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在線報道：英國首相斯塔默22日宣布將辭去執政黨工黨黨首職務，并在繼任者產生后卸任首相。此時距他2024年7月帶領工黨贏得大選執政尚不滿兩年。斯塔默的辭職意味著英國將在十年間迎來第七位首相，首相更迭之頻繁為近兩百年來罕見。專家指出，當前英國的問題并非個別首相所能解決，過去十余年間首相頻繁更迭，其根源在于國家整體發展方向出現了系統性偏差。

英國首相斯塔默22日在其辦公室前發表講話。（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執政不到兩年，斯塔默為何被迫辭職？

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報道，斯塔默50多歲才成為國會議員，此前在法律界有過成功事業。2024年大選中，斯塔默把工黨的首要任務定位為經濟穩定，這一策略一度奏效。不過BBC指出，他的勝利是在全國得票率處于歷史低位的情況下取得的，而在一連串失誤和政策急轉彎后，他在選民中的受歡迎程度在數周內急劇下跌。

斯塔默試圖在嚴格控制公共支出和回應民生訴求之間尋求平衡，卻不斷陷入政策爭議。其限制老年人冬季取暖補貼、推動殘障福利改革等措施，引發工黨議員和工會等方面反對。斯塔默政府隨后作出調整和讓步，又被批評缺乏明確方向。英國《金融時報》認為，接連出現的政策轉向和黨內混亂，損害了工黨標榜的穩健執政形象。

此外，斯塔默任命與已故美國富商愛潑斯坦交往密切的彼得·曼德爾森為英國駐美大使，進一步削弱其公信力。今年2月，英國警方對曼德爾森啟動刑事調查。英國《衛報》認為，斯塔默的政治判斷力因這一丑聞而受到質疑。此后，首相府高官接連辭職，斯塔默塑造的審慎用人和良好治理形象也受到沖擊。

回顧斯塔默近兩年的執政表現，外界對其政績多有質疑：他是真的毫無建樹，還是在錯誤的時間接手了一個“爛攤子”？對此，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副院長張健分析指出，兩方面因素均不可忽視。首先，當前英國所面臨的問題具有系統性和體制性特征，遠非一位首相所能獨自扭轉；此外，斯塔默個人層面的不足也不容回避。張健表示，斯塔默在執政過程中一定程度上存在判斷力不足、決策優柔寡斷等問題，對若干關鍵議題應對不夠果斷，該推進的事項未能及時落實。

張健進一步指出，這種執政形象一旦形成，便會逐漸固化，難以擺脫。正因如此，斯塔默的辭職并非突發之舉，而是經歷了較長一段時間的醞釀與積累。最終，他或許也意識到，自己已難以繼續以首相身份帶領工黨贏得下一次大選。

首相更迭“魔咒”短期內恐難破除

斯塔默辭職后，繼任者已經浮現。前大曼徹斯特市長安迪·伯納姆目前被視為最有可能接任工黨黨首和英國首相的人選。然而，無論誰當選英國下一任首相，都要面對同一組難題：經濟如何恢復增長，公共服務如何修復，財政政策和公共投資如何平衡，如何改善與歐盟的關系，如何回應移民壓力，又如何阻止選民繼續流向英國改革黨等等。

安迪·伯納姆資料圖。（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針對上述挑戰，張健指出，下任工黨領導人的首要任務應是團結黨內力量。他表示，工黨在當前議會中仍擁有較大優勢，但內部已出現分裂跡象，既有支持現任首相的聲音，也有反對派力量。在此背景下，政府肯定是難以有所作為，因此，無論誰接替斯塔默，他的首要任務都在于如何讓工黨團結起來，確保執政基礎穩固，從而提升治理效率。

關于如何打破英國首相頻繁更迭的“魔咒”，張健認為，目前尚看不出潛在繼任者具備改變這一格局的能力，變數依然較大。他指出，無論何人上臺，均需經過治理實踐的檢驗。從英國當前國內問題的嚴峻程度以及所面臨的內外挑戰來看，這一“魔咒”短期內恐難破除。

張健進一步分析，若要從根本上改變現狀，或許已超出政治人物個人能力范疇，而需要制度層面的調整與變革。然而，制度性變化往往需要較長時間，且在其演進過程中，或可凝聚社會與政治層面的某種共識；但從當前趨勢來看，更可能的情況是共識難以形成，社會分化持續加劇，政治進一步碎片化，進而使國家治理更加困難，陷入惡性循環。張健表示，從目前情勢判斷，后一種可能性顯然更大。

“英國在國家發展方向上陷入迷茫”

面對英國即將迎來“十年七相”的政治變局，張健分析指出，每位首相辭職的具體原因雖有所不同，但根本癥結在于英國在國家發展方向上陷入迷茫，對自身定位缺乏清晰認知。以“脫歐”為例，英國國內一部分人希望繼續留在歐盟，另一部分人則傾向于發展跨大西洋關系。張健表示，自二戰以來，英國一直在尋求自身的國際定位，過去有觀點認為“英國失去了帝國，但是還沒有找到自己在全球的定位”，而這一問題在過去十多年間尤為突出。

張健進一步指出，英國的國力已難以支撐其全球雄心。英方仍希望以世界性大國身份存在，因而在多領域持續投入，但資源條件不足以支撐其大國地位，導致國家在發展方向上無法取舍，在軍事建設、對歐關系等方面均面臨矛盾。“脫歐”之所以成為議題，正是源于英國自視為大國，而非普通的歐洲國家。

關于英國在世界上的作用，張健認為，英國的雄心同樣超越其國內現實基礎。國家資源有限，難以兼顧各方，英國應更加聚焦自身發展，著力推動經濟增長。然而，當前英國政府在外交等領域投入過多，對民生和國內經濟發展關注不足，由此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由于理念分歧持續存在，英國社會近年不斷分化，政治碎片化加劇，進一步加大了國家治理的難度。

張健最后強調，當前英國的問題并非個別首相所能解決，過去十余年間首相頻繁更迭，其根源在于國家整體發展方向出現了系統性偏差。

《紐約時報》的報道也指出，“脫歐”后的英國政治進入碎片化和動蕩的新階段。英國真正要回答的，已不是誰接任首相，而是如何走出不斷換人、不斷失望、不斷重來的循環。（陸華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