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注定要成為地球上最偉大的國家，不是因為它的幅員和財富，而是因為它的自由和榮耀。但我們不要自欺：要讓這個國家存在，就必須團結起來。”——西蒙·玻利瓦爾，《致巴拿馬大會的召集書》，1824年。

“要在南美洲造就一個越南。我們不能讓他們把我們分裂，因為一旦分裂，我們就會被吞噬。”——埃內斯托·切·格瓦拉，《通過三大洲會議向世界人民發出的信息》，1967年。在阿比亞亞拉，也就是“我們的美洲”的政治傳記中，6月包含著一種奠基性的歷史同步性，而這種聯系長期被主流思想人為割裂。

1826年6月22日，西蒙·玻利瓦爾召集的兩洋同盟會議在巴拿馬城舊金山修道院議事廳開幕。98年后，即1928年6月14日，埃內斯托·格瓦拉·德拉塞爾納出生于阿根廷羅薩里奧。

2026年恰逢這場主權大會200周年，同時也是切·格瓦拉誕辰紀念年。這一時間重合促使人們重新接續兩者之間的思想脈絡。這并非簡單地把兩段紀念日并置，而是在說明：玻利瓦爾未竟的事業，在切的思想與實踐中找到了更激進的繼承者；他所承載的，是一種去殖民的地緣政治視野，至今仍在追問當下。

巴拿馬大會是首次以有組織方式嘗試在反殖民原則上實現“人民團結”。出席者包括大哥倫比亞、墨西哥、中美洲聯邦和秘魯的代表。拉普拉塔聯合省因深陷內戰未能赴會，智利遲到，而作為世界上第一個黑人共和國的海地，則在克里奧爾精英的默許沉默中被排除在外。

這種最初的缺席——非洲裔和原住民未被視為擁有完整權利的主體——揭示了19世紀寡頭式聯盟主義的原罪。里卡烏特·索萊爾在《拉丁美洲觀念與民族問題》以及雷納爾多·羅哈斯在《巴拿馬兩洋同盟會議：歷史與投射》中，都對此有過分析。

被世界人民銘記為“英雄游擊隊員”的埃內斯托·切·格瓦拉誕生于20世紀，但他的思想和行動扎根于1826年大會未能彌合的殖民創傷。切并不是一個抽象的“國際主義者”，而是一個具體的“我們的美洲主義者”。在他那里，核心概念“新人”要求打破一切依附鎖鏈，無論是物質層面的，還是殖民主義遺留下來的主觀層面的。

因此，紀念他的誕辰，也是在紀念那種平民化、戰斗性的兩洋同盟精神再度顯現。玻利瓦爾曾夢想這一精神，但只有從下層，也就是從“被壓迫者”出發，它才可能真正實現。

1824年12月7日通函發起的兩洋同盟會議，目標是“組成一個聯邦性共同體”，為和平與共同防務奠定基礎，以應對神圣同盟的再殖民企圖和門羅主義的抬頭。1826年7月15日簽署的《永久聯盟、同盟與邦聯條約》，是“我們的美洲”國際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克里奧爾精英保留了原有的掠奪性和種族主義結構；他們只是把伊比利亞宗主的統治，換成了對英國、隨后對美國的金融依附。巴拿馬大會之所以被抽空內容，是因為支撐它的“政治社會”將原住民、非洲裔和混血群體構成的“深層社會”排除在外。

切的思想正是針對這道裂縫展開。1952年至1953年間，他在拉丁美洲的啟蒙之旅——后來在《摩托日記》中被定格——實際上也是一次直面依附型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旅程。當年輕的格瓦拉目睹智利丘基卡馬塔礦工遭受剝削，或秘魯亞馬孫地區麻風病人遭遇隔離時，他看到的正是“和諧混血”神話的破產。

如果說玻利瓦爾在1815年的《牙買加來信》中預言，團結是抵御“北方巨人”的唯一保障，那么切則把這一預言轉化為區域革命戰略。1967年4月發表的《致三大洲會議的信》中，他提出“創造兩個、三個……許多個越南”的命題。

讓“我們的美洲越南化”的主張，從根本上說，就是以激進的方式去實現《永久聯盟、同盟與邦聯條約》的精神：不再由關在修道院里的全權代表簽署，而是由山地中的國際主義戰士以鮮血加以確認。

他選擇玻利維亞作為行動舞臺，并非偶然。在玻利瓦爾的視野中，玻利維亞是“美洲的心臟”。1966年至1967年間，切在尼揚卡瓦蘇建立游擊隊，意在把革命向秘魯、阿根廷、智利和巴西輻射，事實上重構一個擴展版的革命性大哥倫比亞空間。

這場玻利維亞事業在軍事上失敗了，但其象征遺產卻使武裝斗爭的想象獲得去殖民化。1968年死后出版的《切在玻利維亞日記》顯示，戰斗核心本身就是一個“我們的美洲”縮影：古巴人、玻利維亞人、秘魯人、阿根廷人并肩作戰。資產階級民族國家的界限在其中被淡化，“大祖國”的認同則被凸顯出來。

格瓦拉思想中的去殖民維度，也鮮明體現在他反對不加批判地模仿現成模式。在《古巴的社會主義與人》中，切猛烈批評蘇聯式經濟主義，主張通過義務勞動和政治教育塑造新的主體性。切當然認同馬克思，但這種認同是從馬姆比戰士和艾馬拉人的戰壕中出發的。

在巴拿馬大會200周年的背景下紀念切的誕辰，是一種反記憶行動。今天，一種工具性的“新泛美主義”重新抬頭，它被包裝進自由貿易和由美國南方司令部主導的“半球安全”敘事之中。在這樣的背景下，重新回顧兩洋同盟—格瓦拉傳統，顯得尤為迫切。

美洲玻利瓦爾聯盟、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以及圣保羅論壇，并非彼此孤立的現象，而是同一條時斷時續卻從未斷絕的傳統在當代的表現。這條傳統從1826年的條約延伸到切的游擊事業，中間還貫穿著奧古斯托·塞薩爾·桑地諾的反帝主義，以及何塞·馬蒂在《我們的美洲》中的批判性重述。

切并不是一件遺物。智利年輕馬普切人卡米洛·卡特里揚卡遇害，厄瓜多爾和玻利維亞原住民運動遭到刑事化，對古巴的“種族滅絕式封鎖”，以及近期圍繞亞馬孫地區的威脅，都說明“大祖國”的敵人，在結構上仍與當年挫敗1826年大會的力量相同。

不同之處在于，切所體現的“我們的美洲”意識，已經打破了政治代表權的壟斷。如今，討論團結的已不再只是克里奧爾知識精英；原住民社群、共同體女性主義者、無地農民以及城市邊緣地帶處于不穩定狀態的青年，也都在重新接續這項未竟事業。

在玻利瓦爾發出召集令200周年之際紀念切的誕辰，也是在重申：去殖民化并未隨著形式上的獨立而結束。兩洋同盟會議播下了“我們的美洲”國際法的種子，切則以第三世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實踐為其施肥。

在1965年寫給菲德爾·卡斯特羅的告別信中，切寫道：“世界上其他土地正在召喚我貢獻自己微薄的力量。”這些“其他土地”，正是1826年赴會代表們所踏上的全部土地。2026年紀念他的誕生，就是承認：只有當“新人”不再只是夢想，而成為人民革命性團結的產物時，“大祖國”才真正稱得上“大”，也才真正成為“祖國”。

在這一重新蘇醒的兩洋同盟視野中，切那不變的微笑仍在向我們發問：“永遠都要能夠對發生在世界任何地方、針對任何人的任何不公正，發自內心地感到痛苦。這是一個革命者最美好的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