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傅傳作回家，一推門就看到飯桌上擺著兩只整整齊齊的燒雞。

這事兒不對勁。

家里一向吃得簡單。

他自己節儉，夫人也不是講排場的人。

做頓雞湯也得過節才有的事，何況是兩只燒雞，擺得還挺講究。

他皺了眉，問廚房的人：“這誰做的？”

炊事員趕緊擺手：“不是我們做的，是別人送來的。”

傅傳作的臉當場就拉下來了。

他沒多說一句話，只留下一句：

“我是買不起燒雞吃嗎？”

然后就讓人原封不動地把燒雞退了回去。

這不是第一次。

也不是最嚴重的一次。

但在那會兒，能把一頓燒雞的事兒鬧到要調查來源的，將軍里大概就傅傳作一個。

那時候是1950年代初，他剛剛從西南戰區調回北京，工作調動頻繁，任務繁重。

可無論到了哪，他總是那副態度：別人能接受的“人情”，他不收；別人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照顧”，他不照顧。

說起來，他這脾氣也不是一天養成的。

傅傳作出生在1914年，湖北石首一個普通農家。

家里窮，母親早逝，父親靠種幾畝薄田養活五口人。

小時候，他最怕的是看見米缸見底。

他說過一句話：“小時候最大的愿望就是一天能吃飽三頓。”

13歲那年，土地革命剛開始。

他看到很多像自己一樣的孩子站在街口喊口號、貼傳單，心里頭就癢。

沒多久，他也加入了少年兒童團，后來又進了少年先鋒隊。

再后來，16歲，正式加入紅軍。

那年是1930年。

紅軍剛剛在南方建立根據地，到處打游擊。

他跟著部隊轉戰湖北、江西、貴州，有一段時間，靠吃樹皮野菜過活。

最難熬的是龍山戰役，一顆子彈打穿了他的腹部。

傷得重，領導下令抬他走。

他死活不肯，說：“我能走。”

結果走到半路就暈了。

那時候翻雪山，幾百人一個隊伍，擔架根本不夠用。

原來4個人輪著抬他，后來換成8個人。

路難走，雪又厚，累得人喘不過氣來。

傅傳作躺在擔架上，眼淚一直掉。

他說不是疼，是心里過不去這個坎。

“我不能給部隊添麻煩。”

這話讓人聽著心里發熱。

1935年他當上了營長，再后來當團長，打了不少仗。

可他一直覺得，自己不過是個兵。

每次調職，他都自己走路，東西也不讓人幫忙拿。

有人說他是“老古板”，他也不爭。

1949年，解放了。

他調到西南軍區，負責部隊整編。

那時候很多人找上門來，求他幫忙安排子女參軍、調動工作。

他一概不理。

有一次，連炊事員也開口了，說自家孩子想當兵，問他能不能“批個話”。

他聽完，只說了一句：“你是我老伙計，但這事我不能答應。”

這事兒后來傳開了。

有人說他太死板，也有人佩服他清白。

可真讓他發火的，還是那次“四條煙”的事。

那是七十年代末，他從四川調回北京。

四川有種黑煙，是當地特產，味道像雪茄。

他在成都時抽過幾次，覺得挺解壓。

回北京后買不到了，就寫信托老部下幫忙留意一下。

沒想到，成都那邊的一個領導聽說了，直接讓人送了四條黑煙到北京。

還特意囑咐：“首長愛抽這個，我們送點兒，別收錢。”

煙還沒打開，傅傳作就黑了臉。

“不花錢的煙我不抽！”

當場把煙退了回去。

他說：“我只是說想抽，又不是要人送。

哪能隨便拿人東西?！?/p>

后來那位送煙的人也挺尷尬，說自己是好心。

可誰也沒想到，會被這么直接拒絕。

傅傳作的生活一直很簡單。

他的工資大部分寄回家，貼補年邁的父親和殘疾的叔父。

二十多年沒回過老家，直到解放后才重新聯系上。

知道家里連房子都塌了一半，他也沒找組織開口，只是默默寄錢。

他覺得，家里的事就該自己解決。

傅傳作身體不太好，常年肝病，可他工作一忙就忘了吃藥。

疼得厲害時就吃幾片止痛片。

等到真去醫院檢查，已經是晚期肝癌。

1982年夏天，他走了。

臨終前沒留什么遺言。

只是把工作安排得清清楚楚，給秘書叮囑了幾句：“不要給我辦特殊喪事。”

火化那天，北京天氣很熱。

幾個老部下守在靈堂外，說了一句話：

“傅老一輩子，沒給誰添過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