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陰侯列傳》，《史記》，中華書局，1979，卷九十二，作者藏書

作者簡介：劉火，本名劉大橋。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四川省文藝評論家協會顧問。有當代文學評論集《破殼的聲音》、散文集《緬懷清苦》、《獨自行走》，文史隨筆集《風月原本兩無功》、《敘州舊跡》，“金學專著”《瓶內片言——劉火說〈金瓶梅〉》、唐詩研究《唐詩瑣議：地域辨識與鑒賞流變》、中西比較文化集《茶的力量》等多種出版。 當代文論與古典文論曾獲“四川省文學獎”、四川省“巴蜀文藝獎”等獎。

楚漢相爭正熾時，有人勸韓信“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韓信回答說：“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史記/淮陰侯列傳》）。可見，韓信叛項投劉的主要原因是，劉給的官要比項給的官位大許多。

這里涉及到一個重大的帝制鐵律和帝制倫理。

在兩千多年的帝制過程中，“成王敗寇”一直是其主題之一。“成王”一直是“亂臣賊子”的動力與夢想，而“敗寇”則是正史里正大光明的譴責。

《資治通鑒/漢紀四》記，韓信被誅后不久，英布反，劉邦問“何故而反”，鯨布答“欲為帝耳”。算得上蓋世英雄的鯨布，面對漢帝之問，直言不諱：反事成即王，事敗便是階下囚刀下鬼。

盡管司馬遷的《史記》為“敗寇”的項羽列入“本紀”。但《史記》之后，沒有哪一部正史再如此隆重地為一位“敗寇”寫過“本紀”。連建立過“新朝”的王莽，也只在班固的《漢書/卷九十九》的“傳”里。《史記》的記年，也是從項、劉滅秦（公元前207年即秦子嬰元年）開始的，即漢（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也就是說，今天我們讀到的正史記年是以劉入咸陽開始的。換言之，項/劉爭霸的五年，不記項而記劉——這就是典型的“成王敗寇”。

中華帝制基本完備，始于秦興于漢。在君臣關系，先有人告韓信反，劉邦采用陳平計“游云夢”擒了韓，但劉并沒有處死韓，而改封淮陰候。再就是劉與韓關于“將兵”與“將將”對答的佳話。這些看起來，君臣關系并非劍拔弩張（后來的，趙匡胤的“杯酒釋兵權”是乎更溫情一些）。但是到了韓信的“狡兔死，良狗亨；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時，這就道盡了君臣的死結與宿命。劉邦用陳平計奪其韓信權，呂雉用蕭何計奪其韓信命。呂后殺了韓信，劉邦得知此事后，《史記》、《漢書》都寫道，劉“且喜且憐之”。“喜”者，無人再（敢）反；“憐”者，便可能有多種解讀。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對于韓死來說，劉的“憐”或許就是“鱷魚的眼淚”。

對于主宰者和勝利者即“成王”來說，沒有懺悔，也從來不需要懺悔。這是帝制的天條，也是帝制的倫理。這不僅是中華帝國的天條和倫理，同樣是與東漢大致相當時間興起的羅馬帝國的天條與倫理。十八世紀啟蒙主義英國著名的歷史學家受德華·吉本，在其皇皇巨制《羅馬帝國衰亡史》(漢譯共六冊，吉林，2011)里，多次記錄羅馬帝國史上的王與臣的血腥絞殺事件。如格拉提安（359－383），一位年輕有為的羅馬君王，但因追求榮譽、崇尚信仰和炫耀技藝，把管理政府的權力委于野心家任其玩弄權術，不到25歲就被臣子謀害。羅馬帝國史上最年輕的帝王（不到二十歲），僅僅作帝王四五年后便成塵成土！《羅馬帝國衰亡史》多次用“陰謀”、“殺戮”和“篡奪”，來敘述羅馬帝國君王更替的歷史。多次用“僭主”來敘述王臣的關系。在《羅馬帝國衰亡史》第三十章，一個英國歷史學家，竟然用了中國拓跋氏從邊地游牧民族成長為中原帝國君王以及建立北魏政權之后的王權爭奪的歷史，來佐證帝國王臣間的關系！

本文所引在第Ⅲ冊，作者藏書

說回漢王與韓信。于高祖與淮陰侯的關系與韓信被誅的結局，主流歷史觀有兩種態度。一種是最早記載這一事件的司馬遷，一種是唐人司馬貞。司馬遷認為“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那么韓的下場就有可能改寫，這一觀點被宋人司馬光所認可（見《資治通鑒/ 漢記四》）；但是同為司馬氏的唐人司馬貞則認為“君臣一體，自古所難”（見《史記/淮陰侯列傳》“索隱述贊”）。前者認為人性可以改變歷史；后者則認為，制度設計即帝國的制度設計，可能是有問題的。前者，歷史斷沒有“假令”。歷史就是一件又一件發生的事件的累積。帝國的制度一旦成為“天條”，它便不可能逆轉，也沒有逆轉。在這樣的累積和無法逆轉的線性中，我們或許項多可以發現歷史的一些幽微：《史記》將敗者列入“本紀”，或許在上古（按陳寅恪的歷史分期：秦漢/上古，唐宋/中古，明清/近古）時的史家尚有“三王德治”的遙想和期望。這是前人沒有的，也是后人沒有的。即便如此，有一點是我們無法回避的，那就是在帝制中，君主永遠是主宰者——即便明朝天啟年間的權滿朝野上下的閹佞魏忠賢也只能稱九千歲。只有到了改朝換代時，才有可能出現“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君臣一體，自古所難”，且是一個死結，雖然它已經觸及到帝制的本質，但在為其帝制漂白的諸種話術中，“成王敗寇”和“打江山坐江山”天經地義。但卻如此吊詭：于秦，劉邦是“賊子”：于漢，劉邦是新“王”。于西漢，王莽是亂臣；于新朝，王莽是王。這種輪回一直到朱元璋（甚至到一段時間是王最后是寇的李自成、張獻忠、洪秀全）。在劉邦與韓信的糾葛中，王夫之既看得清也迫于無奈。王夫之一方面認為，漢王破項羽后即應“馳奪韓信軍”，便可以“天下自此寧矣”，因為“大敵已平，信擁強兵也何為”；另一方面，王夫之認為“古之帝王（堯舜，筆者注），昭德威以柔天下”。王夫之責難韓信，是因為韓信的野心所在；埋怨劉邦，是因為劉邦缺乏堯舜之德。于此，王夫之雖說沒有直接譴責帝制根本，但王夫之認為帝王的高德是可以感化天下的（見《讀通鑒論/卷二》）。對于劉邦韓信君臣兩端，王夫之有其比司馬遷與司馬貞過人之處。即對儒教政治倫理的“君臣一體”雖沒可能，但是，懷疑則是王夫之的態度。

大字本，全十冊，中華書局，1975。所引一冊，卷二《漢高帝》，作者藏書

法國的啟蒙運動最重要的武器即“懷疑”。《蒙田隨筆》即是懷疑的經典文本。

自意大利十五、六世紀的文藝復興始，到英十七、八世紀的工業革命，西方廢除帝制走向共和的進程中，憲政成了不二法門。因此，我們才會讀到那句驚世駭俗又聳人聽聞的話：“一切國王，不可避免地必然都是人類公敵”（﹝英國﹞葛德文《政治正義論》）。

從人性和儒家倫理去解讀和批評帝制，“君臣一體”或“君民一體”的神話便會長久的神話下去。換句話說，只有當“主權在民”（﹝法國﹞盧梭《社會契約論》）不僅成為公民理念還要成為社會治理模式時，才有可能徹底擺脫“君臣一體”或“君民一體”的神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