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駐立陶宛特約記者 鄧 儀 本報記者 李 萌

編者的話：今年以來，立陶宛政府高層數次釋放希望改善對華關系的信號：立陶宛總統瑙塞達日前接受媒體采訪時明確表示，該國外長布德里斯只有改善與中國的關系才能保住職位；今年2月，立總理魯吉尼埃內公開承認，2021年允許臺灣當局在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設立所謂“臺灣代表處”是犯了一個巨大的錯誤。與此同時，立陶宛近期一項民調顯示，該國58%的成年受訪者支持將所謂“臺灣代表處”更名為“臺北代表處”，以改善對華關系。從政壇高層到民間社會，立陶宛呼吁修復對華關系的聲音越來越多。這一轉變，既源于立陶宛國內經濟受損、民意求變的現實壓力，也受到美國政策變化等外部因素的深刻影響。

多類企業受到沖擊

今年5月，已經經營了26年的立陶宛維爾紐斯文塔半導體公司宣布企業即將停產，且公司將裁員23人。據立陶宛波羅的海通訊社報道，該國就業服務局近期發布的消息顯示，維爾紐斯文塔半導體公司現已無任何新訂單，目前僅有30名員工。企業財報顯示，這家公司去年營收僅有32.2萬歐元，為2024年700萬歐元營收的4.6%，全年凈虧損130萬歐元。從2022年開始，維爾紐斯文塔半導體公司就不斷裁員，2022年裁撤38人、2024年裁59人。

維爾紐斯文塔半導體公司的困境，是很多立陶宛企業2021年之后都面臨的問題。這一年的11月，立陶宛不顧中方嚴正抗議和反復交涉，背棄立方在兩國建交公報中所作政治承諾，允許臺灣當局設立所謂“駐立陶宛臺灣代表處”，公然在國際上制造“一中一臺”，損害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之后，中方決定將中立兩國外交關系降為代辦級。立陶宛對華關系的惡化，給該國企業帶來了巨大代價。

《華爾街日報》2022年的一篇報道說中了當時立陶宛政府的“打算”。文章稱，長期以來，立陶宛自中國進口商品的規模遠大于其對華出口規模，因此立陶宛政府或許預判，即便立中貿易關系因為政府政策受到影響，立經濟也能夠承受沖擊。2021年中立關系惡化前，立陶宛直接對華出口僅占其出口總額的1%左右，投資領域情況也大致相同。

然而，立政府為自己的戰略短視和政治投機付出了代價。據“歐盟動態”新聞網此前報道，歐盟委員會官員稱，2021年12月，也就是立陶宛允許臺灣當局設立所謂“臺灣代表處”的次月，立對華出口額暴跌91%。2025年，立陶宛對中國出口相比2021年降了超過50%。

旅居立陶宛近30年的華僑華人聯合會副會長措吉多吉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自己觀察到，除高科技企業外，對華關系惡化對立陶宛其他兩類企業的影響也很大。第一類是直接面向中國市場的出口企業。立陶宛一名從事食品和日用品出口的企業負責人表示，他們原本已經談好的訂單在2021年11月之后突然被取消。貨物已經生產，銷售渠道卻不穩定，因此他們只能臨時尋找其他市場，商品價格被壓得很低，有些甚至是保本出貨。該負責人無奈地說道：“問題不是賣不賣得出去，而是突然之間不知道能不能賣。”

第二類是做中間環節的供應商。措吉多吉表示，這類企業本來并不直接面對中國市場，而是為德國等歐洲企業提供零部件或配套產品。然而，立陶宛與中國關系緊張之后，一些跨國企業開始重新評估風險：如果供應鏈中包含立陶宛產品，會不會影響在中國的業務？一旦出現這種顧慮，即使沒有明確限制，一些訂單也會被轉移。

有立陶宛媒體報道該國一些企業的困境說，它們失去的并不是“已經簽好的訂單”，而是“本來會簽的訂單”。這類影響在數據中往往看不出來，但對企業來說卻是最致命的。

立陶宛經濟學家波維勞斯卡斯2022年初就警告說，對于該國來說，投資者信心動搖或將成為中長期經濟增長的隱患。有觀察人士稱，對華關系惡化給立陶宛企業帶來的變化，不只是貿易量的減少，還包括外界對立企業信心的下降。

多重現實壓力推動立檢討對華政策

立陶宛的對華政策曾長期保持相對務實，聚焦貿易與文化交流。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網站發表的文章顯示，立陶宛與中國的雙邊貿易額曾在較長時間處于增長態勢。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立陶宛更是將中國視為經濟增長與投資的潛在來源之一。

然而，2019年之后，立陶宛對華政策出現大轉彎。這一年的2月，立陶宛安全部門在報告中首次將中國列為“國家安全威脅”。5個月后，立政府表示不支持吸引中國投資參與克萊佩達港口的現代化建設，中國投資“可能會威脅立陶宛國家安全”。

對于立陶宛政府2019年前后的政策轉向，復旦大學中歐關系研究中心主任簡軍波對《環球時報》記者分析稱，首先，在國內民粹主義上漲的背景下，2019年之后，立陶宛逐漸在所謂“安全”的框架下討論涉華議題。這一時期，在立陶宛政府的官方表述中，中國越來越多地被描述為“系統性挑戰”。當外交語言從“合作與分歧”轉向“陣營與對抗”時，對外政策本身就更容易走向激進。

其次，立陶宛對華政策受到執政黨傾向的影響。簡軍波解釋稱，2020年10月，立陶宛議會選舉后，以祖國聯盟-立陶宛基督教民主黨人黨為主導的中間偏右聯盟組建政府。這一屆立陶宛政府提出“價值觀外交”，對外政策強調所謂“原則立場”。在該屆政府執政期間，立陶宛在處理對華關系上的姿態明顯趨于強硬和冒進。2021年2月，立議會通過有關退出中國-中東歐國家（17+1）合作機制等決議。3個月后，立陶宛議會又通過決議，干涉新疆問題。

最后，在安全領域，立陶宛對美國的依賴極深，長期以來一直奉行親美外交路線。簡軍波表示，隨著近年來美國對華轉向遏制與打壓，立陶宛的對華立場逐漸偏離理性軌道。拜登政府上臺后，對中東歐國家的關注度有所降低，立陶宛為向美方示好、爭取更多戰略關注，選擇在臺灣問題上制造事端，以此向華盛頓遞交“投名狀”。

然而，從2024年底、2025年初開始，立陶宛對華政策層面逐漸浮現出檢討的聲音。這一轉變并非突然而至，而是多重現實壓力長期積累的結果。

西南交通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中心研究員錢亞旭在接受俄羅斯衛星通訊社采訪時表示，立陶宛此舉本質上是在經濟失血、外交孤立等壓力下的被動止損。在外交層面，德國、西班牙等歐洲國家仍然保持與中國的務實合作，立陶宛已陷入徹底的孤立狀態，成了歐盟內部的異類。

北京外國語大學歐盟與區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對《環球時報》記者分析稱，美國政策的變化是立陶宛調整對華立場的重要背景。當初立陶宛敢于公然在國際上制造“一中一臺”，很大程度上是認為自己能得到美國支持。然而，隨著美國對華政策的變化，如果立陶宛仍堅持原有立場，就等于把自己置于“出頭鳥”的位置。

還有觀點認為，立陶宛在臺灣問題上的強硬姿態并未換來美國實質性的回報，這讓立陶宛方面覺得自己吃了虧。美方曾承諾的6億美元出口信貸，最終實際到位的金額僅為900萬美元。此外，2021年，臺灣當局宣布計劃對立陶宛投入巨額資金、建設5座芯片工廠、創造數千個高薪崗位，并揚言將立陶宛打造為“歐洲硅谷”。然而，時至今日，這些承諾幾乎全盤落空——僅設立了一筆1000萬歐元規模的技術基金，帶有明顯的象征意味；芯片廠項目毫無實質進展，科技園區規劃也已停滯。

民間始終存在一個聲音：要穩定，不要對抗

2024年10月，立陶宛再次舉行議會選舉，而社會民主黨在此次選舉中成為立議會第一大黨。這一年的12月，立陶宛社會民主黨、涅曼黎明黨、民主聯盟組建新一屆政府。

2024年底，立政府已提出要將對華關系恢復到與其他歐盟國家相近的水平。2025年底，立陶宛議會內部成立了一個專門小組，由不同黨派議員組成，目標是推動恢復與中國的正常外交關系。立總理和總統都表達了希望修復對華關系的意愿。然而，立陶宛政界在對華立場上并不一致。

立總理魯吉尼埃內6月18日稱，該國正與中國就恢復外交關系進行談判，但目前尚未采取任何具體措施。來自反對黨的議會外交事務委員會副主席帕維利奧尼斯對此態度消極，不僅抨擊立政府“允許中方設立代辦處”的決定未得到充分討論，還進一步渲染此舉降低立陶宛國家地位，并臆測中方會以此為籌碼提出更多條件。

相較于政界，立陶宛民間對華立場的分歧并沒有那么大。立陶宛國家廣播電視臺3月援引一項近期民意調查稱，該國58%的成年受訪者支持將位于首都維爾紐斯的所謂“臺灣代表處”更名為“臺北代表處”，以改善對華關系。只有約1/4的受訪者持反對意見，還有近1/5的人沒有意見。

其實，在對華關系惡化之前甚至是現在，很多立陶宛民眾并不了解臺灣問題的始末，甚至不知道中國臺灣省的地理位置。措吉多吉向《環球時報》記者介紹說，大部分立陶宛民眾的對華認知更多來自當地和其他西方媒體，而不是親身經歷。

很多立陶宛民眾對中國和華僑更多是好奇。有立陶宛民眾曾表示：“以前我對中國的印象很模糊，但真正合作之后，發現完全不是之前想象的那樣。”還有立陶宛民眾曾對中國企業怎么運作、是不是很難合作等提出疑問。不過，當他們真正接觸中企之后，這些疑問往往都會消失。

“立陶宛企業界看中國更加務實，中國對它們來說就是市場、機會和合作伙伴。所以即使在立中關系最緊張的幾年里，立民間始終存在一個聲音：要穩定，不要對抗。”措吉多吉這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