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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是做夢的藝術,而上海正是中國電影做夢啟航的光影郵輪。我還有一些船票,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嗎?”
記者|闕政
“電影是做夢的藝術,而上海正是中國電影做夢啟航的光影郵輪。我還有一些船票,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嗎?”
當第28屆上海國際電影節官宣梁朝偉受邀擔任評委會主席時,他的這句邀約,令無數影迷怦然心動。
6月12日,上影節正式開幕。中午時分,銀星假日酒店4樓的大廳已早早被數十個機位占滿了通道。下午2點,梁朝偉帶領一眾評委走進大廳,他身著淡雅的西裝,帶著幾分招牌式的靦腆,微笑著和眾多媒體打招呼。
他與上海的緣分,始于童年香港街頭上海餐館里的一碗熱湯面,也貫穿于他電影生涯中在上海拍攝的日與夜。如今,他以一個全新的身份回到這里,從演員變為手握評判大權的主席——可能是回到了他熟悉的城市,梁朝偉在整個發布會期間都笑意盈盈。
在發布會后的媒體群訪中,梁朝偉坦誠地分享了他當下的感受、對過往的回望,以及對未來的思索。他的語速不快,帶著一種過盡千帆后的通透與平和。曾經的他內向憂郁,而現在的他更放松也更開放——“i人”梁朝偉,正變得“i人微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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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感受,而非用腦計算
梁朝偉是來評獎的,可是眾所周知,他自己就是個“得獎大王”——從影43年,他家應該已經是個小型的獎杯陳列館——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戛納電影節最佳男演員、威尼斯電影節終身成就金獅獎、亞洲卓別林電影人士藝術成就獎……當“得獎大王”坐上評委席,他將如何看待那些等待被加冕的作品?當那個習慣用眼睛演戲、將自我藏于角色之后的內向之人,必須領導一個團隊進行開放的討論與諸多獎項的決斷,這又將是怎樣一番景象?
“謝謝上海國際電影節的邀請,我跟上海挺有緣的。我覺得作為中國電影的一分子,應該來支持一下。”梁朝偉的開場白簡單而真誠。
在過去的43年里,他幾乎將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演員”這一個職位上。雖然此前也曾擔任過歐洲重要國際電影節的評委,但來到上影節,他還是表現出了一種學生般的謙遜:“有一些其他導演方面的角度,或者是其他演員的角度,我覺得我可以從他們(其他評委)身上聽到很多意見,也非常需要他們來幫助我去分析每一部電影。我覺得我自己對表演的理解不會影響我去做評委的工作——我會用一個很開放的心態,用心去感受每部參賽電影、每個演員的表演,而不是用腦去計算。”
“用心感受,而非用腦計算”,這是梁朝偉作為評委會主席的評判標準。
對于一個公認的“i人”(內向者)而言,領導團隊進行密集的討論與觀點交鋒,似乎是一種“被迫外向”的挑戰。不過梁朝偉卻表現出了身經百戰的輕松:“因為平常拍電影就是一個teamwork(團隊合作),都是整隊人的工作,所以基本上是一樣的。你用一個開放的態度,用心去感受、欣賞每一部電影就好了,那才是最真實的感覺。”
怎樣的電影能贏得他的青睞?梁朝偉說:“肯定要感動我,或者是給我一些驚喜。驚喜的意思是它可能把一些老題材,用另外一個全新的方式去表達出來,我覺得這樣會讓我有驚喜。”
什么樣的電影能讓梁朝偉有驚喜呢?——我們拭目以待金爵獎最終花落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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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光影照亮的孩子
梁朝偉并不是從小就有一個演員夢。他和電影的淵源,始于一個孩子在黑暗的電影院里尋求片刻慰藉的童年。
“我們70年代的時候沒有那么多娛樂。”在采訪中,梁朝偉回憶起自己的童年。家庭的變故、父親的缺席讓他變得沉默寡言,而電影院成了他短暫逃離現實的避難所,“我媽媽有七八個兄弟姊妹,每個人都有自己喜歡的電影,所以我一個星期起碼會跟著他們去看四五部電影。我是這樣長大的”。
一周四五部電影,對于一個孩子來說是海量的閱片量。他沉浸在光影交錯的世界里,看武俠片里的刀光劍影,也看文藝片里的愛恨別離。“我很享受電影,因為感覺好像是可以在兩個小時里面離開現實時間。”
電影院的黑暗,給了敏感內向的他一層保護色,讓他可以安全地釋放自己的情緒,與銀幕上的人物同悲同喜。而他也成了被光影照亮的孩子。
后來的故事廣為人知——好朋友周星馳拉著梁朝偉一起去報考香港無線電視藝員訓練班,結果梁朝偉選上了,周星馳幾經周折才進入夜間班。
在紀錄片里,梁朝偉曾說,自己能出道,最感激的一個人是林麗真——她是電視臺兒童節目《430穿梭機》的監制。當時梁朝偉在訓練班尚未畢業,林麗真已經發現了他的潛質,請他去主持這檔人氣兒童節目。“所以我當時就知道自己肯定能畢業了。”梁朝偉說。
未畢業先就業。當過主持人之后,梁朝偉又開始在各類電視劇中嶄露頭角——從《鹿鼎記》里古靈精怪的韋小寶,到《新扎師兄》里正直不阿的張偉杰,他迅速成為香港電視圈的當紅小生,“五虎將”之一。
但電視圈流水線式的生產模式,也讓他很快感到了厭倦。于是,他將目光投向了電影。這條路,徹底改變了他的命運,也讓他遇到了兩位對他演藝生涯影響至深的導演。他的人生,從被動地被選擇,轉向了主動地去探尋。那個在電影院里尋求慰藉的孩子,終將走入光影之中,成為創造光影的人。
時至今日,他依然保持著童年時養成的習慣。“我平常一個星期都會看三四部電影。”他說,“我喜歡在電影院里面看電影,所以都是現代的。什么類型我都看,藝術的,主流的……因為這是我從小的習慣。”
前不久,在紐約的電影活動上,梁朝偉告訴觀眾:在飾演一些角色的時候,他反而可以暴露出真實的自我。他可以在角色里大哭大鬧甚至崩潰,但結束后,又把一切都留給了角色。對于他來說,演戲就像是真我的一個出口、一個保護色。
“我覺得在每一部電影的拍攝過程中,肯定都會有那么一瞬間,一個連我自己都不知道的、意想不到的瞬間,會把自己最深處的一部分呈現出來。我想,那一部分,就是一個‘內在的小朋友’吧。我相信每個人內心都有這樣童真的一面,都有一個‘小朋友’住在里面。”在上海,梁朝偉補充道,“所以在飾演任何一個角色的時候,我都不知道這個‘小朋友’會在什么時候出現,到了那個瞬間,一切就那樣自然而然地發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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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朝偉攜一眾評委亮相金爵獎評委見面會。左起:阿克坦·阿布德卡雷科夫、多拉·布舒沙、費爾南達·瓦萊德茲、梁朝偉、辛芷蕾、迪亞·庫倫貝加什維利、管虎。
眼神里的萬語千言
梁朝偉的表演最常被提及的,是他那雙“會說話的眼睛”。無論是《花樣年華》里周慕云的欲說還休,抑或《無間道》里陳永仁的疲憊,他似乎總能用一個眼神傳遞出萬語千言。這雙眼睛的魔力從何而來?在這次采訪中,他給出了答案。
“我自己準備角色是會花很多時間。”梁朝偉將自己的表演風格歸納為“比較內斂,比較低調”,正因如此,他更“注重細節,以及角色的內心世界”。為了讓人物可信,他會在開拍前做海量的功課:“我必須把這個角色的內容弄得很豐富,才能建立信心,在不需要太多動作、不需要太多演技的情況下,讓觀眾都能感受到這個人物。”
在伊爾蒂科·茵葉蒂導演的新作《寂靜的朋友》中,梁朝偉飾演一位神經科學家。為了演好這個角色,他花了大量時間去研究相關的腦科學知識。“因為在電影里面我要講課,我必須懂,不是只看劇本。每天都看那種腦科學的書,當你每天都這樣做的時候,半年下來,你會很不自覺地就已經進入了那個角色的狀態。”他相信,人的性格是習慣建構起來的,當他用半年的時間活在角色的習慣里,他自然就成為了角色。
有人說,導演是準備的藝術。這種做好充足準備的習慣,也貫穿在演員梁朝偉的整個職業生涯中——拍《一代宗師》,他花了3年時間練習詠春,練到手臂骨折,練到功夫片明星狄龍看到他時都說“從你的眼睛里看到了自信”;拍《傷城》,為了進入人物頹廢的狀態,他自己也長期失眠。這些在鏡頭之外付出的巨大努力,最終都內化為鏡頭前看似不著痕跡的真實感——他不是在“演”,而是在“成為”。當一個好演員真正進入人物狀態后,甚至能看到導演都看不到的東西:《無間道》里那句經典的“三年之后又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就是梁朝偉在現場將原本的“已經十年了”改動而來,一句之差,無望的憤怒躍然紙上。
不過,即便是梁朝偉,表演之路也并非一片坦途。他也曾經歷過一個痛苦的“去演技化”過程,而幫助他完成這次重要蛻變的,正是侯孝賢與王家衛兩位導演。
“我覺得侯孝賢是第一個啟發我很大的導演。”梁朝偉說。在參演《悲情城市》時,侯孝賢讓他閱讀了大量臺灣的鄉土文學,這為他打開了一扇新的窗戶:“我看完以后就開始愛上了文學,因為我覺得文學的描寫,比如說對一個表情的描寫是細致而多層次的。”更重要的是,他在片場被那些非職業演員的表演所震撼:“我就覺得我很想演到像他們這樣,看不到有表演的痕跡。”
這是他第一次意識到,最高級的表演,是“不演”。
而接下來,著名“折磨人”的王家衛導演,又“逼”著他“丟掉演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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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委們在紅毯環節幕后自拍。
剛開始與王家衛合作時,習慣了TVB高效模式的梁朝偉極不適應。他曾經試過在電視臺連拍7天戲不睡覺,到最后走路都打漂,但出片率極高。可是在王家衛這里,一場戲NG(重來)幾十次卻是家常便飯。
《花樣年華》里一碗餛飩面,他吃了26次,最后對導演說,真的不能再重來了,再吃就要吐了。《阿飛正傳》里一個吃梨的鏡頭,NG了27次才通過——但是看過《阿飛正傳》的觀眾,你們有見過梁朝偉在電影里吃梨嗎?顯然又是被導演“一剪沒”了。最后,這部電影里的梁朝偉只剩下末尾的驚鴻一瞥,沒有一句臺詞——但正是這短短的幾分鐘,他梳頭、穿衣、數錢、把撲克牌放進口袋,一個落寞又精致、潦倒又神秘的賭徒形象就此定格。
“我看完《阿飛正傳》最后一個鏡頭的時候,就覺得王家衛導演知道怎么拍我——哪怕沒有一句臺詞,這一個亮相,就讓你對這個人物很感興趣。”梁朝偉后來才明白,王家衛是在磨掉他身上那些已經固化的“演技”,那些夸張的、程式化的反應,“以前在電視臺演得太用力了,要收一下”。
從此,他與王家衛開始了長達數十年的合作,也成就了華語影壇一段傳奇。2000年,兩人合作的電影《花樣年華》在戛納電影節上獲得最佳男演員獎。梁朝偉說,得過那么多獎,那一次是特別激動的,因為代表中國香港電影得到了世界的認可。
好演員如同真鉆石
1982年入行,1983年從影。作為演員,梁朝偉從影的43年恰好與華語電影乃至全球電影產業發生劇烈變革的年代重疊——他既是香港電影黃金時代的親歷者與締造者,也在經受如今流媒體時代與AI技術浪潮的沖擊。
“我也見證了從那么大的銀幕到現在(手機)那么小,從很大的電影院到現在很小的電影院。但是我覺得電影還是有它存在的價值。”面對行業的結構性變遷,梁朝偉認為中國電影“可以做多一點Co-production(合拍片)”,“大家一起跟其他國家合作,多一些跟國外的電影人交流。讓我們可以多一點互相的影響、互相的學習,這樣才會提升整個華語電影的素質”。
當下,電影行業面臨的一個巨大挑戰,是AI(人工智能)的崛起。當AI已經可以寫劇本、做剪輯、配樂等后期工作,甚至生成虛擬演員時,梁朝偉這樣的資深演員是否會感到被冒犯?
“AI的確有它的好處,就是縮短了我們前期跟后期的工作,對電影來說是節省了很多錢。但是另外一面是可能很多人會失去他的工作,所以是一把雙刃劍。”梁朝偉看到了AI作為工具的效率,也看到了它對行業的沖擊。但他堅信,AI無法取代表演:“我覺得演員也不容易被代替,現在的AI還是沒有靈魂。就好像現在我們的科技已經可以做出鉆石了嘛,跟真的一模一樣,但是如果我給你一個假的,跟拿一個真的,你還是會有不同的感受吧。”
真鉆石與假鉆石的價值差異,不在于物理成分,而在于其背后所承載的自然、時間與稀缺性。同樣,真人演員的表演,其價值也在于那份不可復制的、帶著生命體溫的“靈魂”。
i人微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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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嘉玲陪同梁朝偉一同走上電影節紅毯。
在公眾視野里,梁朝偉的形象長久以來被定義為一個典型的“i人”——內向、社恐、不善言辭。傳說中,他會獨自一人飛去倫敦,在廣場上喂鴿子;視頻里,他會在熱鬧的頒獎禮后臺手足無措,到處去找劉嘉玲的手牽一牽。好像,他把所有的能量都留給了角色,以至于銀幕之外的他,似乎總是處于一種低電量“節能模式”。
不過,這種情況在最近幾年似乎有所改變——他開始更多地出現在公眾和媒體面前,言談舉止間也多了一份前所未有的松弛。在這次上影節的群訪上,面對數十家媒體一個接一個不停地提問,他有問必答,侃侃而談,偶爾還會開個玩笑。
“我覺得自己跟以前比起來會比較輕松,比較沒有壓力,比較開放一點吧。”
在紀念從藝40周年的紀錄片《人生半山腰》中,梁朝偉曾對老友莊文強導演聊起過這種變化產生的原因:“我現在簡直跟以前是兩個人。我覺得不是一件事、一天、一個人可以讓我變得那么樂觀,我只是覺得人生很多東西加在一起,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然后才會突然間有一天,‘哦我明白了,我知道我應該這樣生活’。生活是我自己的嘛,我可以選擇我想用一個什么方式去生活。”回看過去那個時常陷入負面情緒的自己,他覺得“很傻”,但他又覺得:“如果我沒有經過那么傻的時候,我也不會知道今天我學了一個聰明的生活方式。”
近年來,他喜歡上了帆船,在香港的帆船賽中拿到了亞軍,還參加了匈牙利的國際比賽。
“我從小就喜歡海,因為海很平靜。”梁朝偉說,“學了帆船之后,我才知道原來海上的風向常常會變。”有一陣子他幾乎每周都有5天待在海上,有時只是獨自一人,“躺在那邊看云,都能看好幾個小時”。
在風與海之間,在銀幕內外,梁朝偉都找到了屬于自己的那份恰到好處的平靜與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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