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耶路撒冷旗幟游行中，圣殿旗頻繁出現，約7萬人參加。
• 圣殿山運動正主流化，已成宗教民族主義陣營共同符號。
• 右翼推動改變1967年現狀，目標是分割圣殿山禮拜區域。
• 宗教民族主義者深度進入軍警系統，影響指揮層與招募。
• 圣殿旗象征更激進政治愿景，指向第三圣殿和神權秩序。

一個曾長期處于邊緣、主張猶太人對阿克薩清真寺所在地擁有主權并公開追求神權政體的運動，正在進入主流。

上個月耶路撒冷日“旗幟游行”上，熟悉的以色列國旗海洋中，另一種符號引人注意：一面淺藍色旗幟，上面印著圣殿山的圖像。穆斯林稱這一地點為阿克薩清真寺建筑群或“尊貴禁地”。在這場每年舉行、紀念以色列1967年占領耶路撒冷的游行中，約70000名宗教民族主義青年男女參加，這面旗幟反復出現。

對耶路撒冷居民來說，這個符號并不新鮮。它遍布整座城市——汽車、路牌、公交站牌上都能看到，旁邊常配有一句口號：“我們面向圣殿。”幾個月前，甚至有人在約旦河西岸一條主要公路旁看到一張照片：一塊仿制路牌上也印著同樣的圖像，指向耶路撒冷。這類標識是圣殿運動活動人士在全國各地設立的數十塊標識之一。

但這一符號在今年游行中的擴散，反映出圣殿山運動正在以色列宗教民族主義陣營內部日益主流化。要理解這種匯流，有必要回顧一下，旗幟游行是如何逐漸成為整整一代以色列人國家宗教體驗核心內容的。

盡管第一次游行發生在1968年，也就是以色列開始非法占領約旦河西岸、加沙地帶、戈蘭高地和東耶路撒冷后不久，但幾十年來，它在宗教猶太復國主義群體內部一直只是相對邊緣的活動。

不過到了21世紀初，圍繞這場游行的公共討論出現了一個新的核心維度：在耶路撒冷老城針對巴勒斯坦人及其財產的暴力襲擊。

那面旗幟所代表的意義，早已超出圣殿山本身。它已經成為一個廣泛政治陣營的共同象征，這個陣營從堅定的東正教活動人士，延伸到國家宗教社群、保守的傳統派，以及許多以色列右翼中的世俗人士或不嚴格守教者。它在旗幟游行、汽車、路邊和定居點前哨中的日益顯眼，反映出一種跨越舊有宗教和社會邊界的共同政治語言正在形成。

不過，對揮舞這面圣殿旗的人來說，它并不都意味著同一件事。對許多人而言，它表達的是一種模糊的認同：支持猶太主權、宗教身份和民族復興。

但對更激進的一股力量來說，這面旗幟意味著另一種信念：以色列國以其現有形態，已經耗盡了自身的歷史使命。這股思潮在2005年以色列撤離加沙后尤為強烈地浮現出來。當時，許多宗教民族主義活動人士認定，國家背叛了它的神圣目的。

在他們看來，以色列已經無法從內部得到“救贖”，必須由另一種政治秩序取而代之。他們的目標不只是爭取猶太人在圣殿山祈禱的權利，而是要徹底改造國家本身：重建第三圣殿，并建立一個以此為中心的猶太神權秩序。

正因如此，圣殿圖像不能僅被理解為宗教虔信的表達。它是一種政治意圖的宣示，是關于未來的一種表態，而以色列社會中相當一部分人如今正在想象并試圖建構這樣的未來。

多年來，旗幟游行一直像一支溫度計，測量著一種更廣泛的激進化過程；這一過程中的許多前提，已經穩步進入主流。圣殿旗日益突出，標志著這一危險進程又向前推進了一步。

戴維營峰會失敗后，阿里埃勒·沙龍于2000年9月對該建筑群進行了一次極具挑釁性的訪問，這一連串事件促成了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的爆發。沙龍在2001年1月出任總理，隨后主導軍事行動，到2002年已基本摧毀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的大部分治理和安全基礎設施。

自和平進程破裂以來，以色列右翼整體上——尤其是國家宗教陣營——越來越把圣殿山置于其政治計劃的中心。他們的目標，是改變1967年6月形成的現狀安排。該安排的核心原則之一，是禁止猶太人在這一地點祈禱。其最終目標，則是仿照以色列在希伯倫易卜拉欣清真寺／族長洞實施的模式，把這一建筑群劃分為穆斯林和猶太人各自的禮拜區域。

如果在圣殿山實行分割，就意味著推翻一項延續了約1300年的安排：這一建筑群一直是專屬于穆斯林的禮拜場所。對巴勒斯坦人來說，他們擔心這一步最終會走向抹去阿克薩清真寺作為穆斯林禮拜場所的地位，并以第三圣殿取而代之。

因此，旗幟游行影響力的上升，以及伴隨而來的針對巴勒斯坦人的暴力升級，不能脫離以下背景來理解：以色列宗教民族主義右翼的政治崛起、圣殿山運動影響力的擴大，以及圍繞耶路撒冷主權之爭的加劇。

穿著制服游行

在過去20年里，旗幟游行演變成今天的樣子。與此同時，以色列軍隊內部也發生了顯著的社會結構變化。越來越多保守派和國家宗教青年進入軍前預備學院和結合軍事訓練與高強度意識形態教育的宗教學校。許多人進入精銳作戰部隊時，已帶著明確的使命感；拉比、教育者和意識形態機構鼓勵他們從內部重塑軍隊，把宗教民族主義價值觀置于以色列國家權力的中心。

如今，每年參加旗幟游行的人中，有不少后來成為作戰士兵。事實上，以色列軍隊在加沙地帶發動的這場被稱為“種族滅絕戰爭”的行動，部分正是由幾年前還參加過這場游行的士兵執行的。多年來，游行者最愛高喊的口號之一“愿你的村莊燃燒”，如今在加沙的士兵中也已相當常見，而這一口號所表達的內容，也經常在約旦河西岸被付諸實施。

這種變化并不限于軍隊基層。宗教民族主義群體如今已構成以色列陸軍中的主導性社會力量，其影響力也越來越明顯地出現在空軍、海軍、情報系統以及整個安全機構中。

這種影響還進入了指揮層和高級軍官隊伍，包括以色列軍隊中僅次于最高軍銜的少將。2025年被任命為以色列國家安全總局局長的戴維·齊尼，就是其中一例。他的成長經歷深受拉比茲維·以色列·陶相關機構影響。陶是立場保守、反LGBTQ的“諾姆黨”精神領袖。此后，齊尼又進入位于基里亞特阿爾巴定居點的“沙韋希伯倫宗教學校”學習，這所機構尤其強調在軍隊中承擔領導角色。

圣殿山運動本身，也已不再局限于活動組織和宗教機構。以色列《國土報》最近報道，以色列警方已開始積極招募宗教民族主義的圣殿運動活動人士，進入負責阿克薩清真寺建筑群治安的“圣殿山單位”任職。一名該單位指揮官曾在右翼和定居者的社交媒體及WhatsApp群組中發布招募信息，宣傳優厚的工作條件，并邀請申請者參與他所說的在圣殿山“落實主權”。

這不僅僅是活動人士自下而上進入國家機構。另一篇最新報道披露，內塔尼亞胡已授權國家安全部長伊塔馬爾·本-格維爾負責監督圣殿山相關安排。這表明，現狀持續被侵蝕，已得到政府最高層的認可。

這種制度層面的變化，也伴隨著更廣泛的意識形態轉變。在媒體、政界和軍隊中，《圣經》語言被反復用來為對巴勒斯坦人的非人化、殺戮和驅逐辯護。與此同時，前線士兵也公開表示，重建圣殿是其行動動機之一。

因此，已成為旗幟游行標志性特征的暴力——部分正是由以圣殿為中心的意識形態所驅動——早已超出耶路撒冷街頭。它如今延伸到加沙、約旦河西岸和黎巴嫩南部；借助以色列空中力量，其影響也抵達貝魯特和伊朗。

一面指向新政治秩序的旗幟

這一切并非偶然。始于10月7日的戰爭，并不只是對哈馬斯戰爭罪行的憤怒回應；它還反映出更深層的政治動力，而這些動力的影響已在多個戰線上顯現出來。

約旦河西岸針對巴勒斯坦人的暴力升級，以及農村社區被強迫遷離，并不像右翼政客常說的那樣，只是邊緣極端分子的犯罪行為。更準確地說，這被描述為國家支持下、有明確指向的驅逐政策，由國家代理人執行。其中一些執行者正是宗教民族主義者；在一些前哨點，他們懸掛的圣殿旗與國旗并列，甚至越來越多地取代國旗。

那面旗幟所代表的意義，早已超出圣殿山本身。它已經成為一個廣泛政治陣營的共同象征，這個陣營從堅定的東正教活動人士，延伸到國家宗教社群、保守的傳統派，以及許多以色列右翼中的世俗人士或不嚴格守教者。它在旗幟游行、汽車、路邊和定居點前哨中的日益顯眼，反映出一種跨越舊有宗教和社會邊界的共同政治語言正在形成。

任何關注猶太裔以色列人在圣殿山活動的人——包括本-格維爾那些高調的訪問——都能看到這一聯盟的廣度。如今，登上這一建筑群的人越來越多地包括超正統派猶太人，他們與國家宗教派人士一同祈禱，盡管這違背了他們各自拉比權威的反對意見。這一趨勢還包括哈巴德派哈西德派信徒。該派標志性的黃色“彌賽亞與王冠”旗幟，如今已成為許多與該運動本身并無直接關系的士兵制服上常見的臂章圖案。

在更廣泛的猶太裔以色列公共空間中，把四根長流蘇明顯露在褲子外面的做法，也經歷了類似變化：它已從宗教虔誠的標志，轉變為更廣泛政治和文化陣營的身份標識——也就是旗幟游行和圣殿圖像所代表的那個陣營。

不過，對揮舞這面圣殿旗的人來說，它并不都意味著同一件事。對許多人而言，它表達的是一種模糊的認同：支持猶太主權、宗教身份和民族復興。

但對更激進的一股力量來說，這面旗幟意味著另一種信念：以色列國以其現有形態，已經耗盡了自身的歷史使命。這股思潮在2005年以色列撤離加沙后尤為強烈地浮現出來。當時，許多宗教民族主義活動人士認定，國家背叛了它的神圣目的。

在他們看來，以色列已經無法從內部得到“救贖”，必須由另一種政治秩序取而代之。他們的目標不只是爭取猶太人在圣殿山祈禱的權利，而是要徹底改造國家本身：重建第三圣殿，并建立一個以此為中心的猶太神權秩序。

正因如此，圣殿圖像不能僅被理解為宗教虔信的表達。它是一種政治意圖的宣示，是關于未來的一種表態，而以色列社會中相當一部分人如今正在想象并試圖建構這樣的未來。

多年來，旗幟游行一直像一支溫度計，測量著一種更廣泛的激進化過程；這一過程中的許多前提，已經穩步進入主流。圣殿旗日益突出，標志著這一危險進程又向前推進了一步。

作者：梅納赫姆·克萊因

文章僅供交流學習，不代表本號觀點

本文出處：The Israeli right is marching under a new fl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