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研究是謀事之基、成事之道，是我們黨的傳家寶，是做好各項工作的基本功。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要走出象牙塔，多到實地調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狀況、把握群眾思想脈搏，著眼群眾需要解疑釋惑、闡明道理，把學問寫進群眾心坎里”，這些重要論述為推動哲學社會科學高質量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新時代新征程，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亟須推動研究方法的創新突破，探索調查研究的中國范式，增強中國學人的“自主意識”與“方法自覺”。這就要求重新審視并融會貫通古代中國、中國共產黨和西方的社會科學調查研究方法，推動研究方法從科學主義的技術牢籠中釋放出來，注重嵌入歷史場景、戰略視野和文明高度，使其成為既立足于本土實踐，又能與世界對話的橋梁紐帶。

古代中國的調查研究方法，是一種獨特的知識生產模式。它不追求某個具體數據的準確與否，不追求所謂的科學性、客觀性，但卻成為中國數千年來別具一格的認知與治理方式。這對于今天我們反思西方的社會科學調查研究方法，提升中國調查研究方法的自主性具有重要啟發意義。為了管理遼闊的疆域，古代中國有著龐大的行政系統和文人系統，他們發明了各種各樣的方法來了解社會的真實情況。比如，“巡行”是從“遒人持木鐸”開始，帝王或上級官員會主動離開都城或首府，深入地方或基層，開展視察、督導與考核工作。“采風”是古代文化官員或文化創作者深入民間，收集當地歌謠、諺語等口頭文學作品，從中感知和分析風土民情，包括地方風俗、民眾情緒與行政得失等。它開創了通過文學形態進行社會調查的先河，將文化和政治緊密結合在一起。如果說“巡行”是自上而下進行調研，那么“上計”則是自下而上統計數據。從夏商的“登人”到后世的“黃冊”“魚鱗圖冊”，“上計”是古代中國一項重要的行政考核與信息上報制度，中央據此進行考核、賞罰，并制定或調整國家政策。“游歷”正如我們所熟知的“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能夠印證文獻、增長見聞、探究真理，可以綜合運用直接觀察、深度訪談、實物考證、親身體驗等多種方法。

中國共產黨的調查研究方法與古代中國的調查研究傳統交相輝映，形成了研究方法中的一道獨特風景。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早期共產黨人，在長期革命和建設實踐中形成了豐富而獨特的調查研究方法。例如，毛澤東同志強調“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并撰寫《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尋烏調查》等傳世經典。“反對本本主義”，主張是什么問題就是什么問題，是多大的問題就是多大的問題，調查者不能事先定調子、劃框框，而要下基層找例子。一切結論產生于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眼睛向下”，強調不要各級領導作陪，不要擺架子，而要善于傾聽基層干部群眾的意見，恭恭敬敬、老老實實地向他們學習。只是“昂首望天”，一輩子也不會真正懂得中國的事情。“解剖麻雀”，是一種典型案例法，要拼著精力把一個地方研究透徹，從個案出發，探索事物發展的普遍性規律，見微知著地發現普遍性問題。“同吃同住同勞動”，是一種選擇具有代表性的地區或單位進行長時間沉浸式觀察的方法。通過系統追蹤厘清問題脈絡，只有和群眾做朋友，而不是去做偵探，才能真正理解群眾，代表他們的利益。中國共產黨一貫強調，要把調查研究作為永遠的、根本的工作方法。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調查研究這一“傳家寶”始終貫穿于我們黨的各個發展時期。

西方的社會科學調查研究方法是分析社會現象、揭示社會規律的重要工具，主要包括問卷調查法、實驗研究法、深度訪談法、參與式觀察法、案例研究法、統計分析法等，突出調查研究的客觀性、系統性、可復制性，為人類社會的知識積累和社會科學的學科建制作出了應有貢獻。

我們可以將古代中國、中國共產黨和西方的社會科學調查研究方法相互融合，求同存異，進而生成中國自主的調查研究方法。

第一，實事求是。這是調查研究的基本原則與操作規范。古代中國的調查研究雖然具有一定的主觀性，但特別強調行萬里路、網羅舊聞、考信實物的求證精神。中國共產黨甚至將實事求是作為最大的黨性，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堅持唯物主義，探求事物內部的聯系及其發展的規律，敢于正視問題。西方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同樣要求科學性、客觀性、經驗性。因此，我們的調查研究必須堅持“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的基本取向。調查研究不是為了驗證或依附西方理論，而必須從中國鮮活的歷史經驗和社會實踐出發，從中國的現實土壤中生長出研究的真問題。

第二，將心比心。費孝通晚年強調“將心比心”，并將其作為社會科學研究的行動倫理，這也是進入田野的基本姿態。中國傳統文化強調關系本位，將心比心是建構真誠、信任的社會關系的重要途徑。中國共產黨更是旗幟鮮明地表達人民立場，強調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西方主流研究方法也主張跨文化比較、主體間性。理想的研究者不是冷眼旁觀的外部專家，而是努力通過共同生活、真誠交往、情感互惠去建立信任。從儒家的“入境問俗”到人類學的“理解他者”，研究倫理的核心是尊重與互惠。

第三，經世致用。這是中國調查研究方法的核心價值旨歸。在中國，調查研究絕非為學術而學術的工具，而是必須植根中國現實、回應社會關切、服務人民需要。這不僅符合儒家修齊治平的入世精神、經邦濟世的實用理性，而且符合中國共產黨一貫堅持的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的辯證關系，始終堅守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的初心使命。我們黨從來不做躲進小樓、漫無目的、不痛不癢、形式主義的調查研究。同理，經世致用的理念與西方主流研究范式所強調的問題導向高度契合。

第四，歷史視野。這是調查研究的時間縱深感，關乎如何理解當下，關乎歷史與當下是否割裂。沒有歷史視野的當下，都只能是節點或切片。將一切置于歷史長河中的通史傳統，是中國智慧對世界知識的貢獻。中國共產黨人堅持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而年鑒學派、歷史人類學等西方研究范式也強調歷時性與共時性相統一，講求長時段的研究視野。

理論與方法相輔相成。理論自主始于方法自主。從中國經驗提煉中國理論，需要有一個關鍵的中間環節，即中國方法。沒有方法的連接，理論與經驗難以貫通，常常出現“兩層皮”的現象。因此，加快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呼喚中國自主的調查研究方法。經世致用召喚我們進入田野，將心比心讓我們能夠真正進入并理解現實中的人，實事求是確保我們在調查研究中腳踏實地把握事實、發現規律，歷史視野幫助我們探尋中國故事的深層邏輯，其指向都是扎根中國大地、賡續中華文脈的調查研究。我們應當努力探索中國自主的調查研究方法，加快構建一種不回避價值立場，不脫離實踐問題，不割裂歷史傳統，且能與世界進行平等對話、有生命力、有主體性的，真正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研究員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田粉紅

新媒體編輯：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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