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車在安達盧西亞的群山之間疾馳，跨越沿途無盡的荒漠、堡壘與柑橘園。在天光忽晴忽暗轉換之際，穿過一片片云朵與橋隧，以平均二百五十公里的時速奔向西班牙王國的首都馬德里。列車正在行駛的馬德里-塞維利亞高速鐵路，于1992年4月21日完工，是西班牙政府為獻禮1992年4月20日開幕的塞維利亞世博會所建。作為長期被視作歐洲大陸經濟發展與基礎設施建設后發國家一員的西班牙，時至今日高鐵總里程達4000公里，位居世界第二。

在塞維利亞與馬德里之間的旅途中，火車經停伊斯蘭西班牙的古都科爾多瓦。科爾多瓦曾是8-11世紀倭馬亞哈里發國的首都，長期是西地中海世界的第一城。公元711年，倭馬亞王朝哈里發瓦利德一世統治時期，丹吉爾總督塔里克·伊本·齊亞德統帥柏柏爾軍隊在直布羅陀登陸，隨即揮師北上，在同年的瓜達萊特戰役中擊敗其時統治伊比利亞半島的西哥特王國軍隊。西哥特末代國王羅德里克亡于陣中，造成了伊比利亞半島的政治權力真空。其后倭馬亞大軍攻占西哥特首都托萊多、并向伊比利亞北部進發，直至倭馬亞軍隊分別于721年在圖盧茲被阿基坦公國軍隊擊敗、于722年（或718年）被坎塔布里亞公爵、西哥特貴族佩拉約（Pelayo）領導的阿斯圖里亞斯軍隊在科瓦東加（Covadonga）擊敗，倭馬亞王朝的征伐步伐才止步于比利牛斯山脈一線。也是從8世紀初開始，阿斯圖里亞斯與其東部的巴斯克，成為半島上唯二信奉基督教的政治實體，鑄成西班牙特色民族革命史觀中的國族起源時刻。

思緒從歷史回到現時。西班牙的高速鐵路形成了以馬德里為絕對核心的線網結構，導致從伊比利亞半島西南角的塞維利亞前往半島西北部的古都萊昂之間沒有高鐵直線連接，需要在馬德里轉車。夜幕之中，沖下馬德里阿圖查火車站停靠的西班牙國鐵S101型法國制阿爾斯通列車，乘坐連接馬德里另一主要鐵路樞紐查馬丁站的市郊鐵路火車，半小時內乘上終到萊昂的西班牙國鐵S102型西班牙制塔爾戈列車。S102型，即塔爾戈350，是西班牙自主研發的、時速最高可達350公里的高速動車組，也使西班牙躋身高鐵制造強國之林。

昵稱為“鴨子”的S102型動車組駛出馬德里查馬丁站的站臺，迅即遁入二十八公里、歐洲第三長的瓜達拉馬鐵路隧道。在黑夜中，塔爾戈350列車以300公里的時速行駛在老卡斯蒂利亞人跡罕至的荒漠之中，沿途的塞哥維亞、巴拉多利德，均是卡斯蒂利亞-萊昂王國步步為營、在被稱為“收復失地”（Reconquista）的運動中不斷南征時建都營國之城。兩小時后，火車抵達卡斯蒂利亞-萊昂王國的母城——萊昂（Leon）。

舊都萊昂

如果說基督教西班牙南征的歷史神話起于阿斯圖里亞斯的群山之中，那么萊昂及其周邊的萊昂平原，是萊昂-卡斯蒂利亞一系諸王國的大后方，是基督教西班牙從北方群山之中千里轉進而出、奪取的第一塊農業平原。萊昂踞于坎塔布里亞山脈之南，俯視流經老卡斯蒂利亞直至葡萄牙波爾圖出海的杜羅河，可謂是進可攻退可守。

鉆出地下化的萊昂火車站，一陣陰冷潮濕的空氣自上而下襲來，天色暗沉，街道行人寥寥。頂著寒意，跨過貝爾內斯加河（Bernesga）上的大橋，進入萊昂城區，迎面而來的圓環內矗立著古斯曼“忠勇者”紀念碑，旨在紀念1294年守衛塔里法（Tarifa）的卡斯蒂利亞貴族、軍事將領古斯曼。相傳，面對摩爾與卡斯蒂利亞內亂勢力圍攻安達盧西亞最南端的塔里法，古斯曼不顧兒子已經被敵俘虜，毅然拒絕投降，將自己的匕首擲下城墻，象征忠誠高于血緣。偶爾有酩酊大醉的中年人從酒館內踉蹌而出，或一人，或成雙，但往往行路不語。方才晚上十一點，全城路上沉寂無聲，只能聽到醉酒之人踏在石板路上嘗試尋找歸家路的回聲，與安達盧西亞的塞維利亞、科爾多瓦諸城的自然氣候與社會氣氛的形成鮮明對比，也在無形之中解構了對于西班牙南方海濱世界熱烈而自由的想象。也許，比起南西班牙，坐落于杜羅河支流貝爾內斯加河的萊昂，離杜羅河下游的葡萄牙更近。舉目夜空中，卡斯蒂利亞-萊昂共同體的獅子長城旗飄揚，在提醒我們這片土地上的歷史烙印。

“漏洞”酒館

清晨的萊昂舊城，地上似乎凝結起一層雨霜，天空似下非下地飄揚著細微的雨滴。向萊昂大教堂的方向進發，只見一間名為“漏洞”（La Bicha）的酒館外墻上，以交錯方式懸掛三對萊昂紫獅旗與阿斯圖里亞斯勝利十字旗，在無聲宣示的歷史記憶之中，萊昂與阿斯圖里亞斯兩個革命老區的血脈相連。昏沉的天色下，萊昂大教堂淺黃色石料的立面、綿延的飛扶壁讓人誤以為這是一座法國的火焰式哥特教堂。萊昂大教堂，名為圣瑪利亞·規章之母大教堂（Catedral de Santa María de Regla de León），始建于1255年，步入其間，黑洞的穹頂露出了其氣質的本來面目——與其將萊昂大教堂同法國的哥特式，或者與西班牙各主要城市的大教堂相比，其內部空間的精神更接近于葡萄牙的埃武拉大教堂。昏暗的內部空間內，仿佛隱藏著神秘主義的氣氛，即使作為世界上彩色玻璃面積最大的教堂之一，也無法用光彩掩蓋其美學深層的幽深本質。1800平方米的彩色玻璃窗使教堂的承重結構異常脆弱，經過19世紀的多番修補，該教堂才免于倒塌的命運，被稱為西班牙建筑保護史上最重大的工程。近觀兩側的彩色玻璃花窗，上面多為熱帶植物式的圖案，加之主祭壇背后伊莎貝拉哥特式的石刻拱門，令人的神思仿佛來到了里斯本的葡萄牙特色哥特-文藝復興過渡風格曼努埃爾式的熱羅尼莫斯修道院的中庭與回廊。伴隨著電子講解錄音內斬釘截鐵式的對基督教信仰的宣教，也許這就是“葡萄牙風”教堂發展的高峰。

萊昂大教堂

天色放晴，映出藍光。走在遍布13世紀西班牙哥特式圣人群像的回廊里，感到雕塑刻畫的諸圣人面相比起今日街道上的西班牙人，更接近葡萄牙人——也有幾分入定式的時間停滯神態。教堂門口的規章廣場上，立著青銅色的紀念碑“向大教堂建造者致敬”（Homenaje a los Constructores de Catedrales），二十個手印呈四列排開，紀念修建中世紀大教堂的無名勞動者。繼續踏著濕漉漉的街道向圣伊西多羅圣殿（Basílica de San Isidoro）走去，途經西班牙建筑師安東尼·高迪修建的博蒂內斯之家（Casa Botines）。該建筑呈現代主義與哥特復興的混合風格，正門上方為圣喬治雕像，象征正義與秩序，是一座加泰羅尼亞企業委托建造的辦公與住宅多重用途大樓，也許正因其坐落于古都萊昂，反而體現出高迪本人建筑思想的一些重視歷史傳承的精神暗線，撕去了高迪在巴塞羅那所設計建造的一系列建筑的童話外表——也許其精神深處飽含的是對西班牙民族建筑形式的崇高敬意。不一時，樸實穩重的羅曼式圣伊西多羅圣殿映入眼簾，該圣殿建造于11至12世紀，是西班牙羅曼式建筑的巔峰之作，也是其時定都萊昂的、伊比利亞基督教諸王國之首的萊昂王國的皇家教堂與修道院。教堂內的空間不如后世西班牙教堂的高大奢靡，但其奉獻給的圣伊西多羅是7世紀伊比利亞的西哥特王國的神學家與教會領袖，11世紀其遺骸遷葬于此，象征南征圣戰過程中的萊昂王國繼承西哥特王國的法統。該教堂博物館內保存有一面19世紀復制的圣伊西多羅戰旗，其典出于傳說1147年卡斯蒂利亞-萊昂國王、第一位稱全西班牙皇帝的阿方索七世率軍圍攻東安達盧西亞的巴埃薩期間，圣伊西多羅顯靈，庇護卡斯蒂利亞-萊昂的軍隊戰勝敵人。在這面戰旗上，圣伊西多羅已經不再是創作早期中世紀百科全書《詞源學》（Etymologiae）的神學家，而是化身為一手持十字架，一手持寶劍，身穿教宗服的圣戰士，還有一只揮舞寶劍的手臂從云端顯出。戰旗上書：

“這只陪伴我的手，是使徒雅各的手”（Esta mano que anda conmigoes del mismoapóstol Santiago）

如果說歷史上圣伊西多羅圣殿的建造是為了彰顯卡斯蒂利亞-萊昂一脈王業的正統性，現今教堂內展覽空間反復宣誓的“議會主義的搖籃”正敘說在21世紀的歐洲，議會民主制的歷史想象正在如何被建構與塑造。1188年，新即位的國王阿方索九世在萊昂召開由貴族、教士與城市精英參加的議會（Cortes），形成萊昂敕令，以書面的形式限制國王的征稅權、承認私有財產受法律保護、王權必須在法律框架下運行、王國重大事務需要征詢代表的意見，是歐洲現存文獻中第一次明確記載的“三級會議”。令人不禁聯想，1188年的萊昂敕令，與1215年英國的大憲章以及1290年代開始長期連續召開的匈牙利國會，哪一個才是歐洲議會主義之始？還是這種對于歷史制度的冠名更多是今人對于當下政治制度的歷史化，對于歐洲民主化歷史的再想象，抑或是某種民族國家政治神話塑造的需要？

腦海中依稀停留在“議會主義的搖籃”展廳內仿佛播放的宣傳片畫面上，走入圣伊西多羅圣殿的王室陵寢（Panteón de los Reyes），內部錯綜排列著定都萊昂期間卡斯蒂利亞-萊昂王系的歷代國王、王后、王子與公主。1808-1814年西班牙抗法獨立戰爭——即半島戰爭期間，法軍攻入萊昂城，將棺槨內的陪葬金銀洗劫一空，王族遺骸散落，近年來西班牙藉由現代DNA技術識別，方才將每位王族成員的遺骸重新整理歸攏。王陵頂部墻面保留有11-12世紀創作的以創世紀、基督耶穌的一生、黃道十二宮以及農事歷法為題材的濕壁畫，象征天、地與王權秩序的一體，也是對王國政治權力的神圣化，畫風直白鮮艷，似乎能看到羅馬風格壁畫的遺風。走出圣伊西多羅圣殿，三兩云朵飄浮在碧藍天空之上，西班牙與萊昂的旗幟交相輝映。

同樣作為卡斯蒂利亞-萊昂地區的古都，比起以烤乳豬（Cochinillo Asado）見長的塞哥維亞、以烤乳羊（Lechazo）和布爾戈斯血腸（Morcilla de Burgos）聞名的布爾戈斯，萊昂的飲食文化相比之下不能算作精深博大。一套名為萊昂燉菜（Cocido Leones）的深富“殺豬菜”思想的全豬肉料理毫無疑問位居萊昂地方菜系的核心。萊昂燉菜一般分為三道，在筆者所食用的這一家，第一道是一份面包湯與一份圓面條湯，湯汁是燉煮豬肉、豬骨與豬內臟熬成的濃湯。第二道是三份配菜，包括一份燉煮鷹嘴豆，一份豬油燴包菜，一份豬血糊。緊接而來的第三道則是燉煮后的“豬八件”拼盤：一塊豬肋排，一塊豬肉腸，一塊豬舌頭，一塊五花肉，一塊咸肉，一塊豬耳，一塊豬肉辣腸（Chorizo），一塊豬蹄，一塊豬肩肉和一塊雞蛋香腸糕。在三道主菜之后，最后以一道奶酪蛋糕收尾。不知何故，在這家餐廳的菜單上，每一道都寫作“襲擊”（Asalto）——第一次襲擊、第二次襲擊、第三次襲擊——不知是不是某種軍事化食物文化的寫照？“殺豬菜”一般的萊昂燉菜是否出于某種行軍過程中統軍貴族的飲食需求而產生？ 一頭豬經過屠宰之后，迅速燉煮，分而食之，而各個部分皆需一一食用。神游之余，突然想起許多旅人在馬德里會食用的馬德里燉菜（Cocido Madrile?o），似乎整體思路與萊昂燉菜高度類似，也是一種以“殺豬菜”為基礎，以鷹嘴豆為輔的豬肉燉菜。不知道在卡斯蒂利亞-萊昂王國定都馬德里之后，是否將舊都萊昂的飲食文化帶到了這座位于伊比利亞半島中央的新都？這一切的一切也許都沒有準確的答案。如果需要尋找線索，也許更為合適的回答是：逆著南征之路，繼續北上。

農業的阿斯圖里亞斯、工業的阿斯圖里亞斯

回到萊昂火車站的地下站臺，西班牙國鐵最新的S106型塔爾戈造高速動車組飛馳地鉆出地面，駛入坎塔布里亞山脈的群山之中，植被愈發透綠，這也預示著旅途即將進入伊比利亞北部的“綠西班牙”。萊昂到阿斯圖里亞斯親王國首府奧維耶多（Oviedo）約一個小時的車程幾乎大部分時間里火車都在隧道中穿行，橋隧比占約70%，其中最長的帕哈雷斯基線隧道全長約24.7公里，該隧道自2003年啟動，2023年方告完工，使傳統重工業地帶的阿斯圖里亞斯地區終于取得與首都馬德里的高鐵連接。在隧道中，火車一路劇烈顛簸，駛出隧道，巨大的熱電廠煙囪迎面撲來，此時天色正在變暗，太陽依然耀眼。不多時，火車駛入鋼筋水泥鑄就的奧維耶多站。

從火車站地下的站臺層乘坐十多米高的扶梯直接向上，可以見到車站建在坡底，鋼筋水泥的叢林環繞車站，站前的桑坦德大道下方建有下穿隧道，遠處群山聳立，使得人口僅為22萬的奧維耶多，夜幕之下仿佛有百萬人口大城的氣象。阿斯圖里亞斯自中世紀以來地方經濟的支柱是半耕半牧的農業，該區域出產的阿斯圖里亞斯谷地牛（Asturiana de los Valles）、卡布拉萊斯藍紋奶酪（Queso Cabrales）、阿富埃加爾·皮圖奶酪（Afuega’l Pitu）與蘋果酒（Sidra）皆為西班牙同類農業產品的翹楚，也是歐洲的一線食材。阿斯圖里亞斯谷地牛牛肉烤制的牛排纖維細膩，風味濃郁深厚，顏色透出深深的紫紅。卡布拉萊斯藍紋奶酪醇厚的口感中沉淀著豐饒的底味，阿富埃加爾·皮圖奶酪流沙般的紋理中暗藏微辣而堅實的質地。該種農牧產品的生產結構，不禁讓人想起歐洲西北部的英格蘭、諾曼底與布列塔尼地區的飲食文化，令人自然意識到其氣候、土壤與社會文化同西班牙中部、南部以葡萄酒、橄欖與橙子為主要作物的農業地區之間的差異。

奧維耶多城內遍布一類名為蘋果酒館（sidrería）的餐廳，一般該類餐廳內的菜肴與普通餐廳無異，但會提供蘋果酒侍酒服務。如果點上一瓶蘋果酒，服務員會將瓶身提到頭頂之上，從高處直接倒入另一只手上握著的圓形柱狀酒杯，每次只倒上60-100毫升。似乎不成文的規矩是，食客需要用手接過酒杯，一飲而盡，將空杯放在桌上，等待下一次服務員再來倒酒。阿斯圖里亞斯本地出產的自然發酵蘋果酒口感樸實輕快，酸味明顯，不帶氣泡，往往未經過多的過濾，瓶底經常能看見釀造過程中形成的沉積物。每次倒酒都會有一些蘋果酒飛濺到地上，一些蘋果酒館備有黑色塑料桶用來在下方接住濺出的液體，而很多酒館覺得無傷大雅，灑落一地方才是遵循傳統的正道，往往地板上四處都留有蘋果酒的殘跡。從高處飛流直下倒酒可以幫助酒體迅速氧化醒酒，提升飲用口感。當地民間觀點認為，傳統上每次倒酒后，整桌客人應該不分彼此，隨意接過服務員倒好蘋果酒的酒杯，只是每次一飲而盡之后，應當留下一點酒體于杯內，自然地將剩下的蘋果酒從剛才杯口飲酒處向地上灑去，以示通過自在的方式將杯口清洗，而該種傳統隨著近十年來社群主義的衰退、原子化個人主義的興起以及新冠疫情的接連打擊而逐漸消亡。也許在這不可言說的蘋果酒文化里，可以隱約瞧見阿斯圖里亞斯若隱若現的社群主義底色、工人階級文化和北方西班牙較為克制的人際社交距離的交織。

雖然身為農業高地阿斯圖里亞斯的首府，奧維耶多從內到外散發出重工業城市的氣質。19世紀初，阿斯圖里亞斯作為坐落于坎塔布里亞山脈北麓的山地區域，探明有大量煤炭儲量，到19世紀中葉，蘭格雷奧、米耶雷斯一帶的相繼開發建成大量煤礦，阿斯圖里亞斯成為西班牙極少數經歷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地區，是西班牙的約克郡、瓦隆尼亞、魯爾區，產業發展先于東北西班牙的工業先發地區巴斯克與加泰羅尼亞。當阿斯圖里亞斯的工業革命拉開序幕之時——西北部的阿維萊斯（Avilés）成為西班牙鋼鐵產業的中心，1950年代佛朗哥政權在此建有全國鋼鐵產業龍頭企業西班牙國家鋼鐵公司（ENSIDESA），阿維萊斯由此成為涵蓋高爐、轉爐、連鑄、軋鋼生產工序的一體化鋼鐵基地。東北部的希洪（Gijón）坐擁港口，通過鐵路連接阿斯圖里亞斯腹地的煤礦、鋼鐵與化工企業，成為轉運各類重工業產品的出海口，也是阿斯圖里亞斯今日的第一大城市。時至今日，大西洋的碧藍波濤不斷拍打著希洪的堤岸之時，整座港灣依舊被石化產業的工業設施包裹，白色的濃煙從一片片煙囪中噴涌。城郊的鋼鐵綜合體還在為煉出一爐爐鋼水鐵流燃燒著煤山，令人信服這里曾經承載過西班牙的工業夢。而坐落于此地的阿斯圖里亞斯鐵路博物館（Museo del Ferrocarril de Asturias）內，一部部曾經服務于山區窄軌鐵路的蒸汽機車頭正在此起彼伏地試車，即使成為博物館中的展品，也不能接受靜態展示的命運，似乎隨時準備發動起來為阿斯圖里亞斯的鐵道事業繼續服務百年，仿佛蒸汽轟鳴的工業時代既是阿斯圖里亞斯的歷史，也是阿斯圖里亞斯的當下。而在希洪的卡門廣場上，西班牙工人共產黨（Partido Comunista de los Trabajadores de Espa?a）還在堅持發動民眾，肩扛紅旗、走上街頭、抗議社會民主工人黨的市政府對公共醫療服務的私有化政策。然而現實是，自1970年代以來，阿斯圖里亞斯的重工業，也無法逃脫約克郡與瓦隆尼亞的命運，長期掙扎于去工業化的命運之中。

圣地科瓦東加

在經歷了試圖消化扎實鮮美的阿斯圖里亞斯白豆燉肉（Fabada Asturiana）輾轉反側的一夜后，筆者乘坐巴士一路向東，探尋基督教西班牙民族革命神話的源頭——科瓦東加。根據多部中世紀編年史的簡略記載，公元722（或718）年，坎塔布里亞公爵佩拉約率領阿斯圖里亞斯300勇士在歐洲峰山腳下科瓦東加山谷阻擊北上的倭馬亞王朝大軍，一度躲入一處洞穴之中，霎那間圣母瑪利亞顯靈，天色巨變，佩拉約率軍出擊擊潰倭馬亞軍隊。在倭馬亞軍隊往希洪方向的撤退過程中，阿斯圖里亞斯各地臨時組織起來的鄉勇民兵四出，在坎塔布里亞山脈北麓的群山之中沿途伏擊倭馬亞軍，最后導致伊斯蘭軍隊全軍覆沒，這也是711年以來倭馬亞入侵伊比利亞以來，基督教軍隊第一次在伊比利亞擊敗伊斯蘭軍隊。隨后佩拉約被阿斯圖里亞斯各地貴族擁立為王，定都奧尼斯的康嘎斯（Cangas de Onís）。佩拉約身故之后，歷經數代經營，阿斯圖里亞斯王國日后遷都奧維耶多，進而出坎塔布里亞山、南進萊昂，建立卡斯蒂利亞、加利西亞、葡萄牙諸伯（王）國，在1452年，卡斯蒂利亞與阿拉貢王國征服格拉納達，完成所謂的“收復失地”運動。如果我們順應這一西班牙民族革命史觀的進路溯源而上，科瓦東加是“收復失地”運動的起點，也是西班牙的起點。

沿著山谷中的公路向東進發，公路兩旁掠過一片片碧綠色的平地，天邊亂石裸露的群山綿延無盡，山谷中不時騰起團團白云，一棟棟木質結構、頭蓋黑色瓦片、形似吊腳樓的阿斯圖里亞斯谷倉在訴說這片土地上人與山地的錯綜關系。大概兩小時后，巴士到站奧尼斯的康嘎斯，繼續前往科瓦東加需要在此地換乘專線。不大的長途汽車站內一排排大巴、中巴車身均涂上藍色為底，上載黃色勝利十字的涂裝。這是阿斯圖里亞斯親王國旗幟上的“勝利十字”，也是傳說中科瓦東加戰役時，佩拉約戰勝倭馬亞軍隊時高舉的木制十字架。908年阿斯圖里亞斯國王阿方索三世下令將金銀寶石包裹這一木質十字架，象征阿斯圖里亞斯國王用這一“革命圣物”為王權傳統覆蓋上一層“圣戰”的合法性，經過反復裝飾重制后的十字架現存于奧維耶多圣薩爾瓦多大教堂，十字架上刻有銘文：

“以此記號，信徒得勝；以此記號，敵人潰敗。”（Por este signo es protegido el piadoso. Por este signo es vencido el enemigo.）

也許在民主化轉型后的西班牙，“勝利十字”不再像佛朗哥時期一樣為政權提供一層天主教化的民族革命合法性，更多成為阿斯圖里亞斯地方認同的符號，因而被允許在巴士的身軀上大書特書。但是在這一排排“勝利十字”涂飾車輛的包圍之下，很難不讓人聯想與重思西班牙統一國家起源的種種神話與傳說。踏上其中一班開往科瓦東加的大巴，巴士一路鉆入綠色的山谷之中，兩旁裸露巖石的高山愈發陡峭，路經一處農家飯店，門口豎立著一排原始宗教山精式的巨人，吊腳樓式的谷倉一棟接著一棟，山谷里的霧氣逐漸升騰，透過車窗的阻隔也能感受到濕意。在汽車接連作S形盤山之后，窗外突然顯現出碩大的科瓦東加皇家圣母圣殿（Basilica de Santa María la Real de Covadonga），旁側依稀能夠看到科瓦東加圣洞。很快，汽車到站。

科瓦東加皇家圣母圣殿建于1877至1901年，是19世紀末期西班牙王國借助民族復興語言加強合法性建設的國家工程。該建筑為新羅曼式風格，似乎在象征著繼承遍布阿斯圖里亞斯各地的羅曼式教堂的神圣建筑傳統，建材使用開采自當地的粉紅色石灰巖，仿佛矗立在山頭之上，與周圍垂直的巖石峭壁連成一體。圣殿內部空間暗沉幽深，圣殿的頂部空間沒有采用任何裝飾，留白的石拱之間沉浸在黑色之中，中央的祭壇擺放有一座金色的十字架。在大殿右側的一個禮拜堂內，中間為梵蒂岡國旗，左側為阿斯圖里亞斯親王國的勝利十字旗，右側為西班牙王國國旗，上方拱廊遍布拉丁美洲各國國旗和歐盟旗。在19世紀，阿斯圖里亞斯的農民大量向古巴、墨西哥、阿根廷、烏拉圭和委內瑞拉等拉美各國移民，尤其在古巴成為當地壟斷性的財閥階層，控制該國主要的蔗糖種植園產業。在科瓦東加圣殿建設期間，時值西班牙經歷長期的帝國衰落期，國內財政緊張，國家層面對大型公共工程財政支持有限，阿斯圖里亞斯籍貫的拉美僑民通過向圣殿建設工程捐款解囊“還愿積德”，作為僑民雖身在美洲但心不忘民族的來時路，也在側面體現西班牙殖民帝國雖然已在分崩離析的最后階段，但是跨大西洋兩岸的文化、社會紐帶深厚。時至今日，還能在阿斯圖里亞斯的城市與鄉村見到西班牙特色殖民式的所謂“西印度式”的高宅大院，往往使用木框結構，上蓋深色瓦片，形似阿斯圖里亞斯傳統民居，而該類建筑大多為古巴的返鄉僑民興建。

如果說阿斯圖里亞斯走出了西班牙統治古巴時期的財閥階級，西邊的加利西亞則走出了掀翻舊制度的共產主義者菲德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他的父親安赫爾·卡斯特羅·伊·阿爾吉斯（ángel Castro y Argiz）于1875年出生在加利西亞盧戈省的內地農村市鎮蘭卡拉（Láncara），曾作為保衛西班牙帝國的士兵被派往古巴，在西班牙戰敗返鄉后因生活無著，再次返回此時已成為美國殖民地的古巴謀求發展，通過一番艱苦奮斗成為當地的富裕甘蔗種植園主。作為安赫爾·卡斯特羅·伊·阿爾吉斯之子，與其父信奉的天主教保守主義教條不同，菲德爾·卡斯特羅選擇了馬克思與列寧。但也許父子之間相同的是，都懷有對美帝國主義的刻骨銘心的仇恨。1959年古巴革命勝利的33年之后，菲德爾·卡斯特羅在1992年7月27日終于返回父親的家鄉加利西亞，受到家鄉父老的熱烈歡迎，時任加利西亞自治區主席曼努埃爾·弗拉加（Manuel Fraga）全程陪同接待。在一年前的1991年6月，作為人民黨黨員的弗拉加在復雜外交局面下訪問古巴，卡斯特羅以國家元首禮遇接待，并稱弗拉加“比很多左翼人士更加左翼。”在西班牙民主化轉型前，弗拉加長期擔任佛朗哥政府的新聞與旅游部長。同時，弗拉加也是加利西亞盧戈省本地人，其父亦曾帶全家移民古巴，歷經數年后又返回西班牙本土。當卡斯特羅終于回到其父出生的蘭卡拉之時，他對記者表示：“我感到榮幸的是，我父親的房子不是一座宮殿，而是一間簡陋的小屋。”而卡斯特羅則對弗拉加說：“現在我明白了為什么我們的父母不得不移民。”此地現今已將安赫爾·卡斯特羅·伊·阿爾吉斯的舊屋改造為一間博物館。在菲德爾·卡斯特羅2016年逝世時，加利西亞民間多有致哀。而在蘭卡拉130公里以外的港口城市費羅爾（Ferrol），佛朗哥于1892年出生。

在科瓦東加皇家圣母圣殿的左側懸崖峭壁前的高臺上，阿斯圖里亞斯，也是基督教西班牙開國之君的佩拉約雕像矗立正中央。只見佩拉約左手向上抬起，身穿皮毛長袍，右手持劍，身后立有“勝利十字”。在佩拉約雕像的左右兩側，梵蒂岡、西班牙、阿斯圖里亞斯旗幟迎風飄揚——在一向與西班牙國旗及地方旗幟同時懸掛歐盟旗幟的西班牙，似乎在這里沒有歐盟旗的容身之地，抑或是在科瓦東加這樣的圣地，西班牙即代表歐洲。在佩拉約身后的不遠處，群山抖擻雄壯，黃綠色的植被包裹住堅硬的巖石山體。從圣殿下山再上山，朝向碩大紅色字體“圣洞”（SANTA CUEVA）指向的方向，穿過點燃一排排紅色蠟燭的幽深隧道，拾級而上，科瓦東加圣洞內的禮拜空間已到面前。左側是山體洞穴朝外的巨大開口，白色的陽光直接射入洞內，開口下方有一碧綠的水池。右側有一小型洞穴，洞內供奉開國國王佩拉約與王后高迪奧薩（Gaodiosa）石棺，石棺上以一種富有北伊比利亞風格的古樸字體鐫刻銘文：

此地安息著佩拉約王，

天選之人，尊貴無比；

憑此神跡，

他在西班牙之試煉中取得勝利。

未曾為摩爾人所敗，

卒于公元737年。

AQUí YACE EL REY DON PELAYO,

EL ELEGIDO, EL NOBLE,

QUIEN POR ESTE MILAGRO

VENCIó EN LA TENTACIóN DE ESPA?A.

NO VENCIDO POR LOS MOROS,

FALLECIó EN EL A?O 737.

在佩拉約于公元737年左右逝世后，首先與其王后高迪奧薩安葬于科瓦東加往北的阿斯圖里亞斯羅曼式教堂圣歐拉利亞教堂（Iglesia de Santa Eulalia），大約在9-10世紀時由后代統治者將佩拉約與高迪奧薩的遺體遷葬科瓦東加，用以建構阿斯圖里亞斯-萊昂王權的神圣起源。在圣洞正中央左側建有一座西北伊比利亞風格的小型禮拜堂，應為牧師的辦公場所，圣洞中央右側的鮮花叢中供奉金色的科瓦東加圣母像。在不大的圣洞內，前來朝圣的人群三三兩兩肅穆禱告。從圣洞出口拾級而下抵達下方的水池，只見圣洞如同懸空寺一般屹立在白色巖石山體正中——這一幕也是佛朗哥時代西班牙官方政治宣傳片經典的開幕場景，往往還會刻畫女性朝圣民眾一路以跪姿沿階梯艱難爬上圣洞、參拜圣母，畢竟對于佛朗哥政權來說，需要著力刻畫的西班牙內戰敘事也是國民軍一方代表的基督教信仰同共和國一方的無神論勢力的圣戰。

科瓦東加圣洞

下山之際，白云散開，青藍的天空映襯出科瓦東加群山的輪廓。山腳下的奧涅斯的康嘎斯是佩拉約所統治的阿斯圖里亞斯王國的第一個首都。山谷內的小城里，“西印度式”的樓房一座接著一座，19世紀興建的阿斯圖里亞斯羅曼復興式的圣母瑪利亞升天教堂（Iglesia de Santa María de la Asunción）渾身上下掛滿了鐵鐘，仿佛時刻準備著再次用響亮的鐘聲召喚遠近的義士保衛鄉梓。午后的奧涅斯的康嘎斯驟然之間黑云密布，從天上傾瀉下瓢潑大雨，青灰色的霧氣籠罩住山谷中的小城，將南北兩側的山脈輪廓全都遮去。在數日內從陽光燦爛的安達盧西亞海濱轉進天氣驟變的阿斯圖里亞斯谷地，加之昨晚未經完全消化而積食的白豆燉肉，再感受到中午阿國海鮮湯、卡喬波（Cachopo，阿斯圖里亞斯傳統夾心炸牛排）與紅葡萄酒扎實的后勁，不禁令人感受到渾身的暈眩，急忙闖入路旁的一間超市，在飲用產自阿斯圖里亞斯山區“圣泉——礦物醫療泉水”（FUENSANTA, AGUA MINERO-MEDICINAL）的礦泉水后，感到身體的平衡逐漸恢復，也許一千三百年前的倭馬亞大軍在千里奔襲后，也難以克服阿斯圖里亞斯山區的多變天氣，水土不服也在暗中成為了佩拉約領導下鄉勇團練的助力。

阿斯圖里亞斯的谷地

載有“勝利十字”的巴士在山谷間的高速公路上疾馳，向著奧維耶多所在的西方，也就是倭馬亞軍團從科瓦東加撤退的方向。綠色的牧場延伸到遠處青黑色的連綿山脈，灰青色的烏云如同一雙巨手低懸于天空之中，山腰的白霧向烏云方向噴涌，很快彌漫于整個山谷之中，將遠處的天與近處的地渲染成白茫茫的一大片，水汽飄散在目光所及的每一寸土地之上。不難想象，一千三百年前來自南方陽光燦爛之地的倭馬亞北征軍一路撤退之時，借著山谷中的迷霧，阿斯圖里亞斯各個村莊的民兵沿途不斷伏擊，以地理與天氣的優勢襲擾相對重裝的倭馬亞軍隊，最終導致北征軍大半喪生于此地。一覺醒來，仿佛不再置身于西班牙，睡眼惺忪之間已經抵達了川黔、閩贛。即將抵達奧維耶多，白云漸漸騰開空間，白色的太陽光射穿遮蔽了一切的水汽。

奧維耶多與佛朗哥

奧維耶多在阿斯圖里亞斯國王阿方索一世時代（739-757年）成為王國的首都，這也是阿斯圖里亞斯王國先后征服西方的加利西亞與南方的萊昂的時代。阿方索一世希望將奧維耶多建設成為西哥特故都托萊多的模樣，城內遍布教堂與宮殿，成為所有哥特人的首都。也許此時的西哥特王國已經成為基督教國家統一半島所能想象的唯一合法性來源，而阿斯圖里亞斯文化的底色較之則復雜得多——不同于西邊的屬于凱爾特文化的加利西亞人，也不同于東邊的擁有自己的獨立語系、往往被認為是前凱爾特-日耳曼時代古代歐洲與伊比利亞遺民的巴斯克人，阿斯圖里亞斯人的語言與文化是某種凱爾特、哥特和拉丁文化的混合體。盡管今日僅有約10萬阿斯圖里亞斯語母語使用人口，也不被確立為西班牙全國性的官方語言，但是在后佛朗哥時代的阿斯圖里亞斯文化運動推動下，屬于羅曼語族西伊比利亞語的阿斯圖里亞斯語是地方性的受保護語言，在阿斯圖里亞斯學校中開設選修課，約有62%的阿斯圖里亞斯親王國人口能夠使用該種語言。

佛朗哥的印跡遍布奧維耶多城市內外。奧維耶多市中心的圣胡安皇家圣殿（Iglesia de San Juan el Real）興建于1912年，建筑同科瓦東加皇家圣殿一樣，是羅曼復興式，某種意義上也是在向阿斯圖里亞斯的歷史傳統致敬。該教堂原址為12世紀修建的圣胡安朝圣者醫院的附屬教堂——時至今日，奧維耶多也在眾多向圣地亞哥-德孔波斯特拉的朝圣路線之上，而前往圣地亞哥的朝圣之路，本身即是為阿斯圖里亞斯-萊昂的衍生王國卡斯蒂利亞的南征事業服務的。10-12世紀，當加利西亞長期成為穆斯林與基督教王國的爭奪之地，卡斯蒂利亞王國借助圣雅各顯示自己葬身地的神跡，吸引歐洲各地的朝圣者走上前往圣地亞哥的朝圣之路，借以鞏固對加利西亞的統治。

而1923年10月23日，弗朗西斯科·佛朗哥與卡門·波羅在圣胡安皇家圣殿結婚，他們的獨生女卡門·佛朗哥·波羅也在此受洗，卡門·波羅的父母也安葬于此。佛朗哥本人生于加利西亞的海濱城市費羅爾，而卡門生于阿斯圖里亞斯的奧維耶多，卡門父親的家族有著卡洛斯主義的背景。1833年西班牙國王費迪南七世離世后，長女伊莎貝拉二世繼承王位，而費迪南七世之弟卡洛斯王子依據《薩利克繼承法》自稱西班牙國王卡洛斯五世，他的追隨者被稱為卡洛斯派，隨即西班牙爆發曠日持久的內戰——即第一次卡洛斯戰爭（1833-1840）。此后西班牙歷史上還發生過兩次卡洛斯戰爭，卡洛斯主義者主張西班牙王位應由卡洛斯五世或其后人繼承，伊莎貝拉二世及其繼任者在王統上不具有合法性。作為一種核心關照是王位正統性的意識形態，卡洛斯主義的政治主張還包括反對個人主義、世俗主義、平等主義、理性主義為核心的啟蒙思想，認為應該堅決擁護天主教信仰，主張地方的封建自治，一定程度上限制王權，但王權高于現代國家的主權。該種意識形態長期在西班牙的政治舞臺上具有市場，1898年因在美西戰爭中戰敗，西班牙割讓古巴、關島、菲律賓、波多黎各予美國，卡洛斯主義作為一種反動主義的政治運動在西班牙再次復興，直到1930年代依舊活躍。如同在民國時代，人們還在爭論道光皇帝繼位的合法性。在1936年爆發的西班牙內戰中，卡洛斯派成為佛朗哥整合后的長槍黨——全稱為傳統主義西班牙國家工團主義進攻委員會方陣（Falange Espyearla Tradicionalista y de las Juntas de Ofensiva Nacional Sindicalista）所代表的政治力量之一。新的長槍黨所整合的其他政治勢力是：法西斯主義的舊長槍黨、右翼軍人、天主教保守勢力與君主主義者。西班牙民主化轉型后，在政黨政治層面，卡洛斯主義急劇邊緣化——即使在歷史上卡洛斯派比較活躍的巴斯克和納瓦拉也再難以進入地方議會。盡管如此，時至今日，在西班牙街頭還是能夠零星見到卡洛斯主義的記號涂鴉。

1923年，不是佛朗哥最后一次來到奧維耶多。1934年10月4日，在西班牙內戰的前夜，阿斯圖里亞斯爆發了礦工組織的反對保守主義西班牙共和國政府的總罷工，形勢迅速升級，無產階級革命席卷阿斯圖里亞斯，武裝的礦工在工會組織下進攻地方政府與軍警據點。革命蘇維埃在各地紛紛建立，在混亂之中，數以百計的教士、商人與國民衛隊成員被以革命的名義被處決。西班牙政府派出軍隊與國民衛隊進入阿斯圖里亞斯清剿，其中就包括了佛朗哥率領的從西屬摩洛哥抵達的非洲軍團。佛朗哥認為，這是一場發生在邊疆的戰爭，而它對抗的就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以及所有試圖摧毀文明、用野蠻取而代之的思潮與勢力。言下之意，無神論者掀起的革命是在攻擊基督教的文明，對革命者與平民的鎮壓有理——因為攻擊基督教文明的等于就是境外敵人。在兩周內，革命被鎮壓，在殘酷的沖突中，政府軍在山區的礦業城鎮多有清鄉屠戮，各方死難人數因統計口徑不同，有從1200到2000的不同版本。

從納拉科山遠眺阿斯圖里亞斯群山

從圣胡安皇家圣殿一路向西，穿過鐵道沿著山坡向上，可以登頂奧維耶多西郊的納蘭科山（Monte Naranco）。離城市中心越來越遠，盤山道路兩旁黃色的阿斯圖里亞斯谷地牛群在低頭食草，風中此起彼伏地傳來風鈴的聲音，阿斯圖里亞斯傳統的高腳谷倉也時有出現。在納拉科山的山腰，坐落著阿斯圖里亞斯前羅曼式風格的納蘭科圣瑪麗亞教堂（Santa María del Naranco）與圣米格爾·德·利略教堂（San Miguel de Lillo）。前者由阿斯圖里亞斯國王拉米洛一世興建于公元848年，風格古樸，正面挺立有羅馬地方建筑風格的石柱與圓拱，開間幽深，霎那間仿佛有前文藝復興時代亞平寧半島教堂的幾何感，該教堂曾是王宮建筑群的一部分。后者也是拉米洛一世時間修建，完工于公元842年，不成比例的、有著強烈堆砌感的建筑主體，把人的神思帶往阿爾卑斯山以北的亞琛大教堂。踏著亂石與紅土壘起的山間小路繼續前行，不時有阿斯圖里亞斯本地人以飛快的身姿大踏步沖上山巔。耶穌圣心石像張開雙手，俯望奧維耶多，堅硬的白色石材切割堆疊而出的耶穌身軀，如同一位從遠古走來的鋼鐵巨人，石像基座上烙印了一個巨大的勝利十字。轉身，綠色的阿斯圖里亞斯大地懷抱著奧維耶多，青黑色的群山如同海浪奔涌，白色的氣向天空蒸騰，淡藍的天襯著白色的太陽，與群山和大地融為一體。而在山的北側，納蘭科舊軍營（Antiguo Cuartel Militar del Naranco）的遺跡依然矗立，在西班牙內戰時期，佛朗哥的國民衛隊在此拘禁拷打被逮捕的左翼抵抗者。下山時，走入稀疏林木見的小徑，騎著山地自行車和身穿運動衣的本地人不斷疾馳向下，似乎在山間運動是阿斯圖里亞斯人的本能。日落時分，黃白色的太陽光射入群山的黑青，紅色的夕霞如同一團火，把天與地燒作一片。黑夜降下之際，黑色的阿爾科斯圣佩德羅堂區教堂（Parroquia de San Pedro de los Arcos）的身影浮現。黃色的光從新羅曼式教堂的窗洞中涌出，在教堂墻外，曾是一座萬人坑，埋葬有佛朗哥時期遭處決的1040具死難者遺體，后來被佛朗哥政權集體遷葬烈士谷，現今是一間公立學校的操場。

尾聲

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認為國族本質上是“想象的共同體”，是現代化過程中被民族主義所建構，成為現代國族國家立身基礎的。這種對于國族身份解構主義式的分析，是無論中外的、社會科學課堂上認知現代國族國家形成的金科玉律。走入西班牙民族革命歷史敘事之中，一方面我們可以不斷解構歷代王朝所建構的歷史記憶，似乎通過解構能夠還原歷史記憶的本來面目，另一方面，層層疊疊的歷史記憶之場形成了一圈又一圈迷霧，飄蕩在阿斯圖里亞斯群山的上空——如果身份的建構過于堅實，那么解構之后的所謂真相除了成為置身于外的人們閑談之資，對于身處歷史脈絡之中的人來說，意義又究竟是什么？

蘋果酒空瓶壘成的“綠山”

這樣的問題過于復雜、艱深。以前的和當下的阿斯圖里亞斯文化人士試圖給予自己的答案，卻又殊途同歸。在希洪的海濱，一座由3200個蘋果酒空瓶壘成的“綠山”挺立在佩拉約雕像所能注視的不遠處——創作者試圖通過對阿斯圖里亞斯蘋果酒文化的附加產物進行物理上的重構，喚醒沉湎于隱微倒酒儀式的人們一點對于環保主義與自然資源的重視。如同雕塑前的展牌所述，3200個綠色蘋果酒空瓶壘成的“綠山”象征生命的循環——不僅僅對于一瓶瓶阿釀蘋果酒，也在暗示每一個阿斯圖里亞斯人的文化身份。在奧維耶多的圣薩爾瓦多主教座堂（Catedral de San Salvador）博物館中，通向反復修葺裝飾的勝利十字前的展廳，陳列有歷代本地大師所創作的基督教神像——從8世紀到18世紀，好像羅曼式的風格是一切雕塑藝術風格的總和，阿斯圖里亞斯的藝術史在8世紀就迎來了終結。

此時令人想起在旅途之中聽到的對于阿斯圖里亞斯當代史的獨特解讀：不要被表象所遮蔽，佛朗哥其實和巴斯克資產階級勾連很深，這是為什么在佛朗哥時代阿斯圖里亞斯的重工業沒有像巴斯克地區那樣被中央重視。而在1975年后的西班牙民主化中，阿斯圖里亞斯引以為傲的重工業被徹底釜底抽薪，對比之下，巴斯克地區還在被中央持續投資……這也是為什么很多人后來從我們這里出走去了巴斯克。

阿斯圖里亞斯與巴斯克之間的距離，也許就是西班牙民族革命史謎團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