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六個月大時與母親在馬薩諸塞州安角合影，攝于1984年。? 作者提供

利維坦按：

我們習慣于把財富視為一種缺席的經驗：大多數人都在想象，如果自己更富有一些，生活會變得怎樣。然而極少有人反過來思考：當財富多到足以改變幾代人的命運時，它會如何塑造一個人的心理世界？

對于億萬富翁而言，金錢不再只是交換媒介，而成為家庭關系、社會身份、欲望與恐懼的載體。它能夠創造前所未有的自由，也可能制造難以察覺的孤立；能夠給予安全感，也可能讓人永遠無法確定他人的愛意究竟來自真心還是利益。財富并沒有讓人超越人性，相反，它只是以一種更極端的方式，將人性的困境暴露出來。

我記不清自己是從什么時候開始對財富產生意識的。7歲那年，我在馬薩諸塞州劍橋的一所私立貴格會學校就讀，每當來自波士頓郊區的富裕同學到我家做客，看到我家房子比他們小得多，我都會感到難為情。后來，搬到弗吉尼亞州阿靈頓，轉入公立學校，情形恰好相反：我又因為自家的房子比某些朋友家寬敞，而感到不太好意思。房子的大小，是我最早用來衡量財富的標尺之一。

財富始終是我心中暗自糾結的話題。我父親成長于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而我母親則家境優渥：她父親是最早一批億萬富翁之一。盡管我在物質上是以中產階級的方式被撫養長大的，但我的身份認同卻同時吸收了父母各自出生階層的兩個極端——既繼承了特權所帶來的那種自信與冒險精神，乃至一種無所不能的感覺；同時也汲取了白手起家所磨礪出的節儉、堅忍與執著。

我的外祖父從不質疑自己的社會地位，以一種非凡的毅力追逐財富。我對他最早的記憶，定格在他位于紐約州米爾布魯克（Millbrook）的鄉間莊園：我在泳池邊抓蠑螈；參觀他飼養獵犬的狗舍；魚子醬是晚餐上的尋常之物。盡管他如今已年屆九旬，他的影響依然顯赫——作為一個族長，他曾以穿著歐式小泳褲的舉止令南安普頓那個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聚集的海灘俱樂部大為震驚；在任何事上都爭強好勝（連我和弟弟小時候和他下雙陸棋，他也要贏）；盡管他為人低調，但每個人都渴望得到他的認可。

作為一個二戰后來自雅典一個顯赫航運家族的希臘移民，我的外祖父在6歲時抵達美國。他趕上了因二戰海軍軍艦交接而引發的希臘航運業暴利繁榮期。當時，人們可以低價購買退役軍艦，并將其重新改裝以服務新開辟的貿易航線，這意味著希臘人憑借著希臘政府擔保的廉價銀行貸款，徹底主導了戰后的航運業。作為一眾姐妹中唯一的兒子，我的外祖父被選定為承繼其父親工業遺產的人。20多歲時，他視這份與生俱來的使命感受為一種沉重的負擔，并由此開始反叛。他從普林斯頓大學退學，想要追尋波西米亞式的夢想、寫小說——直到我外祖母懷上了我母親，才終結了他的文學抱負。他盡職盡責地承擔起了養家糊口與航運大亨的角色。

作者的母親與她的父母，攝于幼兒園入學第一天，紐約市公園大道，1963年。

我外祖父繼承了其父親財富與公司的大部分份額。他的姐妹們——如今已是身經百戰的訴訟老手——至今堅持認為，他并未按照其父親遺囑的規定贍養當時仍在世的母親、也沒有照料她們，而是將家族中的女性邊緣化，將資產投入自己的生意和藝術品收藏。

他自己的幾個女兒長大成人后，所獲得的支持也遠不及她們認為應得的（盡管他確實為每個女兒支付了購房首付和一筆退休儲備金）。我母親和她的姐妹們帶著“公園大道”（Park Avenue，美國紐約市的一條著名街道，并由此衍生出“富貴、高檔”等文化象征。編者注）的心態在生活中穿梭，而這種心態與她們捉襟見肘的實際經濟狀況格格不入。她們偏愛彈性的兼職工作，以便擁有時間和自由，將自己投入生活中更有滋味的部分——旅行、愛情、為人母的體驗、智識與精神上的探索。她們以熱情與活力面對生活——用希臘語說，叫做“meraki”（意為“用愛與靈魂去做事”）——以此補償那個曾經習以為常的奢靡世界的消逝。

20多歲時，我在極度節儉與揮霍享樂之間搖擺不定。

有了這扇窺視上流社會的小窗，我成了一個觀察者，注視著那個世界種種的怪癖與諸多令人不齒的特質。財富的世界，是終極的圈內亞文化。我總覺得它帶著一種冷漠、麻木、缺乏靈魂的特質，在文化上顯得空洞無物。正如我后來所了解到的，超級富豪的子女和孫輩放棄優渥的生活，遠離金錢和權力的情形并不罕見。

我能如此坦然地放棄階級特權，很大程度上來自我的父親。他成長于密蘇里州金城一個貧困的農耕社區，每日生活花銷不足一美元。他所在的縣是全美最晚通電的縣之一。我父親堪稱是一個活生生的“霍雷肖·阿爾杰式”（Horatio Alger）的勵志故事——憑獎學金進入哈佛，自己闖出了一條人生之路。

作者的父親（前排右一）與他的四個姐姐和表兄弟姐妹在密蘇里州金城合影，攝于1954年。

作者的母親還是嬰兒時，和她的英國保姆在紐約中央公園的合影，1959年。

我父母截然不同的階級視角，影響著他們對幾乎所有事情的態度——我母親依賴的是一種富足、優越感，有時甚至是一種理所當然的心態；我父親則更為謹慎、節儉、規避風險——勤勉努力，卻時常在那些“不屬于他”的場合里陷入羞怯和局促。一位家庭朋友曾如此描述我父母的差異——看他們削梨的方式：我父親一絲不茍，確保果皮上不留一絲果肉；我母親則顯得有些馬虎。這個觀察在我心中久久縈繞。我始終在他們各自的世界之間努力尋找自己的位置。

作者的母親，刊登于《城鎮與鄉村》雜志（Town & Country Magazine）1981年12月號“社交界最受矚目的單身女性”專題。

除了我母親是第一代美國人、“公園大道的流亡者”之外，我父親向中產階級的躍升同樣意味著他進入了一個與自己成長環境天差地別的世界。在密蘇里州帝國草原（Empire Prairie）地區，童工與家務勞動是生存的一部分。隆冬時節，他要抱著一塊熱鐵入睡——因為作為七個孩子中的第五個，他沒有自己的房間，只能睡在門廊上，暴露在風吹日曬之中。他的身份認同，與我外祖父的判若云泥——后者在晚年的大部分時間里，住在紐約光鮮的卡萊爾酒店（Carlyle Hotel），有門房、廚師和服務人員隨侍左右。然而，兩個男人都將“自食其力”視為安身立命的核心，這一共同價值觀，在他們之間催生了某種程度上的相互尊重。

我父親受到了母親家族的歡迎。事實上，跨越階級的婚姻在希臘社會中相當普遍——尤其是貴族之女嫁給有志進取的商人之子時，更是如此。人們對貴族出身的男子有一種不信任感——被優渥的成長環境所寵壞，他們還能有多少拼搏的動力與養家的擔當？

超級富豪的子女和孫輩放棄優渥的生活，遠離金錢和權力的情形并不罕見。

我父母的理財能力都很差。兩人都沒能從各自的家庭中習得儲蓄養老的觀念。我父親的父親是一個小農，在我父親14歲時死于一場拖拉機事故，既無養老金也無積蓄。后來還發現他從未繳納過稅款，家庭由此背負了沉重的債務。而我母親那種“五餅二魚”式的財務觀——凡事仰賴機緣與遺產——則將一切都托付給了命運。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都是局外人。

作者的母親體驗農耕生活，攝于密蘇里州金城，1982年夏。

這種局外人的身份對我而言頗具浪漫色彩。下層或上層階級心理的極端，似乎與更強烈的生命力與真實感產生著共鳴。20多歲時，我在極度節儉與揮霍享樂之間搖擺不定。大學時，我幾乎從不外出用餐。我以每月320美元的價格蝸居在一間沒有正經門的小臥室里，卻會飛去里約熱內盧狂歡。白天，我活出了一種新教徒式的工作倫理；夜晚，我沉溺于特權式的享樂主義。

如今年歲漸長、心境趨于平和，我以一種會讓年輕時的自己大為震驚的方式，皈依了中產階級的美德。我發現自己擁有一種父母都不具備的才能——在主流美國文化中游刃有余。擁抱中產階級身份，給了我歸屬感、經濟安全感和心理上的安全底氣。借用早期英國哲學家的說法，隨著時間的流逝，我開始欣賞一種“中間立場”身份所內含的心理自我調節能力。大衛·休謨（David Hume）在1742年的文章《論中間生活狀態》（Of the Middle Station of Life）中，早早地為中產階級生活的優越性背書。他認為，“中間狀態”提供了“美德最充分的保障”，并指出下層階級的生活是一種“忍耐”與“順從”的生活。他相信，中產階級擁有發展友誼、習得智慧與發揮能力的最大機遇。我漸漸認同了他的看法。

作者的父母，攝于相識后不久，馬薩諸塞州劍橋，1982年。

億萬富翁財富、權力與影響力的顯著膨脹，如今頻繁出現在各類新聞報道中。大約每天都會誕生一位新的億萬富翁。在未來10年內，我們正在走向培育出至少5位萬億富翁的軌道[1]。皮尤研究中心（Pew）最近一項關于不道德行為的調查發現[2]，僅有18%的美國人認為“極度富有”是不道德的。賭博、離婚、外遇、體罰孩子和吸食大麻，都被認為遠比它更應受到譴責。

是什么使人們對失控的財富積累如此寬容？

在某種程度上，億萬富翁階層的涌現，讓我們自己那些尚未實現、無拘無束的成功夢想得以延續，也暴露出我們內心深處對其財富戰利品的隱秘渴望。然而在另一些時刻，我們卻對他們大加撻伐：億萬富翁們難道不是在威脅那個支撐普惠經濟的社會契約嗎？無疑，我們應當讓億萬富翁成為瀕危物種，用稅收將他們逼出歷史舞臺。畢竟，億萬富翁的劣行已成為一個相當顯著的社會議題。我們都讀到過科技巨頭們以小劑量氯胺酮助興、干預政治選舉與政策走向、舉辦鋪張婚禮、出于對人口增長的錯誤倫理判斷而在婚外大量生育后代，以及在配備了預備役營地和死藤水冥想靜修所的莊園里，活出一套充斥著毒性男子氣概的人生劇本。一些心理學家甚至走得更遠[3]，將超級富豪診斷為具有“一系列相互關聯的人格特質——馬基雅維利主義、精神病態與自戀”，并將這種特質組合稱為“黑暗三元組”，視之為億萬富翁階層的普遍現象。

? Roy Eidelson

億萬富翁的反社會傾向與對奢侈的追逐，想必會令古代道德哲學家們深感憂慮。許多早期現代思想家都曾認真審視新興消費主義所帶來的后果，并對“奢靡”深抱疑慮，認為它導致個人與社會雙重失調。正如18世紀法國詩人兼哲學家讓·弗朗索瓦·德·圣-朗貝爾（Jean Fran?ois de Saint-Lambert）所寫：“奢靡的首要原因，是我們對自身處境的不滿，我們渴望過得更好……這種渴望是人類激情、美德和惡習的根源。”用18世紀作家弗朗索瓦·費內隆（Fran?ois Fénelon）的話說：“奢靡毒害整個民族。”在道德哲學家們看來，在這種不斷攀升的自我之中，我們丟失了內心的平衡。

這些致力于在新興工業化時代塑造中產階級身份認同的哲學家們，想必會將我們今天在貝佐斯或馬斯克身上看到的那種“脫韁”的企業家，視為道德上的破產者——一種對社會與自身都造成傷害的社會威脅與棄兒。用18世紀哲學家、第三代沙夫茨伯里伯爵安東尼·阿什利-庫珀（Anthony Ashley-Cooper, 3rd Earl of Shaftesbury）的話來說：“同樣的欲望失調，既使他有害于他人，也使他有害于自身。”在某種意義上，這些思想家已預見到我們在極度富裕中如此常見的精神困擾——那種過度的“個人主義”或無法“控制自身沖動”的狀態，在當時被視為對早期現代社會秩序的一種挑戰。

對許多人來說，談論自己的特權就像是“出柜”。

但你無需成為億萬富翁也能體會到財富如何毒害和麻痹人心，尤其是在繼承財富的情況下。研究表明[4]，富裕家庭的青少年焦慮程度比家境不那么富裕的同齡人高出25%到30 %。他們面臨著更大的成就壓力、更多的孤立感、疏離感和同輩壓力，以及一種不輕易示弱的價值觀。我的一位摯友，一位家族財富傳承數代的富豪，他的財富可以追溯到曼哈頓的早期開發，之后又經由一位鐵路大亨曾祖父的巨額財富呈指數級增長。據他觀察，富裕家庭往往充斥著各種功能失調的問題。他向我講述了一系列家族故事，包括藥物濫用、人格障礙、家族內部盜竊、失去金錢的創傷、性旅游和情感虐待。在他童年的11年里，他換了7個保姆，覺得母親冷漠疏遠：7歲時，他甚至威脅要從公寓的窗戶跳下去。家族傳說自豪地將征服者威廉奉為直系祖先，但與此同時，鑒于家族的財富，他幾乎沒有壓力去成就一番事業。他感到自己的自主權受到限制，難以獲得認可。他常常說：“人們關注的是我的家族故事，而不是我這個人。”

幾位繼承了遺產的年輕人告訴我，他們從小就被父母灌輸要謹言慎行，不要談論自己的財富，以免被人利用。他們對男女朋友、同學和同事都隱瞞了自己的財富。對許多人來說，談論自己的特權就像是“出柜”。他們中的很多人對自己的財富感到羞恥或尷尬。一位名叫雷米（化名）的年輕繼承人，被一位住在中西部的富商收養，她告訴我：“我上中學的時候正好趕上‘占領華爾街’運動，當時我聽到的很多新聞都是說富人是邪惡的，應該受到懲罰。”她對自己的財富感到很矛盾，獨自一人“在這個小島上掙扎著”。她避免談論任何可能暴露她有錢人身份的階級話題。

沉默，或者說“絕口不提錢”，是富人接收到的諸多社會潛規則之一。瑪麗安·摩爾（Marian Moore）是一位致力于幫助富人重新分配或“解放”資金的活動家，她將這些潛規則稱為“金錢禮儀”（Money manners）。關于金錢，有著太多心照不宣的禮節和“從未經受審視的潛意識信念”。摩爾本人是一位女繼承人，也是富人階層的一員，她的工作主要關注于改變人們對金錢的認知。盡管她將自己在社會正義方面的許多工作歸功于她的家庭，但她也表示，她的家人也從未談論過金錢。她感到家庭的社會正義工作與她接受的金融教育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而她的金融教育主要來自財富管理專家。“我知道自己會繼承遺產，因為我的很多哥哥姐姐都繼承了遺產。18歲時，我就被派去銀行領取遺產。”她認為，許多財富管理專家教給你一些不正確的東西：比如你只能捐贈一定金額；你不能動用本金；她感嘆道：“你對你的子孫后代負有比其他任何人更重要的責任。整個金融行業和金融經理的生計都建立在阻止你重新分配財富的基礎之上。”

? WealthBuilders

德國女繼承人寶拉·施瓦茨（Paula Schwarz）對于財富管理系統如何旨在讓人們保持富有和守舊，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她第一次繼承財產是在她的姑奶自殺去世之后。這位姑奶奶長期與家族進行著權力的角逐——這個家族在2006年以44億美元成功出售了家族經營的制藥公司，從而晉升為億萬富豪。對于施瓦茨家族而言，財富和男權控制總是如影隨形。她的姑奶曾想在公司運營中扮演一個角色，卻被她的兄弟們排擠了出去。施瓦茨形容，甚至連這位姑奶出去工作的行為都被視為一種叛逆。她告訴我，她的父母認為“工作是鄉下人才干的事”。在一個資本創造資本的世界里，富人的工作有時看起來更像是一種表演，一種為了讓自己融入大眾的偽裝。

施瓦茨決心打破精英主義的惡性循環。我最初是通過在柏林的共同朋友了解到她的。施瓦茨是新興的影響力企業家群體的一員，致力于解決難民問題。2015年，她創立了“Startupboat”，這是一個創業孵化器，旨在支持難民，并提供創新方案和干預措施來應對移民面臨的挑戰。幾年后，我與施瓦茨重新取得了聯系。她已經搬到了希臘一個偏遠的小島上，那里位于移民危機的中心地帶，她繼續從事幫助難民的工作。

寶拉·施瓦茨。? valerieschmidt

對她而言，如今的生活與她早年生活在嚴格社會控制下的經歷截然不同。18歲時，她被迫簽署授權委托書，將自己的財產交給父親管理。沒有父親的許可，她甚至無法在德國辦理手機合約或開設銀行賬戶。她形容母親當時的處境更加悲慘：擁有金錢卻沒有任何權利，被“像條狗一樣對待”。施瓦茨已經擺脫了父親的控制，現在她坦誠地講述金錢如何在她的家庭中被用作控制手段。

在圍繞財富的這些對話中，父權制被反復提及。有些女性的消費被丈夫嚴密監控（我自己的曾祖母就不得不向她富有的丈夫乞求每月的“零用錢”）；有些女性發現自己被無情地擠出了財富繼承圈；有些女性則為了扮演某種社會角色并滿足特定階級認同的期望，而徹底出賣了自己的自我。巨大的財富，似乎總是會加劇父權制的專制傾向。

與那些被禁言或被當成花瓶的女性形象截然相反，我的母親和她的姐妹們極其勇敢。或許是因為她們父親的相對冷漠，亦或是因為她們在物質上被剝奪了繼承權，她們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充滿活力、強而有力，有時甚至表現力過剩（甚至到了踐踏他人感受的地步）。盡管她們的生命力極其充沛，但在漫長的歲月中，她們在物質上卻是捉襟見肘。她們在人生中跌撞前行，仿佛從未有人教過她們這個社會的博弈規則，而事實上，也確實沒人教過。她們當然沒有經歷過中產階級生活的種種儀式：理財、預算、在沒有保姆和廚師的情況下獨自撫養孩子，甚至連停車罰單都一概不知：所有這些對她們來說都十分陌生。

比爾·蓋茨只將約1030億美元身家的不到1%留給子女，讓他們得以開辟出屬于自己的身份認同。

后來，我開始像看待流亡者一樣看待我的母親和她的姐妹們，她們與自身的階級身份有著深刻的疏離感。但孩提時代，我卻覺得她們自由自在，如同不受束縛的女神。我們家族的年輕一代男性則形容與母親一起成長的經歷如同生活在母系社會中。這些女性被億萬富翁父親拋棄，反而造就了一種有趣且充滿力量的女性微觀文化，使得任何男性（無論是子女還是伴侶）都難以在她們之中立足。

在某種程度上，母親正是因為沒有繼承遺產而獲得了解放，我外祖父或許以一種逼迫她走向獨立的方式，反倒給了她一份禮物：她得以活出屬于自己的人生。然而，未能繼承家族財富終究留下了一道傷口。在某種深層意義上，那意味著不被愛。

? The Singju Post

對另一些人而言，重新分配財富、或直面富裕先輩所積下的"業債"，帶來的是一種煥然一新的使命感、歸屬感與社會責任感。在2025年與拉吉·沙馬尼（Raj Shamani）的一次YouTube訪談中，比爾·蓋茨表示，給孩子留下巨額財富“對他們并不是一種恩惠……我想給他們機會，讓他們憑自己的努力獲得收入和成就”。他只將約1030億美元身家的不到1%留給子女，讓他們得以開辟出屬于自己的身份認同。

布萊恩（化名）來自俄勒岡州波特蘭，是一位擁有財富與特權的年輕人，他的家族最初繼承了1500萬至1600萬美元。他將自己的人生歷程描述為“聚焦于解放自我”，追求從先輩的業力債務中得到解脫。對布萊恩而言，重新分配財富是“承擔起自己以及家族歷史遺產之責任”的關鍵所在。他的家族在20世紀中葉賺得了大部分財富，主要來源是向波特蘭地區的開發商銷售管道和五金材料。如今，布萊恩正按照他年度性的財富再分配計劃，將錢投入原住民主權、住房正義、種族正義及其他相關事業——集中在那些他的家族曾在那里攫取財富、并從“結構性傷害”中持續獲益的地方。布萊恩說，他“花了很長時間才走出自己的舒適圈”，他的財富曾將他限制在“有限的人際關系和思考范圍”內。他指出，“一味順從”這一習性，是財富文化的組成部分。

她能夠捐出比收入更多的錢，而這并沒有對她的生活造成任何實質性的影響。

布萊恩也是“資源世代”（Resource Generation）組織的成員，該組織積極動員18至35歲擁有財富和階級特權的群體參與財富再分配。我第一次聽說“資源世代”是從我的大學朋友亞當那里，他20多歲時繼承了一筆100萬美元的遺產，為此他內心掙扎不已。當時，我覺得他的這種自我意識過強和脆弱感令人反感：從整體來看，這筆遺產微不足道，完全可以讓他買房或供孩子上學。我發現自己像個愛評判又務實的阿姨：“為什么要放棄你的特權？”

即使是亞當自己也會承認，他和“資源世代”里許多同齡人對財富的焦慮其實無關緊要。僅僅從道德角度思考如何花掉100萬美元、500萬美元甚至1000萬美元，并不能從根本上糾正世界根深蒂固的結構性不平等。真正扭轉局面，需要進行更大范圍的資本重組——億萬富翁們必須步調一致。

? The New York Times

我在“資源世代”項目中發現的是一個意識覺醒的孵化器——一段由富裕成員參與的療愈之旅，旨在審視自身以及造就他們財富的結構性因素。這段旅程意義深遠。他們現在能夠輕松地談論自己的財富。他們似乎已經擺脫了財富帶來的麻木感。

另一位成員艾琳（化名），原籍東京，繼承了父親和祖父的財富，他們從事投資銀行和金融行業。她坦言，她的父母是“里根式的保守派”，會反對她參與財富再分配：“他們會認為這是對他們工作和犧牲的否定。”然而，她的信托基金賦予了她“以他們不認可的方式和事業花錢”的自由。她能夠捐出比收入更多的錢，而這并沒有對她的生活造成任何實質性的影響。對她而言，得出這個結論意義深遠。這意味著她要擺脫人為的匱乏心態。

我們通常不會認為富人會抱有“匱乏心態”，但對于許多世代積累財富的人來說，這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思維模式，由節儉的祖輩傳承下來。一位富有的朋友向我解釋了這種心理：“當世界充滿不安全感，或者人們感到缺乏安全感時，這種匱乏心態就會像病毒一樣蔓延開來。”它可能是一種“即使是最富有的人也覺得不夠”的虛假感覺。在這種心態下，任何形式的大額慈善捐贈都會被貼上“財務不負責任”的標簽。匱乏心態為囤積財富提供了借口。許多家庭都經歷過經濟的“繁榮”和“蕭條”，他們深知財富的波動。我的祖父小時候親眼目睹了20世紀40年代希臘大饑荒期間，人們在他家門口乞討食物的慘狀。財富為他提供了庇護，但也讓他明白，如果不努力工作，他也可能面臨饑餓的威脅。對于許多超級富豪來說，囤積財富是保障其經濟安全和家族傳承的關鍵。

艾琳說，她加入“資源世代”組織的一個原因是，她覺得自己的財富是根深蒂固的不平等造成的，但同時，父母對金錢的恐懼和根深蒂固的觀念也讓她在心理上深受困擾。“資源世代”組織“幫助我正視這些問題，并開始更有效地重新分配我的財富”。在她的研究生研究和之前的國際發展工作中，艾琳一直致力于理解如何“改變國際金融體系，使其減少剝削”。在很多方面，她感覺自己像是在對抗那些為她創造特權的金融家們的遺留影響。

與此同時，艾琳說她沒有任何出身工人階級的朋友。她認為，她一直以來需要克服的心理障礙之一，是那種“世界其他人存在的意義就是為我服務”的無形財富觀念。她很難與工人階級人士或出身與她不同的人建立聯系——這也是她想要改變的一點。

曾與瑪麗安·摩爾共事的一位年輕女繼承人，有一段頗為人知的故事——她主動放棄了自己的繼承權。

艾斯斯佩思·吉爾莫（Elspeth Gilmore）是“出版商票據清算所”（Publishers Clearing House）的繼承人，她希望徹底改變自己的階級身份。她不想再成為“有產階級”的一員，并請求摩爾幫助她重新分配700萬美元。2016年，她采取了一種更為非常規、更具實驗性與關系性的方式——邀請12位來自不同階層與種族背景的藝術家、社會活動家和運動組織者組成一個小組，每人獲得20萬美元用于投入社會正義事業，另加10萬美元作為個人饋贈。隨后，她又無條件地發放了第二筆23萬美元。

艾斯斯佩思·吉爾莫（右一）。? The New York Times

埃爾斯佩思的方法對于她所創建的經濟互助主義而言是激進的。如今的美國，經濟聯系（階級間的關系）十分匱乏。然而，經濟流動性——以及建立在“機遇之地”理想之上的美國文化意識形態——恰恰依賴于創造一種跨階層交流的文化。單憑白手起家或堅忍不拔，并不能帶來經濟上的躍升，人際關系才能。哈佛大學經濟學家拉吉·切蒂（Raj Chetty）在其關于社會資本與經濟流動性的研究中，已經證明了這一點[5]。他的研究指出，經濟聯結度是預測經濟流動性最有力的指標之一，而這種跨階層的友誼，正在不斷減少。

盡管世界上一些最富有的人正在與自己的特權和社會責任展開內心博弈，但仍有太多人正沉溺于他們的權力之中。甚至連慈善文化也往往淪為一場虛榮的政治作秀，讓富人得以在不進行任何深刻反思、不與底層群體建立任何真實聯系的情況下，輕松刷爆自己的社會聲譽。正如斯坦福大學社會學家、慈善與公民文化專家阿隆·霍瓦特（Aaron Horvath）所言：“慈善往往淪為為富裕公民涂脂抹粉的工具，它繞過了民主程序，并進一步向社會灌輸了一種意識形態——即私人財富的積累自然會服務于公共目的。”

約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他被認為是人類現代史上第一位億萬富翁。? The New York Times

霍瓦特正在追蹤的法案之一是加利福尼亞州的“富豪稅”，該法案一旦通過，可能會對超級富豪征收一次性5%的額外稅收。然而，人們擔心這種稅收會把億萬富豪們逼出加州，讓他們逃向免稅天堂和海外離岸賬戶。我自己的外祖父就從未加入過美國國籍，最終他甚至放棄了希臘國籍，通過成為巴哈馬公民來保護自己的財產。這種與本土和國族的徹底脫節，與老一輩的超級富豪（如安德魯·卡內基、約翰·D·洛克菲勒、安德魯·梅隆等巨頭）大相徑庭，那些老一輩富豪無論如何都會將資金投入到促進地方和國家繁榮的事業中，投資于教育、藝術和文化的共享基礎設施建設。相比于今天那些對地理位置毫無忠誠度的億萬富豪，昔日像米爾頓·S·赫希（Milton S Hershey）和亨利·福特（Henry Ford）這樣的實業家積極參與“城市建設”的某些更具家長式作風的方案，可能會讓人感到懷舊和耳目一新。

移民敘事的一部分在于，總會存在一個能夠發現繁榮的“更好的地方”，這無形中鼓勵了那些向上流動的人用切斷本土根基來換取經濟利益。因此，許多追求財富的人紛紛斬斷社會紐帶也就不足為奇了；他們不再對土地抱有忠誠，而這種忠誠本可以承載更多的社群義務。在這種背景下，將財富積累視為一場斬斷社會義務與文化語境的“決裂之旅”，你就能理解為什么那些對富人征稅的運動會遭遇如此根深蒂固的防御機制。由富人組成的組織“愛國百萬富翁（Patriotic Millionaires）”正試圖改變這種普遍存在的逃稅心態，激勵超級富豪擁抱共同繁榮，并順從地承擔合理的稅收負擔。他們的措辭清晰而尖銳：“像我們這樣富有的美國人操縱了稅法，給自己留下了無數的紅利，卻讓勞動人民繳納著比億萬富豪還要高的稅率。”

對稅收益處的理性認知，是重新點燃富人對社會契約責任的重要杠桿。但是，一場面向億萬富豪、基礎更為廣泛的“再教育”應該是什么樣子的？每年，我都會讀到關于在愛達荷州太陽谷（Sun Valley）舉辦的億萬富豪“靜修營”的新聞，富豪們在徒步、漂流和高爾夫等娛樂活動中進行精英社交和企業交易。我常常在想：一個截然不同的、激進版的億萬富豪靜修營應該是什么樣子的？

我幻想為億萬富豪們量身定制一套極具存在主義色彩的微量抽樣課程：這將是一場充滿活力的學習體驗，融入交叉性女性主義理論和種族正義的內容，以此來對沖科技兄弟文化（Bro culture）、父權制文化和白人至上主義。我會將慈善事業去神圣化（從維多利亞時代剖析到現代模式）；組織沉浸式的實地考察，以理解當今貧困與不平等的復雜性；提供一個社會資本放大器，幫助他們跨越自身的階層溫室去建立人際關系；并開設旨在挖掘自身本真性（對抗內化了的階級身份）的自我提升課程。當然，我還會加入一個理解稅收益處的快捷模塊，并安排一趟去斯堪的納維亞的實地考察，穿插極光觀測和狗拉雪橇，以滿足他們的享樂主義沖動。然后再前往巴西熱帶雨林，學習如何成為合格的先祖和環境守護者。

這種再教育將使財富持有者能夠探索自身財富的“現象學”——從心理治療和結構性維度去審視它。培養這種意識有助于刺破巨大財富所制造的種種扭曲——比如特權主義的惡習、虛假的“精英唯才”敘事，以及對于自己是否“配得上”或“有權擁有”這份財富的防御心理。最終，它能讓億萬富豪們直面深層不平等背后赤裸裸的不公正。盡管一些富人正在尋找途徑，試圖遷徙出他們所處的奇特特權世界，但仍有更多的人正擠破了頭，想要在財富泡沫中獲得永久居留權。

今天，許多億萬富豪正沉溺于他們自己的“末日生存狂”幻想中，加固著他們的逃跑路線和末日地堡。但如果我們能用一種更具人性關懷、更為高尚的努力來取代這些救贖白日夢，比如為“公共利益”做儲備和準備，這將會帶來顛覆性的改變。如果人類社會面臨崩潰的風險，億萬富豪擁有著確保我們集體生存的最大權力、資源和責任。即使卸下末日的宏大背景，億萬富豪也可以且應當主動適應，將財富散去，學習如何退回成為一個普通的百萬或千萬富翁，以支持大規模的社會繁榮。他們自身階級的下沉，反而能為人類重新賦能。而且，正如我母親的經歷所證明的，在財富走下坡路的途中，他們或許能重新找回失去的人性。

參考文獻：

[1]www.oxfam.org.uk/media/press-releases/billionaire-wealth-surges-three-times-faster-in-2024-world-now-on-track-for-at-least-five-trillionaires-within-a-decade/

[2]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6/03/19/what-do-americans-consider-immoral/

[3]www.psychologytoday.com/gb/blog/dangerous-ideas/201910/psychology-s-dark-triad-and-the-billionaire-class

[4]www.family-institute.org/sites/default/files/pdfs/csi_rampage_prosperity.pdf

[5]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2-04996-4

文/Alexa Clay

譯/tamiya2

校對/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aeon.co/essays/what-would-a-therapy-camp-for-billionaires-look-like

本文基于創作共享協議（BY-NC），由tamiya2在利維坦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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