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次研讀了工黨上一份競選宣言，尤其在思考，如果基爾·斯塔默爵士被替換，繼任者可能希望推行哪些政策。

既然選民投票選出的是工黨政府，我們自然有理由期待它執行競選宣言中列明的政策，而不是由后來上任的新領導人另行構想的政策。

因此，如果首相很可能被一位主張超出競選宣言范圍政策的人取代，那么斯塔默爵士維護民主的唯一做法，就是宣布舉行大選。

斯塔默爵士被形容為“有名無實的領導人”。這個說法頗為貼切：他任由內閣成員和工黨議員對他予取予求。在當下這個危險的時期，我們需要的是強有力、果斷的領導，并且始終以國家最佳利益為重。我看不到斯塔默爵士具備這種能力，也看不到那些爭相取代他的人具備這種能力。

如果奈杰爾·法拉奇和魯珀特·洛都像他們所說的那樣，真正關心這個國家的未來，那么在梅克菲爾德補選中，他們其中一人就應該退出。

從長遠看，這會讓那個把國家利益置于個人野心之上的政黨贏得極大尊重。選民很可能會在下一次大選時記住這一點。

我們在領導人身上真正應當尋找的，不是個性，而是品格。個性能吸引注意，品格才能維系信任。是否能作出艱難決定、是否會兌現承諾、是否能把國家利益置于個人野心之上，最終取決于品格。

同樣，衡量領導力，不應看口才或敘事能力，而應看是否能有紀律地落實政策。英國公眾關心的不是演講，而是住房是否建起來、候診名單是否縮短、經濟增長是否恢復、國家安全是否得到加強。公信力來自執行，而不是包裝。

在公眾對制度信心脆弱的當下，我們不妨少花些時間分析政治表演，多問一問：那些尋求高位的人，是否具備領導所需的品格，以及兌現承諾所需的能力。

白廳的相關負責人應當認真研究波蘭。波蘭如今已是歐盟內部經濟實力最強、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今年波蘭的國防預算占國內生產總值4.5%，而英國為2.5%。

英國迫切需要私人部門投資，并以新的產業戰略作支撐。這一戰略應包括國防、能源安全和基礎設施項目，以保障英國的就業和經濟增長。

授予英國稅務海關總署副首席執行官“巴斯勛章同伴”稱號，是對這個國家每一位納稅人的侮辱。英國稅務海關總署的記錄充斥著目標落空和服務標準下滑。在現實世界里，糟糕的領導會導致被解職。

顯然，建制體系看重的是官僚忠誠，遠甚于真正的能力和公共服務精神。我想，我們大概都意識到，能源大臣埃德·米利班德在提議淘汰傳統滾筒式烘干機、改用熱泵替代品時，多半不是家里負責洗衣的人。

如今他又建議禁止地暖和電熱毛巾架，甚至還可能涉及燃氣壁爐和蓄熱式電暖器。我實在不明白，他究竟設想我們大多數人，尤其是老年人、病人或行動不便者，在天氣寒冷時要如何取暖。

人們只能希望，如果正如目前外界猜測的那樣，米利班德先生將成為下一任財政大臣，那么他在唐寧街11號的任期不會長到足以推動這些改變，好讓納稅人為這些荒唐想法埋單。

如果我想在每天淋浴后用上溫暖干燥、令人舒適的毛巾，那么電熱毛巾架就是必需品。為此，我已經縮短了淋浴時間，算是對使用毛巾架作出的補償。天氣不好時，我那間溫暖舒適的浴室還會被用作室內晾衣房，因為我們家沒有烘干機。

我不得不同意卡米拉·托米尼對“Waspi女性”要求“無論花費多少都必須有所作為”的批評。我的妻子就屬于這一群體，但我們當時完全知道國家養老金領取年齡即將調整，并據此作了安排。

她們的態度，很像如今那些因汽車融資而要求賠償的人。我認為，這一群體同樣無權期待賠償。每個人當初都是在清楚了解情況的前提下，自主決定承擔這筆債務、接受這項交易的。

自2016年我開始領取國家養老金以來，受“三重鎖定”機制影響，我的養老金已上漲55%。同期，我們在斯托克波特繳納的市政稅上漲了57%。安迪·伯納姆征收的市長附加稅，確保我們的市政稅每年漲幅都超過5%的上限。

市政稅是我們每月金額最大的直接扣款，超過了能源費、水費、寬帶費和電視執照費的總和。因此，說“三重鎖定”機制大體上保住了國家養老金相對于我們最大一項不可避免支出的價值，似乎是合理的。

薩福克郡的克萊爾修道院保存著一封蒙哥馬利的裝框書信，信中用他那細長潦草的筆跡，感謝修道院在“我們前往諾曼底之前”給予他的款待。我一直覺得，這是他對那場偉大入侵行動一種頗為謙遜的說法。

你們報道說，“英國首個禿頂節幫助男性應對脫發”。1989年，已有脫發跡象的演員肖恩·康納利在59歲時，被一本流行雜志的讀者評為“全球最性感男人”。他從未像如今這些人那樣剃光頭。

我父親和康納利一樣熱愛高爾夫，外形也與他有幾分相似。有一次他去看英國高爾夫公開賽時，被一群女士團團圍住，她們誤把他當成了這位大明星，我母親對此覺得十分好笑。

3年前，我家對面的田地種植這種谷物時，我曾出現嚴重呼吸困難。今年那塊地里種的又是同樣的作物，所以我正準備囤一些抗組胺藥。作為一個啤酒愛好者，我非常支持種植這種重要的釀麥原料——只是別種在這里附近。

我沒有機會親臨1966年世界杯現場，但那時我正在瑞士度假。在那短短幾天里，作為一個身在歐洲的英國人，感覺非常美妙。每個人都想和我們握手，祝賀我們擁有“了不起的”博比·查爾頓。

1966年世界杯決賽那天，我和一群學生朋友正駕車穿過意大利。那是我經歷過最輕松的一次駕駛。公路上空空蕩蕩，我們經過的每一家咖啡館里都擠滿了意大利人，他們都在看電視轉播比賽。

我對1966年7月30日記憶猶新，那天是我的婚禮。我當時并不知道那天正好是世界杯決賽日，因為足球過去不在、現在也不在我的日常生活中。不過，我當時確實納悶，為什么婚宴上有不少男賓客突然不見了。后來才知道，他們找到了有電視的房間。

1966年世界杯決賽那天下午，我正在給40頭短角牛擠奶。“大宅子”里的廚娘兼管家走進來告訴我們，英格蘭贏了。那些牛隨后反芻得格外起勁——至少我覺得是這樣。

邁克爾·迪肯說得對，教兒子懂足球是一項重要的社交技能。我母親那一代女性在學校里會學板球，“這樣你將來就知道丈夫在說什么”。女權主義者也許會嗤之以鼻，但想想看，那些一起觀看或收聽板球測試賽、由此增進的婚姻和諧時光，也自有其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