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男子朱某打籃球時突然暈倒，后經送醫搶救無效死亡，主要死因為心源性猝死。事后，朱某的父母和妻兒將籃球場的經營公司訴至法院，索賠醫療費、死亡賠償金、被扶養人生活費等共計85萬余元。
6月22日，紅星新聞記者從中國裁判文書網獲悉，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于上月底對該案作出二審判決，駁回涉事公司的上訴，維持原判。此前，一審法院酌定公司承擔15%的賠償責任，并判決其賠償朱某家屬35萬余元。法院認為，由于公司未按規定配備必要的急救器械、藥品和具備急救技能的工作人員，使得朱某錯失了最佳的急救時機，死亡風險顯著增加。
法院作出判決，圖為法槌（資料圖）
一審法院認定，位于上海虹口區的某籃球場系由某公司經營，場館入口處張貼有入場須知。入場須知載明：患有高血壓、心臟病等不適宜激烈運動的疾病患者禁止入內；因自身疾病（包括但不限于高血壓、心臟病等）在運動中出現的損傷、意外人身傷亡事故，如心臟驟停、猝死等，球場不承擔任何責任，請當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責任人。
2025年4月10日晚，朱某與球友購票后在該籃球場打球。20時05分許，朱某在打球時突然暈倒在地，球友和場館工作人員發現后均撥打了120急救電話。因場內沒有自動體外除顫儀（AED），球友去商場借來自動體外除顫儀，并采取急救措施。20時17分許，120救護人員到達現場，在對朱某進行急救后，將朱某送往醫院救治。23時07分，朱某因搶救無效死亡。醫院出具的《居民死亡醫學證明書》載明，朱某死亡的主要原因為心源性猝死。
一審法院認為，民法典規定，體育場館等經營場所、公共場所的經營者、管理者或者群眾性活動的組織者未盡到安全保障義務，造成他人損害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上海市體育發展條例》規定，公共體育場館、經營性體育設施應當加強急救安全保障，配備必要的急救器械、藥品和具備急救技能的工作人員；公共體育場館應當配備自動體外除顫儀，鼓勵有條件的經營性體育設施配備自動體外除顫儀。本案中，雖然某公司履行了安全提示義務，朱某暈倒后，工作人員做了一些輔助性的工作，相關規定也不強制公司必須配備自動體外除顫儀，但公司未舉證證明自己已經配備了必要的急救器械、藥品以及具備急救技能的工作人員，未完全履行安全保障義務，存在過錯。由于公司未按規定配備必要的急救器械、藥品和具備急救技能的工作人員，使得朱某錯失了最佳的急救時機，死亡風險顯著增加，公司的過錯與朱某的死亡存在因果關系。而朱某作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對參加運動的危險性及自身身體狀況應具有明確的判斷能力，其未審慎對待，疏于自我保護，從而在打球過程突發疾病，經搶救無效死亡，自身也存在過錯。朱某的過錯行為對其死亡所起的作用和嚴重程度，要大于公司過錯行為所起的作用和嚴重程度。
為此，一審法院綜合事發經過、雙方的過錯程度、原因力等情況，酌定某公司對朱某的死亡后果承擔15%的賠償責任。在核定醫療費、死亡賠償金、被扶養人生活費等損失合計237萬余元后，上海市金山區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某公司賠償朱某家屬損失35萬余元，駁回朱某家屬的其余訴訟請求。
因不服一審判決，某公司提起上訴，請求發回重審或改判公司承擔5%的賠償責任。
二審法院認為，朱某突發疾病時，某公司僅一名員工在場，且不具備急救技能，對事故處理亦缺乏經驗，客觀上使得朱某錯失了最佳的急救時機，并顯著增加死亡風險。一審法院認為公司未舉證證明自己已經配備必要的急救器械、藥品以及具備急救技能的工作人員，公司的過錯與朱某的死亡存在因果關系，于法有據。一審法院酌定公司對朱某的死亡后果承擔15%的賠償責任，責任比例合理。
據此，今年5月28日，二審法院作出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紅星新聞記者 姚永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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