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市場資訊

（來源：商用車界）

融資租賃作為商用車金融的重要服務形式，近年來市場規模持續擴張。

據中國汽車流通協會商用車專業委員會的數據，2025年終端商用車融資租賃市場規模已突破3300億元，占終端商用車融資額的50%以上。商用車大數據平臺數據顯示，2025年國內商用車總銷量超過310萬輛，總銷售額近8000億元，龐大的金融需求吸引了各路金融主體進入。然而，規?？焖僭鲩L的背后，行業不規范問題日益凸顯。

2025年12月，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首次以專門規定的方式、以不公開形式發布《關于進一步規范商用車市場金融業務的通知》（金規〔2024〕127號），對商用車金融業務提出了系統化監管要求。2026年5月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辦公廳再次發布《關于加強商用車金融業務監督管理工作的通知》（金辦函〔2026〕26號）文件，再次分析商用車金融業務的問題，并提出了“商用車融資租賃業務不規范問題突出”的問題。監管信號的密集釋放，折射出行業積弊之深、治理之迫。對于商用車融資租賃業務，通知中進行了列舉，本文從五個維度對商用車融資租賃業務的不規范問題進行深度剖析。

一、保證金比例偏低，風險緩釋功能弱化

保證金是融資租賃業務中重要的風險緩釋工具，其比例設定直接關系到出租人風險承受能力的底線。然而，部分商用車融資租賃業務中保證金比例明顯偏低，難以有效覆蓋承租人的違約風險。從行業實踐來看，一些機構為追求業務規模擴張，在準入環節放松標準，以低保證金甚至零保證金吸引客戶。商用車承租人多為個體司機或中小物流企業，抗風險能力本就薄弱，一旦遭遇運價波動、貨源中斷或安全事故，極易陷入還款困境。在此背景下，偏低的保證金無法形成足夠的安全墊，風險敞口隨之擴大。部分融資租賃公司僅充當資金提供方角色，由經銷商承擔全部擔保責任，看似“無風險”實則將風險隱蔽地積聚在渠道環節，一旦經銷商暴雷，融資租賃公司同樣難以獨善其身。

二、綜合融資成本畸高，收費亂象疊加違約金陷阱

綜合融資成本偏高是商用車融資租賃領域最集中的消費者痛點。其問題不僅在于利率水平本身，更在于收費項目設置不透明、管理不規范，形成了一套精密的“收費閉環”。實踐中，GPS加裝費、咨詢服務費、擔保費、手續費等項目層層疊加，綜合費率被推高至30%以上。有案例顯示，承租人申請3.5萬元融資，實際到手僅3.15萬元，放款即被扣除GPS費等各類費用，三年還款總額超過5.3萬元。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機構通過拆分利息、虛增收費名目，將實際綜合融資成本推至監管紅線邊緣。

違約金設置同樣問題突出。部分合同約定提前還款需支付高達10%的違約金，逾期租金按日1.2‰的標準計收違約金。這種收費標準遠超合理范圍，在承租人經營困難時形成“雪上加霜”的疊加效應。有的機構甚至在合同中設置“還款5年才能提前結清”的限制條款，實質上剝奪了承租人的提前還款選擇權。

三、業務宣傳混淆視聽，信息不對稱下的誘導簽約

業務宣傳引導不當集中表現為將融資租賃包裝成傳統車貸進行推銷，刻意模糊兩種金融產品的本質區別。車貸屬于借貸關系，車輛所有權自始歸消費者所有；而融資租賃是“以租代購”，租期內車輛所有權歸屬租賃公司。這一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的核心差異，在宣傳環節往往被刻意淡化甚至完全隱瞞。

部分經銷商和融資租賃平臺以“低月供”“零首付”“秒放款”等話術吸引客戶，卻對融資租賃的真實屬性、車輛所有權歸屬、提前還款違約金等關鍵信息避而不談。部分銷售人員甚至直接以“廠家車貸”“按揭貸款”的名義引導消費者簽約，消費者在提車后才收到融資租賃公司的通知，方才知曉自己的車是“租”來的。這種利用信息差實施的誘導行為，已涉嫌消費欺詐。從更深層次看，這種“劣幣驅逐良幣”的競爭邏輯正在扭曲整個市場生態——合規企業若不跟進“套路”，便面臨被擠出市場的風險。

四、債務催收失范，暴力與騷擾手段頻現

債務催收行為不審慎是融資租賃行業投訴的又一高發領域。部分機構在承租人出現逾期后，采取電話轟炸、言語威脅、上門拍照施壓等方式進行催收。有投訴反映，催收人員每日撥打超過3次電話，即使在休息時間也不間斷騷擾，甚至以向村書記、單位、街道宣揚借貸之事相威脅。更有甚者，部分機構在未經合法程序的情況下直接拖車、扣車。

值得關注的是，催收亂象往往與業務前端的問題形成聯動。一些機構在簽約時未充分履行風險告知義務，后期則惡意認定違約、收取高額罰息。承租人一旦陷入逾期，不僅要面對高額違約金，還要承受不當催收帶來的精神壓力和社會聲譽損害。部分融資租賃公司已意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開始在內部公告中明確“嚴禁以暴力等任何不當方式催收租金”，但從行業整體來看，違規催收仍未得到有效遏制。

五、消費者權益保護機制缺位，投訴量持續攀升

消費者權益保護機制不健全，是上述諸多問題的制度性根源。商用車融資租賃的承租人多為個體經營者，金融知識相對薄弱，合同條款理解能力有限。而《汽車融資租賃合同》作為格式合同，往往由租賃公司單方制定，消費者在簽署時無權修改或提出異議。部分合同條款權責嚴重不對等——對消費者的義務和違約責任規定細致嚴苛，對租賃公司的責任則輕描淡寫。根據《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條，提供格式條款一方需以合理方式提示對方注意免除或減輕其責任等重大利害關系條款，但在實際操作中，這一法定義務往往被虛置。

投訴數據從側面印證了問題的普遍性，監管及各大平臺上相關投訴達量據高不下，問題高度集中于息費過高、冒充車抵貸、暴力催收等。糾紛發生后，消費者往往面臨維權成本高、舉證困難、多頭管理無人負責等困境。

結語

時隔一年半，國家金融監管總局再次就商用車金融業態問題發出通知，說明商用車融資租賃業務的問題較為嚴重，五重隱患的背后，折射出行業長期存在的“類信貸”經營傾向——名為租賃、實為放貸，偏離了“融資+融物”的本源定位。2026年初生效的《金融租賃公司融資租賃業務管理辦法》共8章68條，從盡職調查、租賃物管理、風險管控到消費者權益保護進行了全流程規范。各地亦在加緊出臺配套細則，重慶于2026年4月發布《融資租賃公司監督管理實施細則》，江蘇于2026年3月修訂印發新版細則。監管導向已從“規模擴張”轉向“質量提升”。然而，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執行。唯有通過持續的現場檢查、穿透式監管和嚴厲的違規懲處，才能真正推動行業回歸本源。對于從業機構而言，與其在灰色地帶中博弈監管底線，不如主動擁抱合規，在專業化運營中構建可持續的競爭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