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商鞅變法真正發起者：求賢圖強的秦孝公，沒有他就無商鞅新政
很多人提起商鞅變法，第一時間把功勞全歸于商鞅，卻忽略一個核心事實：商鞅只是變法的執行者，真正推動這場驚天變革、主動招攬商鞅、全力支撐變法落地的發起者，是秦孝公嬴渠梁。若無秦孝公不計代價的信任與放權，商鞅空有一身治國謀略，根本不可能在秦國推行觸及貴族利益的新政，更不會有后來富強崛起、一統六國的大秦根基。
秦孝公繼位時，秦國正處在前所未有的低谷。彼時中原列國早已完成初步改革，魏國依靠李悝變法稱霸中原，常年占領秦國河西大片沃土，屢次出兵欺壓秦國；山東諸侯會盟，直接排斥秦國，將秦國視作不懂禮樂的西陲蠻夷。國內更是弊病叢生，舊貴族世代壟斷爵位土地，平民勞作卻一無所有，軍隊軍心渙散，農耕停滯，國庫空虛，隨時有被魏國吞并的風險。年僅二十出頭的秦孝公接手殘破山河，內心滿是洗刷國恥、振興秦國的決心，這是他決心求變、尋找變法人才的根本緣由。
為招攬天下奇才，秦孝公頒布轟動列國的《求賢令》，這份文書堪稱戰國最有誠意的招賢公告。他放下君主身段，坦誠細數歷代秦國君主的短板，許諾只要能獻出強國之計，無論出身貴賤，都能裂土封君。這份求賢令傳到魏國，郁郁不得志的衛鞅也就是商鞅看到后，斷定秦孝公是能施展抱負的明君，才動身西行入秦。
初見秦孝公時，商鞅先后以帝道、王道游說，都沒能打動君主，直到闡述富國強兵的霸道之策，二人徹夜長談，秦孝公徹底認定商鞅就是自己苦苦尋覓的治國之才。朝堂之上，舊貴族聽聞變法提議紛紛激烈反對，以甘龍、杜摯為首的守舊大臣死守舊制，指責新政違背祖制、擾亂民心，不斷上書彈劾商鞅，處處阻撓改革。
面對滿朝貴族的施壓，秦孝公沒有絲毫退讓，堅定站在商鞅身后，全力為變法掃清障礙。他給予商鞅至高實權，任命其為左庶長，舉國政務交由商鞅統籌，君主只負責兜底支持。新法推行初期，百姓心存疑慮，商鞅立木取信建立公信力，背后離不開秦孝公默許放權；太子觸犯新法，按律應當受罰，礙于儲君身份無法施刑，商鞅依法懲處太子兩位老師，以此震懾朝野，此事得罪王族權貴，秦孝公依舊選擇維護商鞅，沒有因宗室壓力中止變法。
在二十余年變法進程中，秦孝公始終是最穩固的后盾。對內，壓制貴族反抗，保障政令通行；對外，依托變法積攢的國力，支持商鞅領兵收復河西失地，一雪秦國百年屈辱。秦孝公在位期間，秦國農業、律法、軍功制度全面革新，國庫充盈，軍隊蛻變為虎狼之師，徹底扭轉被動挨打的局面，擁有東出爭霸的資本。
客觀來講，商鞅具備頂尖的改革思路與執行手段，但再好的政策，缺少掌權君主全力扶持只會半途而廢。楚國吳起變法、魏國李悝變法，都因君主離世、貴族反撲快速廢止。反觀秦國變法能扎根百年，根源在于秦孝公是變法最初發起者與第一支持者。
秦孝公主動求賢、主動求變、全權托付，才給了商鞅施展才華的舞臺。因此，商鞅變法的發起者絕非商鞅本人，一心想要強國雪恥的秦孝公，才是這場改變中國歷史大變革的真正開端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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