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戀考上大學后將我拋棄

我叫周正陽，今年四十二歲，在省城一家國企做中層管理。我的妻子叫林晚秋，比我小三歲，是省人民醫院的婦產科主任醫師。我們結婚十五年，有一個女兒，今年上初中。

可每當夜深人靜的時候，我偶爾還會想起二十九年前那個夏天，想起那個在村口老槐樹下哭著對我說“我們不是一個世界的人了”的女孩。

她叫趙明薇，是我青梅竹馬的初戀。

我們從小在一個村子里長大，兩家的地挨著，夏天的晚上一起在曬谷場上數星星，冬天一起在結了冰的池塘上滑冰。初中三年，高中三年，我們在一個班坐了六年。她成績好，永遠年級前三名；我成績也不差，但跟她比總差那么一口氣。

高三那年，她悄悄塞給我一張紙條，上面寫著：“正陽，我們一起考大學，去省城，去大城市，以后再也不回來種地了。”

我把那張紙條折好，放在貼身的口袋里，放了一年多，反復摩挲到紙面起毛、折痕處快要斷裂。可命運沒有按照紙條上的劇本走。那年的高考，她考上了省城師范大學，而我的分數差了一截，連大專的線都沒夠上。

放榜那天，她站在學校門口的紅榜前面，看著自己的名字在第二排，眼淚一下子就出來了。她轉過頭來看我，我站在人群后面，假裝在看別的方向，假裝我根本不在意那張紅紙上的名字里沒有我。可她朝我走過來的時候，腳步很慢，每一步都像是在踩碎什么東西。她走到我面前，拉著我的手說：“沒關系的，你復讀一年，明年一定能考上。”

我點了點頭，說好。

可復讀是要錢的。我爹蹲在門檻上抽了一整夜的旱煙，第二天早上紅著眼睛跟我說：“娃，家里實在拿不出復讀的錢了。你弟還在上初中，你媽身體又不好……”我說爹我知道了，我不復讀了。

那個暑假，我跟著村里的建筑隊去鎮上做了兩個月小工，一天十五塊錢，扛水泥、搬磚頭、攪沙漿，肩膀磨破了一層皮，結了痂又磨破。每天晚上回到工棚，我躺在硬板床上，渾身疼得翻不了身，可我心里想的是趙明薇——她在省城過得好不好，新同學好不好相處，食堂的飯菜合不合胃口。

她偶爾會給我寫信，藍色的圓珠筆寫在印著師大抬頭的信紙上。她說省城很大，說她們宿舍住了六個人，說食堂的紅燒肉沒有我媽做的好吃。我把那些信看了又看，壓在枕頭底下，每天晚上睡前再摸一摸，像是在確認她在那個遙遠的世界里依然跟我連著線。

可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她的信開始變少了。從一周一封變成兩周一封，從密密麻麻寫滿兩頁紙變成一頁紙都寫不滿，措辭也從熱切的分享變成了客套的問候。我心里隱隱有預感，可我不敢往深處想，怕一想，那根連著我們之間的線就真的斷了。

那年六月，她放暑假回來了一趟。我去村口接她，她穿著一件我沒見過的白色連衣裙，頭發剪短了，燙了卷，整個人看起來跟村里那些姑娘已經完全不同了。她站在村口那棵老槐樹下面，陽光透過樹葉的縫隙落在她身上，斑斑駁駁的，像一幅我夠不著的畫。

她看到我，笑了一下，可那個笑容里沒有以前那種亮晶晶的東西了，只剩下一種禮貌的、客氣的、像是在跟一個遠房親戚打招呼的疏離。

“正陽，”她說，“我這次回來，是有話要跟你說。”

我們坐在老槐樹下面的石墩上，那些石墩是我們小時候經常坐的，表面被磨得光滑發亮。她低著頭，手指不停地絞著裙擺，憋了半天，終于把那句話說出了口：“正陽，我在學校里交了一個男朋友……他是城里人，爸媽都是老師。他對我挺好的……我們……分手吧。”

我坐在石墩上，頭頂的槐樹葉子被風吹得嘩嘩響。那一年的蟬在叫，聲音拖得很長很長，像一根繃緊了的弦被人慢慢擰斷。我的手指插在膝蓋之間的縫隙里，指甲嵌入另一只手背，感覺到一點鈍痛，但不是很清晰，像隔著一層很厚的水。

“是他比我好，還是你覺得我追不上你了？”我問她。

她的眼眶紅了，沒有回答。可沉默本身就是回答。我忽然覺得胸口有什么東西正在往下墜，不疼，就是空落落的，像一口井忽然被人抽干了水，只剩一個黑洞洞的口子對著天。

“好，”我說，“我不耽誤你。祝你前程似錦。”

那天晚上，我一個人在老槐樹下坐了一整夜。月亮從東邊升起來，又落到西邊的山脊后面。我抽了一包半的煙，嗆得眼淚直流，不知道是因為煙，還是因為別的什么。

幾天后，村里來了征兵的人。一輛軍綠色的卡車停在村委會門口，車身上刷著“參軍光榮”四個大字。我站在那輛卡車前面，看著那幾個字看了很久，然后走進去報了名。

我沒有告訴趙明薇我要去當兵。她出發去省城的前一天，我一個人偷偷站在村口，躲在一棵梧桐樹后面，看著她坐著她爸的拖拉機，突突突地沿著土路遠去。她坐在拖拉機的后斗里，抱著一個藍色的編織袋，背影越來越小，最后消失在路盡頭揚起的塵土里。我站在那棵梧桐樹后面，把自己站成了一根不會說話的樁子，直到那些塵土完全落定，才轉身往回走。

部隊的生活比我想象中要苦得多，也比我干過的建筑隊要累得多。新兵連三個月，我瘦了十五斤，黑了兩個色號，手上磨出的繭子比在建筑隊時還要厚。可我沒有叫過一聲苦，因為我知道，這是我唯一的路。

白天拼命訓練，晚上熄燈之后，我躺在被窩里，用手電筒照著看借來的課本。連長查鋪的時候發現過一次，沒收了我的手電筒，可第二天他又把我的手電筒還給了我，對我說了一句話：“小子，你要是真想考軍校，我支持你。但訓練不能落下，體能過不了關，文化課再好也沒用。”

我把他的話記在心里，訓練更拼命，學習也更拼命。憑著一股“不能讓任何人再看扁我”的勁頭，我在第二年入了黨，第三年考上了南京的一所陸軍指揮學院。

拿到錄取通知書的那天，我一個人跑到營區后面的山坡上，對著遠處被夕陽染成金紅色的天際線，放聲大哭了一場。哭完之后，我用袖子胡亂擦了把臉，走回營區，繼續參加晚點名。

軍校四年，我拼了命地學，拼了命地練。射擊、戰術、指揮、體能——每一門課我都爭取優秀。畢業那年，我以綜合排名前十的成績被分配到北方某機械化步兵旅，授銜中尉，擔任排長。

那幾年里，我偶爾會想起趙明薇，但已經不是因為放不下，而是把她當成一個坐標——一個讓我知道我絕不能再回到原點的坐標。

后來我慢慢從排長干到了連長，又從連長干到了營級參謀。二十九歲那年，我被調到師部作訓科當參謀，也正是在那里，我遇到了改變我后半生的那個人。

她叫林晚秋，是師后勤部衛生科的一名軍醫。她的父親林振國，是當時的師政委，大校軍銜。

我第一次見到她，是在一次師部的例行體檢中。她穿著白大褂，戴著口罩，只露出一雙眼睛。那雙眼睛很亮，像兩汪清水，說話的聲音不大但很清楚。她給我量血壓的時候，發現我手臂上有一道舊傷疤，問我是不是訓練時留下的。我說是，幾年前搞野外生存訓練時被樹枝劃的，沒當回事，自己長好了。她皺了皺眉說：“傷口處理得不干凈，里面有殘留的異物，最好重新處理一下，不然以后會反復發炎。”

她給我重新清理了那道舊傷疤，動作很輕，上藥的時候還特意吹了吹，問我還疼不疼。那個動作讓我一下子愣住了——因為小時候我媽給我上藥的時候，也是這樣。坐在師部衛生科那張椅子上，我看著她低頭認真處理我手臂上那道早就被我遺忘的舊傷口，心里有什么東西正在以一種極其安靜的方式緩緩復蘇。

后來我開始找各種理由去衛生科。先是換藥，然后是復查，然后是我帶隊搞訓練時一個戰士扭傷了腳踝，我帶他去衛生科，順便在她辦公室門口站了一會兒。她大概是看出了我的那點小心思，但沒有點破，只是每次都會給我倒一杯水，跟我聊幾句家常。

幾個月后的一個周末，我在師部大院的籃球場上打球，不小心崴了腳，一瘸一拐地去衛生科。那天值班的正好是她。她看到我那副狼狽樣，先是忍不住笑了一下，然后讓我坐下，蹲下來給我檢查腳踝。她的手按在我腫起來的腳踝上，涼涼的，力道剛剛好。

“周參謀，你最近來衛生科的頻率是不是有點高了？”她低著頭，沒有看我，語氣卻帶著一點很淡的笑意。

我坐在那張檢查床上，腳踝還被她握在手里，心跳聲大得連我自己都覺得整間屋子都能聽到。

“林醫生，那我以后是不是不用來了？”

她抬起頭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帶著一點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然后她松開了我的腳踝，站起來，摘下口罩，露出整張臉——她長得不算驚艷，但五官溫婉耐看，笑起來的時候眼角微微彎起，像一輪安靜的月牙。

“你可以換個理由來，”她說，“比如請我吃頓飯。”

那天晚上，我請她在師部外面那家蘭州拉面館吃了一碗拉面。她加了一個煎蛋，我加了兩份牛肉。她吃面的樣子很認真，會先把香菜挑出來放在碗蓋上，再一筷子一筷子地慢慢吃完。吃完之后她放下筷子，用一種我至今記憶猶新的認真表情對我說了一句話：“周正陽，我是認真的。你要是想追我，就認認真真地追。我這個人不喜歡拖泥帶水。”

我就喜歡她這種性格——不藏著掖著，不拐彎抹角。我把碗里最后一口湯喝完，放下碗說：“好，那我也是認真的。”

我們在一起之后，我才從別人口中聽說了林晚秋的一些過往。她是林振國政委的獨生女，醫科大學畢業后原本可以留在省城的大醫院，但她主動申請下部隊，在基層衛生隊干了兩年，后來才調到師部衛生科。她業務能力過硬，性格也獨立，但在婚姻大事上卻頗為坎坷——之前別人給她介紹過幾個對象，有部隊的軍官，也有地方上的干部，但都沒成。有的是她嫌對方太大男子主義，有的是對方嫌她“太有主見”，有的是兩個人性格實在合不來。

林政委有一次在我們作訓科的走廊上碰到我，叫住了我，用一種看似隨意實則經過深思熟慮的語氣對我說了一句：“小周，你跟我女兒的事，我聽說了。我不反對，但我有一個要求——你要是真想娶她，就得真心實意地對她好。你要是敢欺負她，我這個當爹的第一個不答應。”

我說：“首長，我要是娶了她，絕不會讓她受半點委屈。”

他看了我一會兒，點了點頭，走了。他那個點頭很輕，幾乎看不出來，但我能感覺到，那是他作為一個父親，第一次把女兒的終身大事往我這個方向松了松手。

我們交往了一年，在第二年春天結了婚。婚禮在師部禮堂舉行，沒有鋪張，只請了雙方的至親和一些戰友。林政委那天穿了一身便裝，坐在臺下第一排，全程表情嚴肅，但在他把女兒的手交到我手里的時候，我看到他飛快地用手背擦了一下眼角。

婚后我才慢慢發現，我娶到的不僅是一個好妻子，更是一個好到讓我時常覺得自己“撿了漏”的人。

林晚秋看著文文靜靜的，骨子里卻有一股不服輸的勁兒。她白天在衛生科坐診，晚上回家還要看專業書、寫論文。婚后第三年，她考上了軍醫大學的研究生，脫產學習了兩年，回來之后被提拔為衛生科副主任。后來她又攻讀了博士學位，成了省城那家三甲醫院的特聘專家。一路拼下來，如今她的學術頭銜比我的軍銜還要亮眼。

可我從來沒有覺得自己低她一頭。因為她從來沒有用她的成就來壓過我。在家里，她永遠是那個會在深夜我加班回來時給我熱飯、在我出差前替我整理好行李、在我爸媽生病時比我還上心的妻子。

而我媽對這個兒媳婦更是滿意得不得了。有一次我媽跟我說了一句讓我鼻酸的話：“兒子，你娶了晚秋，是咱老周家祖墳冒青煙了。你可不能讓她受委屈。”

我說：“媽，你放心，我知道。”

有一次我結束野外駐訓回到家里，半夜胃病犯了，疼得在床上蜷成一團。林晚秋二話不說，把我拖上車，拉到她們醫院急診室，親自盯著值班醫生給我做檢查、開藥。折騰到凌晨三點，她把我安頓在病床上，自己坐在旁邊的椅子上，靠著墻就睡著了。我側過頭看著她在日光燈下微微蹙著眉頭、嘴角還掛著一絲沒來得及擦掉的白色藥沫的睡臉，忽然覺得自己這輩子做得最正確的一個決定，就是在那個秋天崴了腳，一瘸一拐地走進了師部衛生科。

結婚十五年來，我們從沒有因為錢的事紅過臉，沒有因為兩家老人的事吵過架。她尊重我的父母，我也尊重她的父親。她支持我的工作，我也理解她的事業。我們像兩根各自生長了三十多年的樹，在某個恰到好處的季節里，根系自然地纏在了一起，不互相爭奪養分，卻一起站得更穩。

前幾年我回了一趟老家，在村口那棵老槐樹下面碰到了一個同村的大嬸。她認出了我，拉著我的手說了一大堆村里的事，說著說著提起了趙明薇。

“你還記得趙家那個閨女不？就是考上大學那個。她后來嫁到省城去了，嫁了個公務員，日子過得好像也還行。但前兩年聽她媽說，她老公在外面有人了，兩個人鬧了好幾年離婚，最后離了。她一個人帶著孩子過。”大嬸說這話的時候，語氣里帶著一種農村特有的、對不圓滿婚姻的唏噓和不以為然，“當年村里人都說她嫁得好，誰能想到呢……”

我站在那棵老槐樹底下，聽著這些話，心里沒有波瀾，也沒有任何想要感嘆的情緒。那些陳年往事就像一片落在水面的枯葉，在水面上浮了一會兒，就被一陣風吹走了。

不遠處傳來汽車喇叭的聲音——林晚秋開著車來接我了。她搖下車窗，探出頭來對我說：“正陽，媽讓咱們回去吃飯，說燉了排骨。”

我沖她擺了擺手，轉頭對那個大嬸說：“嬸子，我先走了，我老婆來接我了。”

大嬸伸長脖子朝路口看了一眼，看到那輛白色轎車和駕駛座上的女人，嘴里嘖嘖了兩聲：“那是你媳婦？看著可真精神。”

我沒有回頭，只是笑著走過去了。

我拉開車門坐進副駕駛，林晚秋遞給我一杯熱豆漿，說：“早上沒吃東西吧？先墊一墊。”豆漿的溫度透過紙杯壁傳到我的掌心里，暖融融的，帶著一絲微甜的氣息。

車窗外，那棵老槐樹的葉子在午后的陽光下泛著一層油亮亮的深綠色，像一把撐開的大傘，罩著它下面那塊已經被磨得光滑發亮的石墩。我坐在副駕駛座上，手里握著那杯溫熱的豆漿，看著那棵漸行漸遠的老樹，那條曾經塵土飛揚的土路早已鋪上了平整的柏油，路邊裝上了太陽能路燈。

林晚秋打開了車載音響，放了一首舒緩的老歌。

“想什么呢？”她問我。

“沒想什么，”我說，“就是覺得現在挺好的。”

她笑了笑，沒有再追問。她開車的姿勢很放松，一只手搭在方向盤上，另一只手隨意地擱在換擋桿上。陽光從擋風玻璃外面照進來，落在她眼角那幾道淺淺的細紋上。那雙眼睛跟十五年前我在師部衛生科第一次見到時一樣亮，依然像兩汪清水。

我低頭喝了一口豆漿，溫熱的液體順著喉嚨滑下去，整個人都暖了。有人說，人的一生會遇見兩個人——一個驚艷了時光，一個溫柔了歲月。我遇見了兩個。但留下的那一個，一直在副駕駛座上放著我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