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9日，由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武漢大學世界歷史研究所、“區域國別視野下的民族國家構建與現代化進程研究”青年學術團隊共同主辦的“慈善、福利與國家：近現代西方的濟貧實踐與社會治理”學術工作坊在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成功舉辦。來自浙江大學、南京大學、上海大學、華中師范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杭州師范大學、江西師范大學、湖州師范大學、上海社會科學院、愛德基金會和武漢大學等高校、科研單位和基金會的專家學者從不同國別和學科的視角，圍繞近現代西方濟貧與社會治理及相關主題，展開了廣泛而深入的討論。

工作坊海報

工作坊開幕之際，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副院長杜華教授作主旨說明。他指出，貧困應對與治理是人類社會長期面臨的基本難題，近代以來因人口增長、貧富分化、經濟危機、戰爭與瘟疫等因素而愈加復雜與緊迫。與此同時，社會觀念變遷與國家權力擴展不斷重塑對貧困的理解。貧困治理不僅是社會史議題，更與政治史、文化史、觀念史及社會經濟史等多領域密切相關，歷來為學界關注。英國歷史學家E.P.湯普森(E.P. Thompson)、美國思想史和社會史的先驅默爾·柯蒂(Merle Curti)、法國社會史名家讓-皮埃爾·居東（Jean-Pierre Gutton）都曾留下經典作品。這些前輩學者提出了諸多至今仍然沒有定論的重要問題。比如：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政治文化中，人們究竟如何從道德、經濟、宗教、法律或醫學等角度認識貧困？導致貧困的原因是什么，是個人品行與能力的問題，還是經濟結構、制度安排和社會不平等所造成的結果？個體、社會團體和國家又分別如何處理貧困？濟貧是一種道德救濟，還是一種權力對社會關系的重新界定？濟貧實踐是否在緩解苦難的同時，也推動了社會控制和國家權力的擴張？貧困者究竟只是被動接受救濟的對象，還是也在圍繞生計、公平和共同體責任表達自己的訴求，并參與塑造歷史進程？這些問題提醒我們，貧困治理是理解近現代國家能力、社會治理、階級關系與道德秩序的重要入口。在最根本的意義上，這個議題所探討的是歷史學的本質問題：人作為個人存在的價值與尊嚴到底是什么？正因如此，這個議題正在與跨國史、情感史、環境史、新資本主義史等新興的學術潮流相融合，一直處在學術研究的前沿。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本次工作坊既是對近現代西方濟貧實踐的專題討論，也是一次從貧困問題出發重新思考國家、社會與人的關系的學術嘗試。

上午首場會議以“近代早期歐洲的宗教改革、濟貧請愿與王權治理”為主題，聚焦歐洲由傳統向現代轉型時期慈善與濟貧制度的深刻變遷。四位學者分別從德意志、英格蘭與法國等不同區域經驗出發，探討宗教改革、國家權力擴張與社會結構變化如何共同塑造近代歐洲濟貧制度與慈善觀念的演進。

南京師范大學歷史文博學院付家慧老師以《16世紀德意志宗教改革與濟貧改革的關系探究》為題，圍繞宗教改革與濟貧改革的互動關系展開分析。她指出，學界既有觀點多強調宗教改革對濟貧改革的推動作用，或將其視為諸多動因之一，但往往忽視其在實踐層面帶來的張力與挑戰。通過考察16世紀德意志的歷史情境，付家慧認為，宗教改革重塑了慈善倫理，使濟貧由教會主導轉向世俗政權主導，并推動救濟制度趨向理性化與制度化，如設立公益金、實施對象甄別等。然而，這一轉變亦削弱了傳統以“得救”為動機的捐贈機制，導致救濟資源相對不足；同時，在人口流動加劇與宗教沖突背景下，對外來貧民的救助趨于收縮，引發基督教普遍之愛與地方性的公共利益之間的矛盾。她進一步指出，德意志分裂的政治格局限制了統一性制度供給，地方性濟貧實踐難以應對結構性問題，最終為19世紀國家層面的社會立法奠定了歷史前提。

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初慶東教授以《17世紀英格蘭民眾的濟貧請愿與地方政府的濟貧邏輯》為題，基于數字化檔案中的濟貧請愿書，對濟貧法在地方層面的運行機制進行探討。他指出，傳統研究多聚焦濟貧法條文本身，而當前學界更強調法律在基層社會中的實踐及其運作邏輯。通過分析大量17世紀請愿案例，初慶東揭示，英格蘭濟貧體系以教區為基本單位，在資源有限與財政約束下，地方政府傾向優先救助“值得救濟者”，并嚴格限制外來人口，從而形成以控制支出為導向的治理邏輯。在此制度框架下，民眾通過請愿參與濟貧實踐，其敘事往往圍繞“困境真實”“品行良好”與“符合宗教與法律正當性”展開，以提高獲救濟的可能性。這種敘事既反映了濟貧制度的社會控制功能，也體現出底層群體的能動性。初慶東進一步指出，濟貧請愿提供了觀察國家與社會互動的重要視角：治安法官、教區與請愿者之間存在多層級博弈與協商，使得國家權力的實施呈現出非單向度的協同運作特征。總體而言，英格蘭濟貧體系在緩解社會矛盾的同時，也通過制度化溝通機制維持了基層秩序。

南京大學歷史學院盛仁杰助理研究員以《權力博弈視角下路易十四時期的巴黎普濟院》為題，圍繞社會救助制度中的權力關系與國家治理展開分析。他指出，巴黎普濟院并非單純的慈善救助機構，而是舊制度時期王權與高等法院、宗教團體等多方力量互動與博弈的重要場域。通過梳理自16世紀以來法國濟貧政策的演變，盛仁杰強調，至17世紀中葉，在宗教觀念轉變與社會秩序壓力的雙重推動下，王權得以以“慈善”名義強化對貧民的集中收容與管理，形成以“大禁閉”為核心的制度實踐。他進一步指出，普濟院集救助、懲戒與勞動規訓于一體，既體現出國家對社會邊緣群體的控制意圖，也在一定程度上服務于社會秩序維護與經濟發展。然而，這一制度在推進過程中并非單向度展開，而是在地方既有傳統與多元利益格局中遭遇抵制與調適，顯示出所謂“絕對王權”在實際運作中的有限性?？傮w而言，巴黎普濟院既是國家權力下沉與擴張的工具，也是多方協商與權力博弈的制度性產物。

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詹娜教授以《近代法國慈善觀念的多元思想脈絡》為題，系統梳理了近代早期法國慈善理念的形成機制。她指出，相較于中世紀以宗教救贖為核心的單一慈善觀，近代法國的慈善觀念在黑死病之后經歷深刻轉型，逐漸呈現出多元思想交織的復雜結構。詹娜從重商主義、天主教改革、神學論爭及貴族社會責任等多個維度展開分析，強調不同思想力量共同參與了貧困認知、救濟對象界定及治理路徑的重構。具體而言，重商主義將貧困問題納入國家經濟治理框架，強調通過發展生產與強制勞動提升社會效率；天主教改革則重塑“精神貧窮”理念，鼓勵世俗群體參與慈善實踐；耶穌會與詹森派圍繞慈善動機的分歧，進一步豐富了宗教內部的理論張力；貴族階層則在身份焦慮與家長制責任中重申其社會義務。此外，以圣體會為代表的慈善實踐整合多重思想資源，推動制度化救濟的發展。詹娜認為，這些多元思想最終匯聚為兼具救助與規訓功能的近代濟貧體系，在維系社會秩序與國家治理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上午第二場會議討論的主題為“19世紀工業化城市中的貧困治理與秩序重建”，聚焦工業化與城市化浪潮下貧困問題的深刻演變。三位學者分別從法國、英國與美國具體經驗出發，探討國家、社會組織與個人如何回應工業時代貧困危機，揭示貧困治理從道德議題向社會問題轉型的歷史邏輯，以及多元主體在秩序重建中的協同與張力。

浙江大學歷史學院樂啟良教授以《法國七月王朝時期的工人貧困調查與歷史影響》為題，系統梳理了19世紀三四十年代法國圍繞工人貧困問題展開的調查運動及其歷史意義。他指出，工業革命推動財富增長的同時加劇了貧富分化，1831-1834年里昂工人起義使貧困問題轉化為突出的社會危機，并直接催生大規模調查實踐。在政府資助下，道德與政治科學院組織實地調研與有獎征文，維萊梅、比雷、弗雷吉埃等人的研究集中呈現了工人勞動強度、生活條件與健康狀況的嚴峻現實，推動工人貧困由個別現象上升為社會共識。與此同時，不同階層與思想陣營圍繞貧困成因與治理路徑展開激烈爭論：自由主義者強調個人道德與節制，主張慈善與勞資合作；批判者則從制度層面出發，指向資本主義結構性問題，倡導改革乃至社會變革。該調查運動不僅促進了階級意識的覺醒，也為社會主義思潮的興起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批判提供了重要思想資源。

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周真真教授以《英國城市貧民治理中的“土地”應用（1836–1914）》為題，系統梳理工業化與城市化背景下土地在貧民治理中的實踐路徑與功能演變。她指出，19世紀中葉以來隨著城市貧民數量激增，受鄉土理想與社會批判思潮影響，土地被視為緩解城市貧困的重要路徑，先后呈現出三種模式：其一為19世紀中葉，憲章派與歐文派提出土地合作社與農村公社方案，試圖通過集體占有土地，使工人擺脫工業體系束縛，實現經濟獨立；其二為19世紀末興起的勞工殖民地，主要針對城市最底層失業群體，通過組織化勞動與紀律化管理，實現就業訓練與社會規訓，部分替代傳統濟貧機制；其三為20世紀初，隨著“回歸土地”作為生計方案的式微，土地逐漸轉向休閑與教化功能，表現為花園、公共綠地及鄉村徒步等形式，旨在改善體質、陶冶道德并塑造合格公民。周真真認為，土地在城市貧民治理中的角色經歷了由生產資料向社會治理工具再到情感與文化資源的轉變，既反映出工業社會中人地關系的重構，也揭示了城鄉關系與貧民身份認同的深刻變化。

上海大學歷史學系楊長云教授以《國家之外的治理：19世紀早期波士頓女子孤兒院與城市社會秩序建構》為題，探討美國早期城市社會中非國家力量在治理中的作用。他指出，“asylum”在歷史語境中既非單純瘋人院，亦非一般孤兒院，而是以收容失依兒童、尤其是弱勢女性為核心的綜合性慈善機構。19世紀早期，美國尚未形成現代福利國家體系，城市治理更多依賴自下而上的社會組織。波士頓女子孤兒院正是在城市化加速、貧困與流浪兒童激增、傳統救濟機制失效的背景下產生，由中產階級女性發起并主導，構建了一個區別于男性主導公共救濟院的治理空間。該機構通過年齡篩選、教育與學徒制等方式，對兒童實施規訓與社會化，旨在重建勞動力與社會秩序。楊長云強調，該孤兒院不僅是慈善組織，更是女性參與公共事務的重要平臺，體現了女性慈善網絡在維系城市秩序中的關鍵作用，也揭示了現代治理并非僅依賴國家權力，而是多元主體協同運作的結果。

上午場圓桌會議圍繞“比較視域中的近現代西方濟貧運動”展開，七位與會學者的發言涵蓋德國、英國、法國和美國等多個國別，從觀念、制度與實踐等層面呈現了濟貧問題的共性與差異。主持人熊芳芳教授將上午場的發言歸納為三個層面：一是濟貧倫理從神圣到世俗的轉變，教會、國家與社會組織在救濟領域的權力消長；二是濟貧實踐中的多元主體敘事，包括國家、地方治安官、社會慈善力量，以及往往被忽視的作為被救濟者的窮人群體；三是工業化沖擊下貧困問題的新形態，以及不同國家在此背景下展開的治理實驗。討論中，與會者就國家權力與社會力量的關系展開深入交流。美國史學者指出，美國自下而上的聯邦主義傳統使其長期依賴社會與慈善力量處理濟貧問題，國家介入較晚；英國史學者則強調，1601年《伊麗莎白濟貧法》確立了國家參與救濟的制度框架，并以教區為單位實行地方自治，這一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支撐了英國的工業化崛起，但工業革命后貧困人口激增，傳統教區共同體的自治能力趨于瓦解，央地關系亟待重構。法國史學者則指出，大革命雖在法律層面確立了救濟權利，但因戰爭與財政困境，實際落實有限；此后歷屆政權對濟貧態度搖擺，直至第三共和國時期方形成較為系統的福利立法，現代社會保險制度的建立則要到1945年。與會者還探討了共和制觀念與濟貧問題的內在關聯。有學者指出，無論美國還是法國，共和主義者均憂慮大規模貧困將腐蝕公民美德、動搖共和制度根基，這一政治焦慮深刻影響了各國的濟貧政策取向。主持人熊芳芳教授對發言進行了總結，并宣布上午場會議圓滿結束。

下午第一場會議以“鍍金與進步主義時代美國的慈善轉型”為主題，聚焦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美國慈善事業的深刻變革。四位學者分別從新貴身份建構、慈善組織網絡、游戲場制度化與母嬰福利觀念演變等視角切入，探討慈善如何由私人救濟逐步走向制度化、組織化與公共治理，揭示這一轉型背后的階級邏輯、國家角色與公民觀念變遷。

湖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郭繼蘭老師以《鍍金時代新貴慈善與身份建構》為題，探討美國鍍金時代新興富裕階層如何借助慈善實現精英身份的塑造。她指出，在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背景下，以范德比爾特、洛克菲勒、卡內基為代表的新貴雖迅速積累財富，卻面臨舊精英排斥與社會輿論批評，陷入身份合法性危機。為應對這一困境，慈善逐漸從傳統的個人道德行為轉變為進入公共領域的制度性實踐，成為新貴進行文化資本與社會資本投資的重要途徑。通過資助大學、圖書館、博物館等公共文化事業，新貴不僅重塑“財富托管人”的道德形象，還借助“科學慈善”彰顯現代性與文化領導力，并在慈善網絡中整合社會關系、鞏固精英地位。同時，女性在家族慈善中的主導作用亦體現出性別分工的結構性特征。郭繼蘭認為，鍍金時代的慈善既是社會責任的體現，更是階級權力運作與精英文化建構的關鍵機制，揭示了公益與權力之間的復雜互動關系。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任姝歡助理研究員以《美國組織化浪潮中作為“票據交換所”的慈善治理網絡》為題，考察內戰后半個世紀美國組織化浪潮中慈善治理領域的具體形態及其歷史意義。她指出，1873年金融恐慌后，美國城市貧困問題加劇，改革者認為這種困境并非因為慈善資源匱乏，而在于教會、政府、互助社等機構各自為政、信息封閉、重復救濟。在此背景下，自1877年起興起的慈善組織會社（COS）借鑒金融領域“票據交換所”（clearinghouse）模式，以中央登記、信息交換與資源匹配為手段，將既有官方與私人慈善機構松散聯合，形成“慈善信息交流中心”。從布法羅、紐約、印第安納波利斯到克利夫蘭、巴爾的摩，各城市依托自身條件發展出形態各異的復合救助網絡；COS還通過董事會人員交叉任職與州慈善委員會、美國社會科學協會、全國慈善與矯治會議等機構形成廣泛聯結，組成貫穿地方—州—全國三級、跨越公私邊界的復式、復合型、多層級的關系網絡。任姝歡總結認為，clearinghouse是美國社會特有的一種組織偏好、知識偏好和治理偏好，體現了美國在國家能力相對薄弱的條件下，依賴志愿性中介網絡進行社會治理的特征。她同時指出，這一機制存在對貧困的道德化解讀及對非裔美國人、新移民的系統性排斥等深刻局限，正視這些張力是理解歷史復雜性的必要前提。

上海大學、丹麥奧爾堡大學博士研究生徐欣蕊以《從慈善到治理：約瑟夫·李與美國游戲場制度化的開端》為題，考察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游戲場由慈善實踐走向公共治理的歷史進程。她指出，“playground”在當時語境中并非一般意義上的操場，而是一種具有組織性與教育功能的公共空間。約瑟夫·李將其納入“建設性與預防性慈善”框架，強調通過營造有序游戲環境，引導兒童形成紀律、合作與責任意識，從而預防貧困與越軌行為，培養合格公民。徐欣蕊結合工業化與城市化背景，指出游戲場的提出源于對青少年犯罪與移民問題的回應，其核心在于以有組織的游戲替代街頭活動，實現對兒童行為的引導與規范。在實踐層面，約瑟夫·李通過私人資助與實地觀察推動游戲場建設，并進一步借助公民聯盟促成立法。1908年馬薩諸塞州通過相關法案，標志游戲場由私人慈善轉變為地方政府職責，并逐步納入公共教育體系。她認為，這一過程體現了美國慈善由事后救濟轉向事前干預與人格塑造的轉型路徑，游戲場既是兒童活動空間，也是整合移民、塑造社會秩序的制度化工具，反映了進步時代慈善與治理合流的歷史趨勢。

江漢大學人文學院陶芊老師以《美國母嬰福利制度化過程中的福利觀轉變（1890-1935）》為題，探討工業化轉型期美國母嬰問題由私人事務上升為國家干預領域的歷史過程。她指出，母嬰福利從早期城市層面的慈善實踐，逐步通過1920年代相關立法及1935年《社會保障法》第五章確立為制度性保障，其背后體現出社會福利觀由“施舍”向“權利”的深刻轉型。陶芊通過中產階級態度變化說明這一轉變：19世紀末公眾普遍將母嬰救助視為針對貧困群體的施舍，羞于接受；至20世紀初，則逐漸將其視為女性與兒童應享有的基本權利，并積極參與政策訴求與反饋。同時，社會學興起與社會調查推動母嬰問題從個體健康轉向社會問題，揭示其與貧困、階級與資源分配不均的關聯；經濟學思維則將兒童生命與國家財富相聯系，使母嬰問題獲得政治化正當性；而受泰勒制影響的效率運動，進一步將高死亡率視為“人力資源浪費”，強化國家干預的必要性。她認為，多重知識與觀念轉向共同促成美國福利理念由消極救濟走向積極干預，推動國家角色擴展，并為現代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奠定思想與制度基礎。

在互動與討論環節，與會學者圍繞制度實踐、概念表述與比較視角展開深入交流。針對游戲場制度化問題，有學者指出1908年馬薩諸塞州立法并非起點，其實踐已積累數十年經驗，并在總統倡導與全國性協會推動下形成有利社會氛圍。約瑟夫·李借助個人政治與社會網絡，針對不同群體采取差異化游說策略，并以游戲場周邊房價上漲等經濟利益動員各方支持，體現出慈善向公共政策轉化的多重動力機制。在新貴慈善問題上，討論進一步細化了新舊精英關系。學者認為雙方雖存在文化排斥與資源競爭，但最終通過贊助大都會歌劇院、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等文化機構實現融合，共同塑造了由“出身型”向“績優型”轉變的現代精英范式。圍繞“游戲場”等核心概念，學者們就翻譯與語義演變展開討論，指出該詞在法語、中文等不同文化語境中均經歷了復雜變遷，強調應結合歷史語境處理術語，平衡學術準確性與讀者接受度。此外，有學者從比較史角度提出，慈善組織網絡中精英群體的交叉任職與資源整合，可能帶來效率提升與權力壟斷并存的張力，提示需關注其治理效能與社會排斥問題。整體而言，討論深化了對慈善轉型中制度動力、話語建構與治理邏輯的理解。

下午第二場會議以“20世紀以來西方福利制度的調適與史學范式思考”為主題，聚焦英國與法國福利國家的制度演變及其史學反思。三位學者分別從性別秩序、政策悖論與范式轉型等視角，探討福利制度在國家治理、社會結構與研究方法層面的復雜調適。

江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呂曉燕副教授以《福利革命中的性別秩序：20世紀40年代英國福利國家的父權制構建及其動因》為題，基于歷史制度主義視角，考察從《貝弗里奇報告》到1946年國民保險立法的制度轉化過程。她指出，既有研究多聚焦報告文本或其影響，缺乏對制度落地過程中動態調整及其成因的系統分析。通過梳理制度設計邏輯，呂曉燕揭示出以“男性養家者”為核心的家庭本位結構如何將女性納入依附性福利體系，并通過差異化資格與道德監管強化性別等級秩序。她進一步分析，這一制度安排源于多重因素的交織：經濟上為降低財政成本與政治阻力，政治上需調和政黨、工會與女權力量的博弈，文化上則受傳統性別分工與家庭觀念的深刻影響。研究認為，英國福利國家的構建并非中性過程，而是在社會整合與治理目標下塑造了具有父權特征的公民身份體系，凸顯了現代福利制度內在的性別不平等及其歷史根源。

上海社會科學院苑莉莉副研究員以《法國社會保障制度政策調適的“悖論”：困境與出路》為題，從社會團結視角考察20世紀80年代以來法國反貧困政策的演變及其非預期后果。她指出，法國以“團結”為核心理念構建的一系列福利政策，原本旨在緩解新貧困問題、凝聚中下層群體，但在實踐中卻產生了社會分化加劇的悖論性效果。具體而言，一是政策投入持續增加但貧困率不降反升，且呈現結構性分化；二是以雇主與雇員分擔為原則的制度設計，反而在長期運行中加重國家財政負擔，形成高赤字壓力；三是高福利體制雖問題凸顯，卻因制度剛性、社會動員與利益結構掣肘而難以改革。苑莉莉進一步分析，這些悖論源于福利激勵機制引發的“依賴效應”、社會保障體系的碎片化結構及收入分配邊界所帶來的不公平感，同時移民因素與普惠性福利也加劇了財政與社會張力。她指出，法國近年來嘗試通過強化就業激勵、推進“社會投資”導向及打擊福利欺詐等方式進行調適，但根本出路仍在于經濟增長與制度結構的協同優化。該研究揭示了現代福利國家在促進社會團結與維持制度可持續性之間的深層張力。

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征咪助理教授以《數字還是人文？20世紀英國濟貧史研究的范式演進》為題，圍繞英國濟貧史研究的學術譜系，梳理了20世紀以來相關研究在材料運用、方法取向與解釋框架上的演變。她指出，該領域的研究傳統經歷了從制度與政策層面的經典論述，到引入數量材料與經濟社會分析的多種嘗試，再到更加重視地方實踐、社會語境與行動經驗的解釋路徑擴展。近年來，數字化技術的介入為材料組織與分析帶來新的可能。在此部分討論中，她舉例介紹了若干圍繞濟貧制度與貧民經驗展開的數字人文項目：一類以數據庫建設為基礎，將長期、跨地區的統計數據進行結構化處理，以支持不同尺度的比較研究；一類側重于將分散的司法、行政與城市生活記錄進行整理與關聯，以便追蹤個體在多重制度場域中的活動軌跡；還有一類側重于對貧民救濟申請等文本材料的整理與轉寫，通過標注、檢索與空間化處理，自下而上地考察貧民在制度中的能動性。她強調，范式更替的核心并非“數字”與“人文”的對立，而是歷史解釋方法與問題意識的持續重構，并由此反思人文學者在數字化時代仍應保持對社會弱勢群體的共情能力，并堅持歷史研究中的主體意識。

在討論與互動環節，與會學者圍繞福利國家、性別秩序與法國社會保障困境等問題展開交流。針對呂曉燕的報告，樂啟良老師就英國父權制福利結構所受到的歷史性挑戰提出問題，詢問這一將女性束縛于家庭的性別觀念在英國何時遭遇了嚴重沖擊。呂曉燕對此作出詳細回應，指出當時女權力量內部存在明顯分歧：溫和派女權認為家庭主婦價值得到承認，持歡迎態度；激進派則拒絕接受依附性福利，要求基于完全平等的權利；精英職業女性強調與男性平等就業；工人階級女性則更看重實際福利帶來的經濟保障。四種立場相互掣肘，未能形成統一的政治壓力。她進一步指出，戰后初期進步敘事占據主導，至1970年代女權運動興起，英國相繼通過《同工同酬法案》與《反性別歧視法案》，開始從制度層面破解福利國家所構建的“公共父權制”，推動女性權利走向更為平等的地位。圍繞苑莉莉的報告，有學者將法國福利困境概括為“用福利國家的思路解決福利國家的問題”，認為這是一個難以自解的死結，并指出民選制度與福利剛性之間存在深層張力。苑莉莉回應時引入中法比較視角，指出中國精準扶貧聚焦絕對貧困線以下群體，受益范圍有限而效率較高；法國則采用相對貧困標準，覆蓋面廣但財政壓力巨大。她強調，中國通過市場初次分配、社會保障二次分配與慈善公益三次分配的有機結合，有效激活了社會力量；而法國長期依賴大政府單一兜底，社會自組織能力和慈善力量相對薄弱，若能轉變思路、引導多元主體參與，或可為破局提供新的可能。

下午場圓桌對談以“歷史鏡鑒與現實回響：西方福利史研究的當代啟示”為題，由《澎湃新聞》文史編輯于淑娟主持。愛德基金會傳一慈善文化基金高級項目經理婁蓬勃以《從研究到行動：公益實踐對慈善學術成果轉化的期待》為題發言，介紹了公益行業對于慈善史與社會保障研究的現實需求。他首先介紹了愛德傳一慈善文化基金的創立背景，該基金以社會保障研究學者朱傳一先生命名，朱先生曾深入研究美國社會保障制度并向中央領導提交內參，對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產生了重要推動作用。婁蓬勃介紹，該基金圍繞“記錄、傳播、交流”三大板塊開展工作，持續編撰《中國公益慈善紀事》，并通過編譯國外前沿研究報告、舉辦圓桌對話等方式促進學術與實踐的對話。他重點介紹了近期發起的“致用計劃”，旨在邀請學者以第一人稱介紹自己的研究發現與實踐啟示，以降低學術成果轉化的門檻，推動知識世界與現實世界的有效連接。他還指出，AI技術的爆發深刻改變了知識生產與傳播的生態，在信息泥沙俱下的環境中，經過嚴格學術審查的論文成為可信度最高的知識來源，學術研究的價值因此愈發凸顯。

最后，武漢大學歷史學院熊芳芳教授對本次工作坊進行了總結。熊老師表示本次工作坊在時間跨度與空間范圍上都具有較強的比較研究視野，既展現了不同國家與時代之間的特殊性，也呈現出許多共通問題。熊老師指出，正是在跨國別、跨時段的比較中，研究者才能更深入地理解各國制度、思想與社會治理模式的歷史特征。她同時強調，本次會議圍繞的慈善、福利與濟貧問題，不僅具有深厚的歷史縱深，也體現出鮮明的現實關懷。貧困與不平等問題關乎人類社會的基本命題，歷史研究不僅需要學術討論，也應思考如何更好地回應現實社會實踐。此外，熊老師還指出，慈善與救濟本質上涉及財富再分配問題，其背后反映的是國家權力、社會秩序與思想觀念的變化，歷史研究與現實關懷在此高度交匯。最后，熊老師對各位發言人的精彩分享以及會議組織者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謝，認為本次工作坊不僅促進了不同領域學者之間的交流，也為未來相關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