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9—10日，第二屆世界古典學大會在希臘雅典舉行。作為全球古典學界的重要學術盛會，本屆大會以“古今對話：古典智慧的現代啟示”為主題，圍繞“德性與教化：古典教育的現代闡釋”“友愛與共同體：古今之變中的倫理共同體”“和平與秩序：全球變局的文明方案”“技術與文明：數智時代的人文精神”四大議題設立平行分論壇。約200名來自不同文明傳統和學術背景的中外學者圍繞有關議題展開深入討論。與會學者以古典智慧回應現代世界的精神、倫理、政治與技術難題，在跨文明對話中拓展全球古典學新格局。

分論壇一“德性與教化：古典教育的現代闡釋”現場 本報記者 朱高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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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議題回應現代世界根本關切

本屆大會的一個突出特點在于沒有將古典學理解為封閉的知識譜系，而是將古典智慧置于現代世界的深層語境中加以討論。教育、倫理、政治秩序與技術進步，既是古典文明的長期核心議題，也是當代社會不得不面對的現實課題。

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谷繼明表示，本次大會分論壇涉及的問題，指向人類文明最基礎的四個維度。倫理和政治是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橫切面，而教育則關乎文明在時間中的傳遞。技術看似與古典相去甚遠，但事實上，恰恰是技術把古典思想長期關切的問題重新推到人們面前。

對此，浙江大學哲學學院教授、馬一浮書院副院長林志猛表示贊同：“這四項議題構成了一個從內到外、從個體到整體的完整價值結構，回應了當代最緊迫的精神困境。”

意大利羅馬大學古典語文學教授薩爾瓦托雷·蒙達（Salvatore Monda）表示，四個主題共同構成一個完整的命題，即文明的未來，取決于我們能否借助古典智慧，清晰地思考人與人之間應該如何相處和共同生活。

從這一意義上看，本屆大會的學術亮點之一，在于將各議題貫通為一個共同追問：當現代世界面臨價值失序、共同體松動、沖突加劇和技術快速發展時，古典學如何重新進入現代人的思想生活，并為不同文明間的理解與互鑒提供可借鑒的思想資源。正如希臘帕特雷大學古希臘語文學與古代戲劇學副教授阿吉斯·馬里尼斯（Agis Marinis）所說，綜合來看，這些主題共同提醒人們，現代社會面臨的最大挑戰在于如何培養能夠負責任地行使權力的人。在這個社會碎片化、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數字化轉型迅猛的時代，古典傳統邀請人們重新審視教育、美德與共同利益間的關系。

分論壇二“友愛與共同體：古今之變中的倫理共同體”現場本報記者 朱高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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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人應當如何生活”的根本追問

本屆大會對古典學現代意義的討論，首先回到一個根本問題：人應當如何生活？多位學者認為，古典學之所以在今天仍具有生命力，正因為它始終關心“人如何成為更好的人”“什么是好的生活和秩序”等根本命題。

在古希臘、中國和其他古典文明傳統中，教育關乎人格的塑造、德性的養成和公共責任的承擔。中山大學哲學系副教授李長春告訴本報記者，古人認為好社會、好政治、好生活都離不開好教育，而教育的本質正在于德性養成。重慶大學古典文明與政治哲學研究中心主任張文濤認為，德性與教化在古典文明秩序中處于核心位置。從文明的建構和理想來看，德性與教化以及由此指向的和平與幸福，是人與社會共同追求的目標。

馬里尼斯也提到，古希臘的“教化”與儒家的“修身”都致力于培養出具有道德責任感的人，使人們能夠運用判斷力、保持自律并履行公民責任。他補充說，“德性”這一理念的重要意義，正在于將學習與人的全面發展聯系起來。

在林志猛看來，古典學對現代教育的啟發，在于促使人們重新追問教育的根本目的。他告訴本報記者，柏拉圖尤其注重人的德性與靈魂教化，其提出的四重德性說與靈魂三分法所指向的核心問題就是“如何使人盡可能成為有德行且完善的人”。這在技術加速發展、價值日益多元的今天，依然是人們必須面對的根本問題。現代教育往往側重于知識傳授和技能訓練，卻很少追問“人應當如何生活”。林志猛說：“古典學提醒我們，真正的教育不是簡單的知識填充，而是靈魂的轉向。”

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古典學榮休教授瑪加利特·芬克爾伯格（Margalit Finkelberg）從價值體系的角度談道，現代文明面臨一個根本性困境：信息、技術和商品在全球范圍內自由流通，人類卻普遍缺乏共享的道德與文化價值。她認為答案或許藏在對古典教育的現代闡釋中。“每個社會的價值系統都深深植根于教育體系，因此，研究不同文明的教育體系基礎原則，至少有兩點重要意義：第一，推動不同文明間更富有成效的對話；第二，在此基礎上共同構建一個跨越東西方文化差異的全球價值體系。”芬克爾伯格說。

分論壇三“和平與秩序：全球變局的文明方案”現場 本報記者 朱高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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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思想關乎個體成長與共同體構建

如果說德性與教化關乎人的成長與完善，那么友愛與共同體則進一步指向人與人、個體與群體間的倫理關系。多位學者認為，在社會原子化、競爭加劇和公共生活紐帶日益松動的今天，古典思想中關于友愛與共同體的討論具有突出的現實意義。

在林志猛看來，“友愛與共同體”是德性從個體走向群體的橋梁。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都曾深入討論友愛這一話題，他們認為真正的友愛不是建立在功利的基礎上，而是基于對善的共同追求。孔子說“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這種“樂”來自同道者對共同理念的追求。從人與人之間的道義友情出發，可以進一步推及對鄉里、邦國乃至天下的擔當。在當代社會，古典友愛觀提示人們，持久的精神紐帶和對共同體的責任感，往往產生于對真理和善的共同追求。

蒙達對本報記者表示，本屆大會鼓勵學者思考這樣一個問題：究竟是什么把人類聯系在一起。對此，他認為“友愛與共同體”尤為關鍵，是整個架構的樞紐。友愛連通教育、社會秩序、倫理責任，也連通人文主義與技術世界。從古代思想家的觀點中我們可以看出，友愛是共同體的最小單元，是美德的顯現之處，也是政治生活的意義所在。“本屆大會傳遞了一個判斷：任何關于教育、政治或技術的思考，如果忽略了那根使人們在同一個世界中彼此承認互為伙伴的紐帶，都難以真正成功。”蒙達說。

哥倫比亞國立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利利亞娜·卡羅琳娜·桑切斯·卡斯特羅（Liliana Carolina Sánchez Castro）則從更廣泛的倫理關系出發，認為中國與哥倫比亞古典學者在關注點上高度契合：他們都關心下一代的教育，相信古典價值能在此發揮作用；都重視共同體建設，試圖重建人與人、社群與國家間溫暖而穩固的聯系；都意識到人和自然環境間倫理關系的重要性，并主張對技術及其進步、應用和應用后果保持審慎反思。桑切斯同時呼吁人們關注前蘇格拉底哲人，在她看來，他們對于自然的思考至今仍富有啟發性，也提醒我們重新審視人與他人、人與萬物、人與環境間的倫理關系。

分論壇四“技術與文明：數智時代的人文精神”現場 本報記者 朱高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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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秩序與技術間重申人的尺度

面對世界變局中的沖突與不確定性，“和平與秩序”是本屆大會的重要議題。林志猛認為，“和平與秩序”是共同體的核心關切。古希臘哲人曾追問：立法的目的究竟是贏得戰爭，還是實現和平與德性。古典思想給出的回答是，真正好的立法應當使人盡可能獲得完整的德性；對外好戰最終會反噬自身，導致共同體內部的分裂和政治失衡。在戰爭依然存在、和平仍不穩定的世界里，古典學提供的是一種更高的判斷標準：政治共同體真正的繁榮和有序，源于政治德性的貫徹，而非對外持續擴張和侵略。

“技術與文明”是本屆大會最具時代緊迫感的議題之一。人工智能和數字技術的迅猛發展，正在深刻改變著知識生產、社會交往乃至人的自我理解。與會學者認為，古典學并不拒斥技術，而是要求人們重新思考技術在人類生活中的位置。

在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副教授朱成明看來，科學只是知識的一種類別，技術也主要應用于解決外在問題。人之為人的核心在于內在實現。現代科學技術只是人自我實現的輔助手段，唯有由成熟而有智慧的人掌握和運用，才能真正造福人類。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兼歷史系陳振傳漢學研究教授顧史考（Scott Cook）認為，前所未有的技術創新正在改變世界，也可能在某種意義上威脅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他借莊子“物物而不物于物”提出，人應善于主宰和運用外物，而不能被外物奴役。從古典思想中汲取應對時代難題的智慧，或許是當今社會重新尋回部分失落人性的一條可行路徑。

技術時代的古典學價值，正在于它不斷提醒人們：技術可以提升人的能力，卻不能替代人對善、正義、責任和共同生活的判斷。越是在技術加速進步的時代，越需要古典學提供關于限度、節制和人的完整性的思想參照。林志猛認為，古希臘哲學講“節制”，先秦儒家講“中庸”，道家講“知足”“知止”，這些思想在今天仍是極具價值的寶貴精神資源。古典思想始終把“完整的德性”而非“過度自由”視作人的自然目的。一個靈魂和諧有序的人，才能在價值動蕩的時代保持判斷力和行動力。在林志猛看來，古典學有一種可以提供經過時間檢驗的“度”的智慧，在當下這個時代，這種智慧能發揮關鍵的參照與矯正作用。

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 練志閑 劉雨微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姚曉丹

新媒體編輯：程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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