自衛隊“戰斗權”，只要政府認定發生了“武力攻擊”或“武力攻擊事態”，自衛隊就可以到世界任何角落參與作戰。原來的《日美安保條約》將自衛隊限制在日本島內，自衛隊不能走出家門。

《周邊事態法》也只是規定自衛隊可以在“周邊”協助美軍進行三項“后方救助”活動，對武器的使用也有某些限制。而《有事法制》則不僅僅是“后方救助”，還可以“防衛出動”，“行使自衛權”，對武器的使用更沒有任何限制。這樣，當年日本軍隊以“保護邦人”為由出兵山東，制造“山東慘案”的悲劇；以及關東軍策劃“柳條湖事件”，然后打著“保護邦人”的旗號侵占中國東北的歷史還很有可能重演。因為近百年來的歷史告訴人們，日本總是以“有事”為口實欺負鄰國，如今又出臺“有事法制”，則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擔憂了。

5、賦予首相更大的權力

《有事法制》是由《武力攻擊事態法案》、《自衛隊法改正案》和《安全保障會議設置法改正案》等三項法案組成的，所以又稱《有事法制三法案》。在《武力攻擊事態法案》中明確規定“武力攻擊事態”由總理大臣認定。也就是說，無論是“武力攻擊”、“有武力攻擊之虞”，還是“預測武力攻擊到來”，都由總理大臣決斷。

即使“武力攻擊事態”與總理大臣的決斷有違，但總理的決斷只要經過內閣議決，就可以宣布“武力攻擊事態”發生，《有事法制》則生效付諸實施，國內的一切軍事、政治、經濟活動以及國民的生活就要遵循《有事法制》的法律條款運轉。此外，《武力攻擊事態法案》還規定總理大臣兼任“武力攻擊事態”對策本部的本部長。

另在《安全保障會議設置法改正案》中也規定，議長由總理大臣兼任，這樣，對策本部和安全保障會議的權限也集總理大臣于一身，這同戰爭時期的大本營體制沒有根本區別，所以被稱作“現代的大本營”。

還有，在《自衛隊法改正案》中，將原來第76條第一款的“需經國會認可”的條文刪除，在第77條中又增加一款為：

自衛隊長官在預計事態緊迫，下達命令出動自衛隊時，或認為有必要強化某地域的防務時，需經內閣總理大臣的承認。

《安全保障會議設置法改正案》也在第2條第4款后增加一款：

關于內閣總理大臣認為有必要的應對武力攻擊事態的重要事項。

這些條款都擴大了總理大臣的權限，而標榜代表民眾利益和權力最高機構的國會卻顯然被冷落，國會監督政府的作用也明顯的被削弱。可以想象，如果未來的日本內閣出現戰爭時期東條內閣那樣的獨裁政權，把日本拉向戰爭的危險不無可能。

小泉純一郎在向國會提出《有事法制》后的第二天會見記者時說：

我們從平時就要考慮如何保護國民的生命和安全，這是極其重要的法案。有備無患嘛。

官房長官福田也稱:

政府負有保護國家的責任，歷代總理都沒能提出這個法案，(今天)法案好不容易提出來了，國會應舉全力通過之。

看來，這些政治家們都貌似把國民的生命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其實，《有事法制》的另一要害之處就是把國民納入戰爭總動員體制的危險之中。無論是《武力攻擊事態法案》，還是《自衛隊法改正案》以及《安全保障會議設置法改正案》，都對各地方自治體(地方政府)、“指定公共機關”、“指定公共團體”、財、經、企各業以及普通國民提出了“協力”戰爭的具體要求，同時還修改了以往有關“罰則”的條款，即對“不協力者”予以處罰的法規。

比如:

(《自衛隊法改正案》中規定)，違反物資保管命令者處6個月以下徒刑或30萬日元以下罰金。(自衛隊在)活動地域構筑防御設施時，地主(土地所有者)對抗或阻止進入處20萬元以下罰金。

2003年3月20日，伊拉克戰爭爆發，盡管“有事法制”尚未獲得國會的批準，日本就明確表態站在美國的立場上，予以人力、財力和軍事力的援助。

戰爭接近尾聲時，小泉內閣的大員們頻繁出動，出訪西歐、中東和阿拉伯各國，展開外交攻勢，并表示在伊拉克重建時“可以派出自衛隊”。此期間，日本自衛隊還出動了F-15戰斗機同美軍聯合進行了軍事演習。2003年5月初，日本官方又決定，將派往阿拉伯海域的自衛隊艦隊延期半年，期間，這支艦隊為美國等西方10國運送了價值111億日元的燃料。小泉還公然稱，自衛隊“實質上就是軍隊"，并運動國會通過了向伊拉克派自衛隊的法案，甚至準備配置重火器，還一再表示要繼續參拜靖國神社等。

日本的舉動越發引起亞洲各國的不安，新加坡《聯合早報》評論稱：日本正走入軍事大躍進時代”。

綜上，雖然不能武斷“有事法制三法案”必然導致日本重新走上軍國主義的老路，但是，這一法制是從根本上架空和平憲法的毒藤，是推動日本向軍事大國邁進的催化劑，是再度使戰爭成為可能的戰爭法，是把國民拉上戰車、使民主和自由倒退的揭示牌，也有可能刺激“新生代”和鷹派政治家們權力欲膨脹，“為歷史留下禍根”。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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