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時任福州軍區第二政委的劉培善正忙于東南沿海的戰備工作，他剛剛率軍區宣傳、新聞部門深入福建前線的青嶼島，總結基層連隊建設經驗，撰寫了一篇題為《關于青嶼四連加強連隊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經驗》的長篇調查報告。這份報告隨后在《解放軍報》刊登，向全軍推廣。

劉培善

不久以后，“運動”爆發，全國陷入混亂。1967年3月，周恩來親自指示劉培善前往江西，處理南昌、贛州等地對立派別的激烈武斗。劉培善深知此行任務艱巨，且可能引火燒身，但他出于對周恩來的尊重和信賴，毅然赴贛。

劉培善到江西后，在一次萬人大會上被激進派綁架了。面對這一突發情況，劉培善異常冷靜，他指示隨行部隊人員嚴格遵守周恩來的指示：不能發一槍一彈。這次事件后，與劉培善一同被綁架的江西省軍區司令員吳瑞山被送往北京，而他則繼續在復雜局勢中艱難斡旋。

1967年5月至6月，劉培善在北京參加由陳伯達主持的處理江西、福建問題的會議。陳伯達在會上將廈門的一派群眾組織定為“反革命派”“保皇派”，并將駐廈門的第31軍指為其“黑后臺”。劉培善當即據理力爭：“把那么多群眾打成反革命，還給部隊扣上‘黑后臺’的帽子，怎能安民心穩軍心？”陳伯達聽后大怒，和劉培善爭得面紅耳赤。周恩來得知此事后，派中央調查組赴廈門調查，最終否定了陳伯達的結論。

陳伯達

1967年9月，劉培善再次奉周恩來的指示返回福州，努力平息當地愈演愈烈的武斗，他常常廢寢忘食，不顧個人安危，親赴武斗現場，耐心說服教育受蒙蔽的群眾。家人曾勸劉培善注意安全和身體，他卻說：“這是總理所托，我應該為總理分憂。保國護民是共產黨人和革命軍人的天職，我不能退縮！”

然而，局勢的發展已非個人努力所能扭轉。1967年11月，中央決定將福建兩派組織的頭頭召集到北京辦學習班，以期實現“大聯合”。學習班籌備期間，周恩來曾多次電話告知劉培善不要來京參加，但另一方面，卻有人以組織的名義催促他赴京。最終劉培善選擇服從組織安排，于1967年11月下旬前往北京，這成了他人生最后的一程。

1968年4月，林彪反革命集團在福州軍區的追隨者趁劉培善在北京參加學習班之機，背著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非法組織人員拋出早已準備好的“材料”，誣蔑劉培善在南方三年游擊戰爭時期叛變過，是“黨內的走資派”“賀龍的黑爪牙”，并給他羅織了“陰謀組織反革命集團”“企圖亂黨奪權”等罪名。隨后劉培善遭到非法關押和殘酷批斗，他被扯掉領章，扯斷頭發，遭受拳打腳踢，甚至被封鎖了與周恩來的電話。

劉培善和妻子

面對人身侮辱和精神摧殘，劉培善鐵骨錚錚，寧折不彎。但長時間的折磨最終擊垮了這位身經百戰的將軍，1968年5月8日深夜，劉培善在北京某部的鍋爐房中，以極端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時年56歲。

毛澤東在得知劉培善自殺后，憤怒地作出批示：“不給出路，逼迫自殺。”這個批示表達了他對劉培善自殺事件的反思和對相關情況的指責。

5月16日，周恩來召集福州軍區在京黨委常委及陸海空三軍負責人開會，代表中共中央嚴肅批評了林彪反革命集團迫害劉培善的事件。周恩來在會上對劉培善的一生作出高度評價，他指出：“劉培善同志是個老紅軍，堅持湘贛邊三年游擊戰爭是很頑強的，他為革命獻出了一生，是我黨、我軍的優秀干部。”會議宣布劉培善定為革命烈士，其家屬、子女享受烈屬的一切待遇，骨灰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

1978年5月，在劉培善逝世10周年之際，經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批準，福州軍區黨委作出《關于劉培善同志問題的結論》，為他徹底平反昭雪。結論中寫道：“劉培善同志忠于黨，忠于人民，立場堅定，英勇作戰，積極工作，艱苦樸素，光明磊落，為加強部隊建設作出了貢獻，為共產主義事業獻出了一生。他是我黨的優秀黨員，我軍的優秀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