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褐色鳥群

雖然這兩幾年的中國影業愈顯疲敝，但也還是時不時會有讓人看到希望的作品，比如最近的《給阿嬤的情書》不光收獲了全國觀眾的感動，甚至還震動了東南亞，并讓某個小國的媒體破了大防。

與此同時，一幫所謂的名導名演員之類，時不時就出來喊電影業要不行了沒戲拍了，呼吁觀眾們走進電影院救市。

問題是，你們天天呼吁救市，那總要真拿出些行動和態度，拿出讓觀眾認可，能扭轉對這些”名導“日益失去信心的作品吧？如阿嬤這類優秀作品那可是實打實的在救市的。

結果呢，近年來，無論是張藝謀、陳凱歌這些早已功成名就的大導，還是林超賢、徐克等以往的定海神針，均沒有交出什么讓觀眾和市場都滿意的答卷。另一位曾經的“國民導演”馮小剛，更是早風光不在。自十年前的《芳華》之后，后續作品幾乎沒有掀起任何水花。

馮導最近的《抓特務》打著重溫“國民記憶”、“平民史詩”的噱頭，也坐擁明星演員陣容，卻未能起到哪怕一絲一毫的“救市”作用。截至今日，上映五天的《抓特務》的總票房，才剛過七千萬。

一些評論用“叫好不叫座”給本片挽尊，言外之意，是這部豆瓣評分高達“7.5分”的電影本身不差，而是市場調節機制失靈，加上影片突然定檔，以及宣發時間不夠的結果。

不過，筆者卻不認同這種挽尊的理由。最根本的原因恐怕在于，這套名導們的“懷舊”敘事對觀眾而言，早就失去了吸引力。一些人不停的重復老掉牙的故事，拉上一大堆當紅明星，重溫他們意氣風發時代的美夢。同時還可以順便表演沖塔，在安全區里搞一搞敏感話題，拍一拍敏感時期，既過過政治露陰癖的癮，又能顯示下自己“敢拍”的膽魄，收獲一些特定的榮譽和口碑。

然而時代變了。老導演們頗為熱衷的“沖塔式懷舊”，在當下已經沒有任何積極作用，這種如騙廷杖一般的創作模式，只會加速他們自身藝術生命的終結而已。

馮小剛創作生涯中票房最高的《芳華》，便是這種“沖塔式懷舊”的集大成者。這類電影要先有一個與時代若即若離的封閉空間，再在其中安排眾多看上去渺小的“小人物”。故事往往故意放置于共和國命運的幾個關鍵口上，以體現主角的身不由己和命中注定。時代的風浪影響著故事中的“小人物”，他們會從溫情走向決裂、沖突，殘酷的命運將曾經的美好撕裂為苦難和厄運，以顯示時代的鐵拳和萬惡。

這套模式有著天然的話題性，尤其是在《芳華》上映當年，一些電影市場之外的風波，成功使得電影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關注熱度，也讓馮導收獲了自入行以來最高的票房紀錄。

這看上去是屬于中國人的史詩，卻根本談不上是深刻和獨特，甚至連用心都算不上。所謂屁股決定腦袋，早已功成名就的大導們，又怎么真的會去懷念那個自己遠非主人的時代？這種明顯是基于算計的懷舊，只是是用來營造氛圍感的殼，用來碰瓷審查，吊人胃口的盤外招。

實際上，包括文革等被認為是電影“不能言說”的歷史時期，在這類“沖塔故事片”中只是布景，而遠非是觀眾期待的“批判”和“反思”的主體。《芳華》的時間跨度不可謂不大，有文革、改革開放和對越反擊戰，最終讓人記住的時代內核卻并不多，只有俗套的不能再俗套的“都市倫理情感劇”，以及輕飄飄的“宿命無常”，以及導演本人毫無節制的春夢，對姑娘的追憶，和對青春令人厭倦的歌頌。

在溫情懷舊的基底上，點綴幾處觸碰敏感議題的 “沖塔”情節，就成了碰瓷一般的做題技巧。我們可以在老一代導演那里，經常看到這種技法的使用。張藝謀的《一秒鐘》，借西北，借文革，表面上批判集體主義，骨子里卻是幻想出一個電影的黃金年代，再進行避重就輕的自我感動。

陳凱歌還未上映的《少年時代》，則是讓沒什么戲拍的親兒子陳飛宇扮演青年的自己，來個私人化的抒情回憶。王小帥的《沃土》則更為大膽，這部至今難產的農民題材作品，不僅直接質疑起土改，還敢在沒有過審的情況下，違規去柏林電影節參展上映。

他們始終帶著特定階層、年齡、地域的濾鏡，要么是北京大院子弟的優越感，要么是精英的自上而下的悲憫，要么是功成名就之后，塑造自身青年時期“抗爭”的發家史，以及永遠帶著一種“我像你這么大的時候，如何如何”的自戀。

同時，這類“沖塔式懷舊”的自戀作品，也往往會配套騙廷杖式的宣傳。所謂不過審，以及為了過審與審查體制斗爭的種種傳聞，便是以上電影賣慘吸睛的通用套路。或者，再加上定檔又撤檔的慣用技倆，展現“身不由己”、“勇于抗爭”，電影和導演本人，便可被塑造為“斗士”和“勇者”的形象。這種“騙廷杖”的傳統做法，從所謂的“禁片大王”婁燁，再到早已不用對抗體制，卻偏偏要擺出造反姿態的商業大導那里，早就形成了一整套的說明書和操作手冊。

我們這些年見過不少如此富有“良心”和“膽識”的作品，但是卻始看不到，這種明顯只是表演的“創作斗爭”，除了能把作品的熱度炒的高一點，還有任何深刻、獨到的反思、批判，和令人尊敬的人文精神及關懷么？

更何況，這種沖塔實際上對導演本人也會有嚴重的副作用。導演本人在開了這個頭之后，不僅會如婁燁等人一樣形成創作慣性和路徑依賴，還極有可能迎來輿論的反噬。去年的“芳華”解讀風波便是如此。

對如《芳華》這類作品，有一些二五仔揣著明白裝糊涂，忽悠那些不明白這是名導刻意表演的觀眾，把一部充滿特定人群意淫的青春回憶片，硬生生解讀為“捍衛文革”。這是一些導演“沖塔式懷舊”的必然結果，既要擦邊搞曖昧，又不愿意真的承擔表達風險，只想著坐收名利。而一旦有人替導演完成這個使命，作品和導演本人，自然會被人架在火上烤，承擔起他們遠遠不敢承受的政治風險。

這也極大影響了《抓特務》的市場運作。在多年的不思進取吃老本還市場反響不佳之后，本片又是個和《芳華》大同小異的作品。客觀來說，以本片的導演背景，制作成本和陣容知名度，本來可以有著大手筆的宣發待遇，鼓動起一部分受眾進場買票，至少票房不會如此不堪，但是有了之前惡劣的負面效應之后，本片就硬生生被自己人斷絕了大賣的可能。

本片臨時空降一個不溫不火的端午檔期，上映前在官方層面也只能搞幾個沒多大的宣傳動作，原因無他，本片和《芳華》有著同樣的“沖塔”結構，有著一樣的“懷舊”主題，一致的“時代碾壓人”的內核，甚至連敘事邏輯都差不多，而不是有任何新意和誠懇的匠心之作。在去年年底的“解讀風波”已經使得導演本人快跟“危險”劃上等號的情況下，完全不宣傳固然不行，但鋪天蓋地宣傳，引發又一波“芳華”式解讀也是片方避之不及的了。

《抓特務》故事的核心舞臺是北京胡同里的一座四合院，它被美化為一種溫馨、充滿光暈的生活集體。建國時，主人公民警肖大力認定為教師馮靜波是特務，特地與其成為鄰居，開始了長達半個世紀的“貓鼠游戲”。當然，片子的重點并不是諜戰與抓奸，而是鄰里之間的互相幫襯、溫情守候，以及歷次政治運動給四合院帶來的影響，人物逃脫不了的命運和苦厄。

肖大力因四十年如一日的“軸”搞得家破人亡，而馮靜波卻因為懦弱和小心得以全身而退。不同的人物命運導向同一個主題，即發行物料所反復強調和暗示的，市井百姓、小人物在大時代中悲愴的命運。

看過《芳華》的讀者朋友都不難看出來，這只是換了皮的部隊文工團故事。同樣是用一個無法逃脫的物理空間框住一群人的人生命運；同樣是以數十年為尺度表現時代變遷左右人物命運的價值主題；同樣是前半段溫情脈脈，后半段突然血雨腥風，急轉直下的劇情結構；同樣是在片中制造特定時代愛而不得的女青年形象。

最終，一通套公式做題下來，片末肯定是暮年壯志未酬的悲嘆，和“造化弄人”、“時代辜負人”的空泛感慨。

一些關聯宣發方所謂的“小人物史詩”的宣傳話語，我們也可以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究竟是北京東城區的小學教師是小人物，抑或生活無憂的胡同片兒警，是當年中國社會的“平凡”角色？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這些被片子包裝成“完美受害者”的角色，無論是今天，還是在過去，片中的肖大力和馮靜波，都會是城市社會的中上層，而非命不由己的小人物。他們所經歷的“苦難”，更多的是身份落差使然，而遠不是真正底層民眾的生存境遇。

更不用說片中那些可有可無的政治運動背景板了。本片除了將符號化的口號、標語拉出來顯擺，用來標記時代之外，所謂的“萬惡”的政治運動，并沒有起到任何敘事上的推進作用。它只是希望給觀眾帶來“這也敢拍”的獵奇，以及用俚俗俏皮的北京話，和饒有趣味的市井生活，換取特定城市觀眾的好感與話題度而已。再者頂多就是用庸俗人道主義質疑革命敘事這種爛俗的方式，來表現自己的人文關懷罷了。

實際上，這與真正的中國革命和中國社會都并無多大大關聯。在他們那里，革命歷史是從天而降的，對所有人的無妄之災，往往沒有任何起因，就開始平等地碾壓和摧毀所有人。不同階段的社會變革也只是方便講故事的背景板，除了吸引眼球，沒有任何深刻的意蘊。

因而，《抓特務》的劇情就顯得無比的單薄生硬，宛如人臨終前的瀕死體驗，人生記憶如跑馬燈一樣快速播放。本片的改編對象《無悔追蹤》本來是個好模板，演員演技極為精湛，對北京市民文化、時代變遷的描摹異常精準。20集的體量容納了創作者對復刻時代的野心，以及書寫革命歷史與家國大義的初衷。

要將其改編為電影固然很難，但也不是不可以。只要對原作的情感和用意有所體會，只要能把復雜的人物關系和時代背景搭起來，即使再籠統，也能達到與原作八九不離十的近似度。

但是，大導只看上了北京市民生活史的噱頭和對應的市場，遠遠沒有捕捉到原作的意蘊。劇版里片警肖大力為人熱心淳樸，忠肝義膽，關心鄰里，熱愛人民。在《抓特務》中，他的熱心腸戲份卻被刪的一干二凈，電影版給人的感覺因此截然不同，似乎這四十年來，肖同志不干別的，只是在盯著馮靜波。原版中的肖大力被揪出來批斗，也不只是因為收聽敵臺，而是因為在混亂年代中恪守政治規矩、維持社會秩序所致。

更不用說全片刻意美化馮靜波這一人物的小九九了。為了照顧演員，安撫其粉絲群體，保護他的偶像光環，電影版《抓特務》極大淡化了馮靜波這一人物的負面色彩。

馮老師出軌徐小妤，被拍成是因原配大眉子嗓門大沒文化，而忽視了原作中男主本人為明哲保身故意選大眉子當護身符，又因婚后生活不如意主動勾引校長女兒的情節。男主的腳踏兩只船因此在電影中成了時代的悲劇，而不是他又當又立、既要還要的軟弱本性所致。一個知識分子在49年還接受國民黨的潛伏任務，如果真的是存在一個相對完美，而不是為人巨欠、神經大條的馮靜波，他又怎么會不明就里的接下這茬活，忐忑不安的活了幾十年？

顯然，大導只是把自己青年時代熟悉的北京胡同生活，套進了《芳華》驗證過的商業套路中。以自以為深刻、珍貴的生活記憶當原材料，加上一些公式化的“沖塔”小技巧，就包裝成了獻給觀眾的“平民史詩”。但是很可惜，如今的中國的電影市場今非昔比，這類精致的炒冷飯已無法取得市場的憐憫和關注。

若是放在十年前，當大導光環尚未褪去時，這套“沖塔式”懷舊也許還能收獲掌聲和熱淚。《集結號》、《芳華》都以“敢拍”出名，《抓特務》本想照著同樣的劇本再演一遍，靠著慣用的創作套路復制票房神話，卻沒想到觀眾早已不吃這一套，最終落得個票房口碑雙雙遇冷的尷尬境地。

上映前不敢大動作宣發，路演還要依靠根本不是北京人的韓紅扯一嗓子，號召父老鄉親前去觀影。眼看票還是賣不出去，最后還是出現了一大堆媒體寫通稿，來來回回還是那些平民史詩、時代眼淚之類的廢話。

自然，這類趕鴨子上架和逢場作戲式的作品，已經起不到任何正面和積極的作用。

這套公式之所以越來越不行，根本在于這種“懷舊”早已和當下觀眾的情感需求格格不入了。這批大導的懷舊，本質上只是有了特權之后，拍一拍當年的怨念和不滿，唱一唱屬于他們自己的青春挽歌罷了。一些人懷念北京四合院、部隊大院，卻無法回答這種生活“意義何在”的問題，也無法直面觀眾的詰問：為什么要跟著他們一起懷舊？

相反，今天的觀眾看到四合院時，想起的更多是“特權”而非溫情脈脈的市井生活。看到有關文工團長篇累牘的青春贊歌時，腦海里只有“自戀的老登”，而不是一起跟著歌詠青春的美好。它只適合給一批特定群體用于追憶，根本不會對整個大盤、電影產業有所幫助。

這兩年來，在中國電影面臨的前所未有的困境中，有不少優秀的電影人已經示范了突圍和復興的可能。老導演們不懂得功成身退，不懂得用自己的余熱做些對中國電影的未來真正有益的事情，還是想著用“沖塔式懷舊”應付電影市場時，這種錯位只會突然導演本人的“登味”和落后。那么最終，迎接他們的不會大概不會是“中國電影的黃昏”，只會是名導聲譽的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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