辭職上山入道觀的李闖，最無奈的事，就是別人總覺得他在「躺平」。

外界的標簽輕易地把他塑造成一個逃離社會時鐘的「反內卷」散仙，但恰恰相反，他一點都躺不平。此時此刻，39歲的李闖正坐在醫院樓道里接受訪談，他今天還有一天的課。除了上課，他還要在病房輪轉見習，晚上還要復盤病例和見聞。在醫院的這8個多月，他每天記錄，已經敲下了30萬字的筆記，「比當時在道觀寫的還多」。

李闖的人生軌跡，像是一場永不停止的「漂泊」。從中央民族大學的民族學與新聞學雙學位班，到跑去部隊當兵；從考上人類學碩士去云南邊境做田野調查，到進入北京的國企出版社；再到辭職走上武當山，最終在36歲的「高齡」重新成為一名中醫本科生。

在這些不斷變換的軌跡里，他過著一種自律、純粹追求知識的生活。他的手機界面異常干凈，沒有短視頻軟件，只有幾個最基礎的應用、病歷軟件和AI工具。他每天買菜做飯，吃得極其健康。他把旺盛的精力全部傾注在純粹的求知和日常的高強度記錄上。即便在最該松弛的武當山道觀里，他也堅持每天寫作記錄生活，最后變成了一本名叫《辭職上山》的書。

選擇不斷變換軌道，李闖說，背后是他對「過于確定的生活」的恐懼。在出版社工作時，他患上焦慮癥，而從出版社辭職，正是因為他一眼看到了30年后自己的樣子。登上武當山，是他眾多嘗試中的一次。他被安排到武當山最高峰的金殿（俗稱金頂），與道長們生活在一起。在那些日子里，他沒有找到真正的避世地，卻看到了「另一個人間」。他會和道長們為了下午四點半的油餅較勁，也會在暴雪過后、太陽出來融化堅冰時，找塊大石頭一躺，感受閑暇。然而，當他的經歷被搬上網絡，人們卻把他塑造成反抗內卷的符號，各種媒體蜂擁而至。「當被貼了一個標簽后，好像我就得按這個標簽生活。」后來，他推掉了媒體采訪，下山后，退回到了自己的生活里。

他好像永遠處于折騰與流浪的狀態，但問題是，為什么要這樣？

某種意義上，他是「無家可歸」的，他身上有一種與時代所不同的疏離感。他成長于一個充滿控制的家庭，以至于成年后，他極度反感別人干涉他的生活邊界。精神層面上，他同樣無法在一個地方停留得太久。他的網名叫「行李」，因為從小沒有自己的房間和床，搬家又太頻繁，「在旅途的時候書包就像家一樣」。

焦慮是困住他的牢籠，但旺盛的求知欲，和永遠去探索各種「可能性」的行動力，又是他拯救自己、尋找意義的辦法。他不愿順應那個早已被規劃好的「應該有的樣子」，寧愿自己選的路是個坑，也不愿被別人推著走，并且在這個時代中，尋找到屬于自己的一種活法。

下面是李闖的講述，部分內容整理自《辭職上山》：

文｜易方興

編輯｜槐楊

圖｜（除特殊標注外）受訪者提供

當初決定上山去道觀的時候，我得填一份報名表，里面要寫學歷、專業、職業技能等等，我故意全空著。我就是想看看，「一無是處」的人能不能在道觀干下去。

很多人以為我上山是去「躺平」的，上山之前，朋友跟我吐露過她想象中的道觀生活：每天掃完地、喂完貓，聽道長吹吹笛子，看看云彩發發呆，反正今天也不能提前掃明天的地嘛。說實話，我也是帶著這種對「平行時空」的好奇上的山，覺得總該有個不染凡俗、逍遙自在的地方。所以我帶了秋冬兩季的厚衣服、茶具，甚至還背著一把一米多長的古琴，吭哧吭哧爬了上百級臺階去報到。

我滿腦子都是武俠小說里的情節，以為怎么著也能見著個仙風道骨的「掌門」或者「掌教」。結果一報到，直接把我領進了「管委會」辦公室，接待我的壓根不是什么掌門，而是「主任」。

進到道觀之后你會發現，無論是「主任」，還是各種日常的管理方式，其實跟單位、公司沒什么區別。主任公事公辦地拿著我的證件端詳，那一刻我真有點恍惚，感覺這哪是上山躲避紅塵，這簡直跟去企事業單位入職一模一樣。

等到了年底，這種「企事業單位」的既視感就更強烈了，因為道長們也要搞年終工作總結。這確實讓很多道長感到了真實的困擾，雖然說寫完總結才能拿年終獎并不是一個硬性規定，你不寫也沒人指責你，大家也都表示理解，但到底事關年終獎金。

開完年底工作會，好幾個師傅苦著臉湊上來拍我肩膀，沖我擠眉弄眼：「小李，靠你了！多寫幾份！」那幾天，到處都能看見叼著筆對著空白信紙發愁的道長。看著他們抓耳撓腮的樣子我就嘆氣，山下的人要總結工作盈虧，山上的人要反思修行功過，哪兒都躲不過。

說回剛上山的時候。第二天，主任給我分配了工作——在金殿周圍掃地、維持秩序。

光看這工作內容，確實很像「躺平」。不需要什么專業技能，拿把掃帚就行。但你要是真的掃上一天，就知道這活兒有多讓人崩潰了。

在山頂工作，最怕遇到「嗑瓜子天團」和「吃零食兒童隊」。他們一邊爬山一邊往嘴里塞吃的，我經常得拿著掃帚跟在人家屁股后面一路掃，有時候甚至能從一地的果皮果核，完整還原出一個蘋果是怎么被啃完的全過程。要是趕上風雨交加的壞天氣，在山頂八級以上的大風里，我們還得拿著長竹竿，小心翼翼地掛在陡峭的山崖上，去撈游客隨手扔下懸崖的塑料瓶，那簡直是高空雜技。至于悠閑地喂貓？山上的貓早被游客喂得挑食極了，你扔個小饅頭過去，貓都一臉嫌棄。

除了掃不完的垃圾，維持秩序也是個讓人頭疼的差事。游客們特別喜歡「撒幣」，水缸里、樹杈上，到處都是硬幣。有一次，一個小孩伸手去護欄里撿硬幣，被抓住了，他那年輕的媽媽不僅不依不饒，還理直氣壯地跟我咬文嚼字，說她孩子那叫「投」幣，不是「偷」幣，最后硬是鬧到了景區管委會。

最讓我大跌眼鏡的，是一對老夫妻。那天我正掃著地，就聽見「梆梆梆」的聲音，轉頭一看，一個大爺正拿著手里的登山杖，沿途去敲建筑和鐘鼓。我趕緊沖上去阻攔，跟他說上面刻著「嘉靖四十二年」，這都是文物，不能亂敲。大爺理直氣壯地懟我：「哈？文物？你騙誰！文物你為什么不搬進屋里去？擺在外面難不成還要給它做個罩子？」揚長而去。

我當時站在原地，氣得發抖。

在山上待的這段日子，這種讓人哭笑不得的事幾乎每天都在上演。來之前，我以為道觀是避開消費主義綁架、逃離世俗社會的世外桃源；來了之后我才發現，這里根本不是什么避風港，游客們帶著各種執念、欲望和粗糲的習慣涌上山頂，這里簡直是一個濃度更高、更喧囂的人間。

| 李闖在雪天值殿

如果沒有游客打擾，道觀里的閑暇時光確實讓人羨慕。

山上最喜聞樂見的休閑活動，當屬曬太陽。山頂的冬天本就天寒地凍，屋里也陰冷，中醫認為曬太陽是補充人體陽氣的重要手段。所以每個陽光充足的日子里，大家就陸陸續續走出屋門，有看書的、下棋的、練樂器的。

有位白胡子老道爺，經常在找不到棋友的時候，不由分說就把我按住陪他下棋，根本不管我是要去掃地、散步還是內急如廁。還有的道長喜歡一邊曬太陽一邊抽陀螺，沒空的時候別人還幫他抽幾下。

不過，除了心安，也有糟心的時候。

其實，我當初最不情愿來金頂做義工，主要就是害怕一件事：這地方交通這么不方便，萬一突發急病可怎么辦？我這人有嚴重的疑病癥，我經歷過好幾次「驚恐發作」，突然出現心慌、胸悶、失眠，我常常以為自己會猝死。我跑遍了北京各大三甲醫院，把心腦血管、肝膽脾肺腎全查了個遍，各項指標都正常，但我就是覺得大限將至，半夜經常反復驚醒。那種疑病帶來的死亡恐懼，是我多年來揮之不去的夢魘。

我媽是個「半吊子養生愛好者」，在生活里，她老用自己那點有限的常識給我「定病」：看我臉色不對，就說是心臟病；舌苔顏色不對，就說是猩紅熱；嘴唇干裂一定是極度虧虛；走路不穩，不是高血壓就是腦梗前兆……從我上小學開始，我就經常半夜被她叫醒，去醫院看急診，結論卻是啥病沒有。這就導致我從小一直活在一種懷疑自我、又不知道怎么擺脫的環境里。

結果在山上，怕什么來什么。

某天早課的時候，我忽然感到后背一陣劇痛，伴隨著小腹明顯的下墜感。我心里想：壞了，莫不是腎結石復發了！我拿著道長開的介紹信，一路打聽、倒車，花了大約4個小時才跑到十堰市的太和醫院急診。重新回到城市，看到醫院里人來人往，我竟然有些不適應。急診大夫給我拍了CT，一臉凝重地告訴我，左腎里有一塊很大的石頭，必須盡快手術，花費大概7000元起步。

這把沒交本地醫保的我嚇了一跳。大夫給我開了緩解癥狀的針劑，我一個人坐在輸液室里，看著藥瓶里的藥水慢慢滴落，心情復雜。

那是讓我感到極度恐懼和孤獨的一個瞬間。這是我第一次來十堰，在這個城市里，我一個親戚朋友都沒有。如果真的要做手術，連個能給我簽字的人都找不到。逃避了世俗上了山，可一旦生了病，面對這副肉身凡胎的折磨，我依然是個沒有任何依靠的孤家寡人。那種「無家可歸」的漂泊感，在那一刻死死地掐住了我。

好在第二天事情迎來了反轉。專家門診的大夫看了化驗報告說，左腎根本沒事，是右腎有一塊4mm的小結石，多喝水自己就能排出去，完全不用做手術。

等我連夜爬回金頂，山上的道長們全圍了過來。聽說我是結石，大家開始熱烈討論各種民間驗方：金錢草、蛇刺秧、芒硝、雞內金。有人自告奮勇拿著鐮刀出去給我割草藥，管委會的領導還拿單據給我簽字報銷——我這才知道，道觀里居然還有「醫保」。一位下山買藥的道長把一包芒硝放在我宿舍的桌上，堅決不要我的錢。他跟我說：「出家人以慈悲為懷，你沒錢住院，我們可以給你捐錢啊，反正出家人也不用攢錢。」

我每天早上用道觀公費買的砂鍋，煮一大鍋藥湯當茶水喝，不知道是哪塊薛定諤的結石排了出去，反正后來再也沒有不適感。

得知自己生病時，我一邊擔心健康，一邊最怕的是給大家添麻煩、遭人嫌棄。但在那一刻，看著大家跑前跑后陪我聊天、給我找藥，我忽然覺得生病也沒什么大不了的。山上山下全在人間，雖然躲不開對疾病和未知的恐懼，但人與人之間這種簡單又真實的陪伴，確實能托住一個人。

| 在山上打坐的外國道友

說起來，我在山上生病時那種患得患失、總怕給人添麻煩的不安全感，還有面對那個拿登山杖敲文物的大爺時產生的憤怒，根源是一樣的。我這人身上有一種抹不掉的「規矩感」和緊繃感，是小時候在家里被規訓出來的。

我從小家里規矩多得嚇人。吃一頓飯，筷子拿得不對會挨打，吧唧嘴也會挨打，一頓飯差不多能挨七八回打。哪怕只是拿個東西，就根據手指的姿勢，我媽也會揍我，懷疑我模仿別人抽煙，學壞了。除了規矩，還有窮，2004年，我在北京上大學，最窮的時候，一個月的生活費大概只有170多塊錢。那時候大家還在用紙幣，我養成了一個習慣：找個廢紙盒，每天出門買東西回來，把一塊錢和一塊錢以下的零錢全都扔進紙盒子里。為什么這么干？因為我知道如果有一天卡里一分錢都沒了，根本沒人會管我，這盒鋼镚就是我的救命錢。

這種窮出來的習慣一直跟著我。比如衣服經常一穿就是十幾年。三十多歲我重新讀本科，大一時我想買件衛衣，讓自己看上去更像大學生，但糾結了好幾個月，直到過了穿衛衣的季節都沒買，后來大三才真的下單。我對「家」也沒有概念，因為我從小連一張屬于自己的桌子、一張自己的床都沒有，我一直處在一種漂泊和極度缺乏安全感的狀態里。

正因為從小被死死地管著，長大了我就特別反感別人替我做決定。大四那年，家里人自作主張給我報了考研。我很生氣，你們連考研到底是啥都不了解，憑什么替我做決定？正好看見學校貼著應征入伍的海報，我就報名了。我當時的想法特別簡單粗暴：我不知道前面是個溝還是個坑，但如果被人推著走掉進去了，我會覺得很虧；但如果這路是我自己選的，哪怕最后摔跟頭了，我也能心安理得地說一句「我活該」。

有意思的是，退伍回來，當沒有家人在背后拿著鞭子逼我的時候，我反而主動決定去考研了。在這個主動的選擇里，我體會到了建立自我秩序的爽感。做人類學田野調查的時候，我一個人跑到云南西雙版納的村子里住了一年。每天跟著村民下地干活、吃竹子里的蟲子，從零開始學他們的語言。中間騎摩托車出了車禍，飛出去摔得渾身是傷，晚上發燒沒水喝，我就拿半瓶啤酒就著退燒藥咽下去。身體上受了極大的苦，但我精神上卻覺得極度自由和痛快。當我面對二三十萬字混亂的口述訪談記錄，最終從中梳理出一條清晰的邏輯和理論框架時，我發現我是那么迷戀這種「從混亂中尋找秩序」的過程。

畢業后，我進了一家國企出版社。對我的家人來說，一個北京孩子當過兵、讀過本科，找個穩定單位安穩干到退休，就叫完美結局。但我干了沒幾年就受不了了。單位規定一年做兩場線下活動，我一個月就拼命做了10場，可這些多出來的工作量，并沒有給我帶來任何滿足感，也沒有什么收入的提升。在那里，我一眼就看到了自己未來三十年的樣子：結婚生子，熬個中層，準備退休。

那時候，我真的覺得自己是個「一無是處」的人，這才有了后面的上山。

后來我覺得，很多人活著其實沒有什么特別的目的，只是因為不得不活著，所以靠著「慣性」在熬日子。我前半輩子花了二十年的時間去努力遵守別人定下的規矩，當個聽話的人。但我逐漸意識到，我沒法接受這種活法，我希望有能力去建立屬于我自己的新規則。

我骨子里是個極度追求大秩序的人。但我發現，現實社會的這套主流評價體系——你要買房、要晉升、要搞好人際關系、要按部就班地老去——它根本不符合我心里那個理想的「秩序」。那我就有隨時「掀桌子」重來的勇氣。

我把故事寫出來，很多人說我就像堂吉訶德一樣，為了一個虛無縹緲的目標去沖向風車。但我把《堂吉訶德》看完了，沖向風車只是其中一個片段，當時很多人遵守著中世紀的教會法律，覺得堂吉訶德離經叛道，但堂吉訶德恰恰是有一套自己的價值觀，并且從始至終都在真誠地捍衛這套價值觀。真誠的人，往往看起來都很可笑。

但我不在乎。我不必在世俗的賽道里去爭輸贏，我可以游離在這個體系之外，用自己的規則來活。我也正是這么做的。為了不讓自己變成一個靠慣性活著的人，我辭了職，上了山。

| 山上有不同的時間體系

回過頭來看，在山上待久了，真正給我上了一課、解開心里那個疙瘩的，是那些沒什么學歷的道長們。

他們中很多人連小學都沒上完，字都不怎么認識，但他們從生活里總結出的智慧，比很多讀了一肚子書的人通透得多。現代人每天在網上吸收各種各樣的信息，刷到一個新名詞、了解一個新疾病，馬上就會變得更焦慮，而道長們讓我明白了一個道理：知識是知識，智慧是智慧。

而且，道觀里有一種特別難得的邊界感。以前看《西游記》，總覺得修行的人要去普度眾生、要去干預世事。但在武當山，大家過得都很自我，根本不管別人的閑事。

我剛去的時候，還擔心他們會不會勸我留下出家，結果沒有一個人跟我提過這茬。他們的觀念特別實在：「修道是一件非常苦的事兒，我自己出家了，也不知道未來能修成什么樣，我干嘛要把你拉下水呢？」

這對我啟發太大了。我以前特別熱衷于去研究別人、指點別人的生活，后來我才意識到，我之所以那么愛管閑事，其實是在逃避我自己的人生。不知道該怎么面對自己的命運時，我就去干涉別人，只要別人按我說的做了，我好像就挺成功的。但這完全是自欺欺人。

很多人跑到山上去，是為了追求「開悟」。我以前以為，所謂的開悟，就是一個人把什么事都想明白了，別人問什么你都能答得上來，跟個高僧大德似的。后來我發現，那不是開悟，那是人工智能。

真正的開悟，是那些讓你痛苦的事、想不通的問題依然還在那兒，你還是沒有答案，但是，它們再也困擾不到你了。因為你把注意力收回到了自己身上，你有了一個很穩的內核，外界的那些流言蜚語、社會時鐘的催促，再也傷害不到你了。

我現在打心眼里相信，人生唯一一件正事，就是「修煉成仙」。

今天，我們點幾下手機就有人送來食物，坐上飛機就跨越千山萬水，已經過上了古人眼里的「神仙日子」，但如果覺悟跟不上，就算真的有一天人類靠基因技術長生不老了，讓你每天早上踩著筋斗云十萬八千里去靈山打卡上班，晚一分鐘扣你績效，你照樣不會羨慕筋斗云，你只會覺得上班是萬惡之源。

所以，「修仙」的本質，是修「逍遙自在」的程度。有了活在當下的覺悟，你就是個「神仙」。

很多人問我，在山上待得挺熟的，為什么不到一年就下山了？

其中一個原因，是媒體報道出來之后，有很多人聯系我。我覺得自己火了，沉迷當中得有個兩三天的時間，就覺得可能以后會有人認出我來，心里邊得意。到了第三天、第四天，我在齋堂門口掃地，突然間想到：我到山上來是為了要干嘛，我難道是來這兒當網紅來了？

之前在出版社工作，我很了解這套營銷的方法，如果成了名，后邊就可以去帶貨、做直播，上節目。當時有些節目組找過我，我都推掉了。因為我覺得那本質上是個綜藝節目，是個「景觀」，它是需要表演出來的，而我沒有一直當演員的耐心。在這個意義上，我不需要別人關注我這個人，這些流量和名氣，對我來說是很無聊的事情。

所以從山上下來以后，趕上疫情后半段，我需要一段時間來慢慢調整，當時也沒有其他的選擇，我就守著胡同里的一個小賣部，生活在兩間屋子里，一間開店，一間住人。我想著在物資有可能匱乏的時候，我守著這樣一個店起碼不用為吃喝發愁。

| 李闖的小賣部

也正是在這個小賣部里，我聽到了一句讓我印象特別深的話。

夏天乘涼的時候，大家坐在小賣部外邊聊一些生死的話題。有的人就會說：「嗨，沒事兒，講究那么多干什么，不用在乎那么多，沒死就先活著對吧？」

我聽到這話的時候，非常不同意。覺得這樣的人生太消極了，沒有任何自己的主動性，因為不得不活著，所以才活著。

但是現在，我非常認同這句話。當我回過頭去看，我看到的是自己的狹隘。這句話里面其實包含著底層的智慧、無奈，還有生活的勇氣。普通老百姓非常樸素，樸素到他不希望用語言去雕刻自己，他不愿意說我是「孤勇者」，我要「逆風而上」跟命運抗爭，生活把他磨平了，他更習慣直接去處理生活當中的每一個雞毛蒜皮的小事，他也會憤怒、抱怨，但他真的是在面對，他沒有輕生，沒有逃跑。

我開始學著去理解這種粗糙的真實，但這個小賣部最后我還是開不下去了，我媽總想介入這個小賣部，但她那些做法等于完全打破了我的秩序感，每次都弄得一團糟。持續了一年，我也有點煩，那個時候，我已經開始想著要重新高考去學醫了，最后考上了一所三本醫學院。

上了大學，我和一群04年出生的孩子成了室友。想想看，我18歲那年，他們才剛出生。大學跟我當年不同了，現在的大學越來越像高中，還要上晚自習、做早操。跟這些00后們待在一起，我發現大家的學習習慣也完全不一樣。他們習慣了中學那種管理模式，對于很多醫學知識，比如失眠、貧血的癥狀，他們習慣把書上這一行畫下來，抄到筆記本上，考試的時候按這個寫，不去過腦子推導。而我學中醫，是想把底層的邏輯弄清楚，如果邏輯不通，我會非常難受。

上課的時候，如果我覺得教材編寫有問題，比如只講疾病的外部原因，不講病人本身有糖尿病之類的內部基礎病因，我就會站起來跟老師辯論。我覺得我要用我的知識跟老師進行交換、互相分享，但在有些人看來這可能是不尊重老師。所以現在上課，老師基本上都不問我問題了。

我還記得17歲的時候，跑到北大去蹭課，找老師要北大課表，老師也給了我一份。當時北大50個人的課，有時候教室里能坐一百多人。

現在的大學模式要相對刻板一些。但我真心想把中醫的知識學好，也在認真學，所以一到期末考試，我的人緣就非常好，走在路上許多同學會跟我打招呼，叫我「闖哥」。因為我會給整個年級整理考試重點，去老師那兒磨考題，還會幫不及格的同學去找老師說好話撈一撈成績。當時，打印店還把我整理出來的筆記拿去賣錢。

學醫的這幾年，每天我都過得非常充實，總覺得時間不夠，白天要上課，或是在醫院看病，晚上回來還要記錄這一天里發生的事情，我已經記了三十多萬字的筆記了。

| 李闖重新高考的資料

很多人不理解，我都快40歲了，為什么還要重新參加高考來上醫學院。好多人勸我，說你應該去走「師承」路線，去拜師。

我算過一筆很清楚的賬：走師承要先學三年，再考出師、考助理醫師，熬到第九年才能考執業醫師。現在找個名師，便宜的得交幾萬塊，一對一的得二三十萬以上。但我重新參加高考上個三本，五年學費十萬塊錢，六年就能拿證，還能接受系統的醫學訓練，花錢少，性價比絕對高。

辭掉出版社工作時，我也是這么算的：你在北京找個月薪三萬的工作，干一年不吃不喝攢下三十六萬，干十年攢三百六十萬，在四環差不多勉強能買個很小的房子。可你刨去開銷，再搭上你這十年的健康，最后還能剩下什么？我歇一年，少掙這十萬塊錢，跟我多掙這十萬沒什么區別，但我歇了這一年之后，我的人生可能會發生很大變化。

去學醫，很大程度上也是為了我自己。我以前有嚴重的驚恐發作，一點點傷口就覺得天塌了，最怕死前掙扎的那個過程。學醫其實是相當于把自己作為一個患者，去努力掌握一套能診斷自己、解剖自己的工具。

前兩天我做飯，吃最后一口粉條的時候，發現上面有個黑疙瘩。我腦子里立刻跳出來：淀粉發霉產生的米酵菌酸是可以致命的，頭皮就開始發麻，心跳加速，已經在驚恐發作的邊緣了。但我最后翻垃圾桶把那塊東西找出來，拿刀切開，發現那只是制作時混進的沙子，這才放心。還有一次去理發，推子卡了一下把我的臉劃破了。走在半路上，我就把自己抽離出來像急診大夫一樣診斷自己：推子前幾十分鐘沒用過，艾滋病毒在空氣里存活不到半小時；傷口沒兩公分深，破傷風是厭氧菌，培養不出來。這么一盤算，我半路拐回家自己拿酒精消個毒就完事了。

尋找這種能夠自我說服的底層邏輯，貫穿了我的生活，寫書也是一樣。寫作對我來說是一個靠理性和邏輯推進的過程，如果前后句之間沒有邏輯，純靠美學來聯系，我不知道怎么寫。在這個過程中，你面對的是你自己，你連自己都騙不了，更別想騙讀者。當我把這本關于武當山的書寫完，把邏輯理清楚了，我覺得這段經歷可以畫句號了，可以開始下一件事了。

醫學生要讀五年，現在，我大四，在河北大名縣的一家基層醫院跟著老院長實習。老院長是從基層衛生院升上來的，醫術、人品大家都佩服。他挺肯定我，說我現在已經可以獨當一面，很多事情比剛來的大夫都熟悉。

在醫院，每個禮拜都能碰上幾個覺得自己心口疼、天天擔心自己是不是腦梗心梗的病人。有些大夫可能會覺得這人不就是神經官能癥嗎，但我能理解他們。因為我自己以前驚恐發作的時候就是那個樣子，我太知道那種感覺有多痛苦了。所以我會更有經驗地去考慮，怎么才能真正幫他們緩解癥狀，讓他們慢慢走出來。

大家對我也挺好，老跟我說「把這兒當家一樣」，但我聽了其實挺有負擔的。基層醫院這種熟人社會充滿了人情味，待久了，領導會給介紹對象，同事習慣下班以后聚餐應酬。對于人和人之間這種強的紐帶，我是比較陌生的，我沒有這個能力去處理。

回過頭來看我這些經歷，你會發現一個脈絡：我跟這個世界、跟具體的人建立深度的連接，基本上都只持續一年左右。在云南村子里做田野調查，待了一年；在武當山做義工，待了不到一年；下山開小賣部，待了幾個月。現在在大名縣實習，我計劃也是待個一年半載把這里摸清，然后找個理由去天津再生活個一兩年。

我給自己起了個網名，叫「行李」。因為從小家里就沒有我的房間、我的床，我對家是沒有概念的。小時候聽人說，在旅途的時候，書包就像家一樣。這幾年我到處漂泊，最多的時候9個月搬了6次家，跨了5個省。現在走到哪兒，我的行李在哪兒，哪兒就是家了。

我喜歡過一種充滿未知感的人生，未知，反而有了繼續往下打的動力，去發現問題，去嘗試生活里各種未知的可能性，背著行李去下一個地方。就像武當山的道長所說，這個永遠在路上的尋找過程本身，就是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