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恰說，自己能養家讓她感到高興。她還表示，母親會幫她策劃并制作視頻。作為家中3個孩子里最小的一個，在父親多年前離家后，她如今成了家里的主要經濟來源。

“媽媽不用再工作了。”恰恰告訴《日經亞洲》，“最重要的是，她陪著我一起想辦法，看看怎么讓下一條視頻火起來。”不過，這名少女想繼續從事網絡博主職業的愿望，正面臨一個重大障礙。繼澳大利亞在2025年底采取類似措施后，印度尼西亞成為首個宣布限制16歲以下用戶使用社交媒體的非西方國家。

雖然目前沒有專門針對社交媒體的數據，但印尼通信與數字部表示，該國48%的互聯網用戶年齡在18歲以下。這與其他一些國家的研究結果大體一致。相關研究顯示，40%至70%的低齡青少年至少擁有一個社交媒體賬號，這使他們暴露在自殺相關內容、網絡霸凌、色情信息和詐騙等網絡風險之下。

隨著外界對兒童社交媒體成癮的擔憂上升，越來越多國家開始推動針對16歲以下人群的限制措施。澳大利亞率先行動，英國近日也宣布計劃于明年實施類似禁令。印尼鄰國馬來西亞則已于6月1日開始正式執行類似規定。印尼龐大的社交媒體用戶基礎，也讓“網紅”成為一個潛在收入可觀的職業。

新加坡網紅營銷公司星量表示，在印尼，擁有1000至10000名粉絲的所謂“納米網紅”，每次商業合作收入最高可達200萬印尼盾；擁有10萬至50萬粉絲的中腰部網紅，每次合作報酬則在1000萬至3500萬印尼盾之間。

總部位于曼谷的市場研究機構立方體在去年11月的一份報告中稱，網紅營銷是“東南亞電商的重要銷售驅動力”。該機構預測，2025年東南亞6個主要經濟體的電商凈商品交易總額將達到1900億美元，其中印度尼西亞占比接近一半。

立方體估算，在這一地區銷售總額中，有210億美元由網紅營銷直接帶動，最多460億美元由其間接帶動。該機構預計，到2030年，相關銷售額將升至3750億美元，網紅營銷的直接貢獻占比將從11%升至13%至17%，這意味著包括“兒童網紅”在內的博主群體存在可觀的收入空間。

“起初我發美妝內容，只是因為無聊。我想嘗試一些模特工作之外的新東西。”波特里說。她此前在北干巴魯曾為童裝走秀。“后來就突然火了。”14歲的印尼單板滑雪運動員扎齊·蘭德曼目前居住在瑞士。起初，她使用社交媒體只是為了記錄個人作品集，由父母管理賬號并發布展示她技術和獲獎情況的視頻。

她告訴《日經亞洲》，“印尼粉絲給了我動力。他們的支持會吸引大公司找上門來。”印尼通信與數字部長梅烏蒂婭·哈菲德4月底表示，網絡平臺已經刪除170萬個賬號，優兔也計劃采取類似行動。但從實際情況看，各平臺似乎并未認真對待年齡驗證。

《日經亞洲》就此向谷歌和元宇宙平臺公司尋求置評，但未獲回應。網絡平臺則重申其4月聲明，稱“將繼續與該部密切合作開展自我評估，并根據結果按要求遵守年齡準則，同時讓社區了解相關情況”。

印尼通信與數字部副部長內扎爾·帕特里亞表示，這項禁令針對的是賬號所有權，而不是內容本身，因此年輕網紅仍可出現在社交平臺上，前提是賬號由父母管理。

“兒童網紅需要父母全程監督，尤其是數字收入涉及合同，而合同需要具備法律行為能力。”帕特里亞告訴《日經亞洲》，“由父母管理賬號，也能讓父母幫助孩子規避社交平臺上的數字風險。”

那些擁有龐大粉絲群的賬號，往往都由專業方式運營，通常也是由父母管理。11歲的萊卡·希達亞特就是如此。她住在日惹，在優兔上擁有1870萬訂閱者，在網絡平臺上擁有120萬粉絲。

萊卡的父親伊爾曼·希達亞特說，一切始于他把女兒的日常生活拍下來，作為她童年的數字日記。如今，內容創作已經成為這個家庭的全職工作，并讓24名團隊成員有了工作，盡管優兔兒童版每次播放的分成低于普通優兔。“變現收入不只是為了眼前，”希達亞特說，“也是為了未來，而如何管理這些收入，本身也可能發展成一門新生意。”

雅加達經濟與金融發展研究所經濟學家陶希德·艾哈邁德認為，社交媒體網紅的興起，清楚顯示出正式經濟未能提供足夠機會。印尼統計局今年2月的數據表明，該國近60%的勞動人口在非正規部門謀生，這意味著他們缺乏就業保障和穩定收入。

艾哈邁德感嘆，如今一些家庭已經靠孩子在網絡平臺上的收入生活。他建議，應把零工經濟變成“更正式的東西，成為一個有結構的真正行業”，從而為“兒童網紅”提供安全保障。他承認，社交媒體正讓孩子接觸過量信息，這可能擾亂他們的學習過程，但年輕一代也需要適應快速演變的技術環境。

“答案在中間地帶。”艾哈邁德說，“嚴厲限制保護不了孩子，只會扼殺創造力。”恰恰在2023年走紅后，她的母親埃娃·羅薩麗娜接手了她的日程安排，并把上學設為不可妥協的底線。母女二人至今仍共同決定每一條發布內容。阿妮塔·阿里亞尼也表示，自己同樣嚴格管控女兒波特里，只允許她在周末制作內容，工作日則完全用于學習。

“我掌管著女兒的社交媒體賬號。”阿里亞尼說，“她做的每件事我都盯著，因為賬號綁定的是我的手機。”印尼高等教育學者協會主席蘇桑托支持這項禁令，稱它將保護孩子免受網絡霸凌、抑郁和算法傷害。“保護孩子不是可選項。崗位短缺的問題……應由政府和企業去解決。”

印尼婦女賦權與兒童保護部發言人艾哈邁德·阿凡迪則持更為溫和的立場。他表示，在數字時代，“兒童網紅”的存在不可避免，但面向年輕受眾的內容必須有助于他們的正向成長。“我們并不是在推動針對‘兒童網紅’的特定限制。”阿凡迪說，“我們希望加強數字安全指引，讓孩子能夠以安全、符合其年齡的方式表達自己。”

他還說：“從積極的一面看，數字空間可以提升孩子的創造力、溝通能力、創新能力和數字素養，也能促進他們在校內外取得成績。”恰恰依然心存擔憂。“我害怕這項禁令會讓一切都結束。”她說，“如果我的賬號被封，我就會失去內容、代言和收入。那就意味著，政府切斷了我養家的唯一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