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很多年前,一個尋常的日子,我無意間在網(wǎng)上看到一則消息,我的家鄉(xiāng)茶陵桃坑竟發(fā)生了蝗災,頓時讓我驚訝不已。
蝗蟲于我而言并不陌生。記得小時候看過一部關于蝗災的電影,畫面中大草原的上空飛滿了遮天蔽日的蝗蟲,它們所過之處,草木盡毀,寸草不生,那場面極為恐怖。
萬萬沒想到,我的家鄉(xiāng)竟也遭遇了這種蟲害。
這種蟲子我自小就認得,山上、房前屋后隨處可見。我們當?shù)厝硕脊芩小安菸洝保械G色的,也有淡黃色的,既能飛又能跳,人一旦靠近,它便眨眼間消失得無影無蹤。
家鄉(xiāng)爆發(fā)蝗災的消息,一下子勾起了我濃厚的興趣。
彼時,我正供職于中建五局旗下的一家公司,負責宣傳報道工作。日常的任務無非是寫些“同志們好”“大家好”“領導好,領導最好,世上只有領導好”之類的應景文章,不過我也兼寫社會紀實稿。
那個年代,社會紀實稿極為緊俏,各家報刊都爭相刊發(fā)。我的目標鎖定了《知音》雜志。彼時《知音》與《家庭》并稱全國稿酬之冠,千字千元,一篇六千字的稿件便有六千元入賬,若選題得當,稿費過萬也不稀奇。
然而,這類雜志門檻極高,幾乎不接受外來投稿,須由作者先向編輯申報選題,經(jīng)編務會集體討論通過后方可動筆。我報的選題幸運通過了,但編輯再三叮囑,稿件中必須貫穿“人間大愛”的主線,因為雜志向來以講故事見長,情節(jié)要精彩,情感要打動人心。
我當即動身回到桃坑鄉(xiāng),經(jīng)打聽,得知此次蟲災最為嚴重的當屬上芫和利民兩村。
這兩個村離我居住的坑口街頗有些路程,若步行前往,怕是要耗費一整天。巧的是,利民村的邱石平與我妻子的嫂子是表親,以前我常去嫂子家打麻將,與他頗為熟絡。
于是,我決定專程去利民村走一遭。
邱石平自己有輛摩托車,時常往返于村里和街上,我們談妥了三十元的車資,包來回接送。
在村口,我遇見了該村的黨支部書記——我印象中他姓范,但也不敢完全確定。他聽說我是來采訪蝗災的,顯得格外高興,主動帶我進村走了一圈,并興致勃勃地介紹了本村的受災情況。
說實話,聽完他的講述,我心里不免有些失望。盡管他描述得相當嚴重,可我放眼望去,滿山仍是郁郁蔥蔥的翠綠,全然沒有電影里那種寸草不生的荒蕪景象。
不過,邱石平倒是給我提供了一個極為生動的細節(jié)。有一天,他母親去后山砍竹子,因天氣炎熱,出了一身汗,便把一件襯衣脫下來隨手擱在草叢里。等干完活回去找時,那件襯衣竟已成了碎片。原來上頭密密麻麻爬滿了蝗蟲,轉(zhuǎn)瞬間便被咬得千瘡百孔。蝗蟲嗜鹽,衣上殘留的汗?jié)n帶著咸味,它們自然不肯放過這等美味。
從利民村返回坑口街后,我仍覺得手頭的素材不夠扎實,便又去鄉(xiāng)農(nóng)技站,向技術人員詳細請教了蝗蟲的生活習性以及防治措施。
當時負責農(nóng)技站的正是我的初中同學張宗才,他講得十分詳盡,對蝗蟲的方方面面可謂了如指掌。
當然,這僅僅是一個點的信息,要把握全鄉(xiāng)的整體災情,還需更宏觀的視角。于是,我設法聯(lián)系上了當時的鄉(xiāng)黨委書記肖書記。
我們約在縣城的一家茶館見面,同來的還有一位分管農(nóng)業(yè)的副鄉(xiāng)長。肖書記向我介紹了整個桃坑鄉(xiāng)的蟲災概況。
然而,在交談中我卻發(fā)現(xiàn)了一個意外的偏差。他的敘述重心始終放在鄉(xiāng)政府如何組織抗蟲、取得了哪些成效上。
事實上,我的興趣點并不在此。我所需要的,是那些體現(xiàn)“人間大愛”的細節(jié),是治蟲過程中感人至深的故事。這才是關鍵所在,畢竟我要寫的并非普通的新聞報道,而是一篇社會紀實特稿。
通常一篇紀實特稿要有五千字左右的篇幅,沒有足夠的故事支撐根本寫不出來。遺憾的是,肖書記所談的大部分內(nèi)容并非我所求,我試探著追問了幾次,仍得不到想要的細節(jié),最后只得草草結束了這場訪談。
彼時,我手上雖已積攢了一些素材,卻仍嫌單薄。好在我本就是本地人,走村串戶間,許多村民都愿意向我講述蟲災中的種種趣事。比如有一戶人家告訴我,他家養(yǎng)的雞放出去后,竟一連數(shù)日不歸,后來才發(fā)現(xiàn)它們天天窩在山坳里啄食蝗蟲,吃都吃不完,索性便賴在那兒不回家了。
回到長沙后,我便著手撰寫這篇稿件。但寫的過程中,我已然意識到,要達到《知音》雜志所要求的“人間大愛”標準恐怕力不從心,于是決定改弦更張,只寫一篇純粹的社會新聞紀實稿。
稿件一天之內(nèi)便一氣呵成。我注意到《株洲晚報》常刊發(fā)此類紀實文章,便迅速將稿子投了過去。不久便收到編輯的回復,說稿件已被采用,讓我提供銀行卡號以便發(fā)放稿酬。可我左等右等,四五天過去仍不見動靜,再問時,編輯告知我,稿子被市委宣傳部給否了。
對此我也表示理解,畢竟我寫的是蟲災的寫實記錄,而非當?shù)厝绾尾扇∮辛Υ胧⑷〉弥蜗x全面勝利的正面報道。
好在我還留了一手。當年《知音》雜志社新創(chuàng)辦了一份周報,名為《新周報》。
這份報紙以追蹤社會熱點為特色,內(nèi)容生猛,視角犀利,上市后極為搶手,銷量可觀。恰好雜志社有位編輯調(diào)到了該報,我立刻把稿件傳了過去。他很快便以《蝗蟲攻侵湖南》為題,編發(fā)了此文,并在文末署上了“本報特約記者李蘇章”的名字。
誰也沒料到,這竟是《新周報》的最后一期,之后不久,這份報紙便悄然夭折了(具體原因不便詳述)。
如此想來,我大概算得上中國新聞史上任期最短命的一名特約記者了。
(李蘇章原創(chuà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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