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6月10日傍晚,縣環保局大院里暑氣未消,栗子樹的影子在墻面搖晃。大家忙著擦拭展板、調試話筒,因為第二天要來一位新到任的女縣長。她的作風硬、說話直,這兩天縣里已經傳遍,沒人敢怠慢。局長一句話——“務必萬無一失”——把所有人都繃得緊緊的。
夜里,加班的燈一直亮著。有人在擺資料,有人試講匯報稿。我站在窗前,看著院子里堆著的廢舊煙囪碎塊,心里嘀咕:一個三十來歲的年輕女干部,能看出這些隱蔽的環保問題嗎?想想自己當兵二十年,副團職轉業不過半年,就得給一位“孩子氣”的領導做匯報,多少有點別扭。可規矩在那兒,軍人出身的人最懂服從。
第二天清晨,天剛蒙蒙亮,大家已在門口列隊。八點十分,一輛深色吉普停穩,車門推開,一位身著素色套裝的女子大步走下。她抬起頭的瞬間,我的呼吸幾乎停了。那張臉我太熟悉——這不是當年通信連的程曉燕嗎?那會兒她才十九,現在卻成了縣里一把手。
她顯然也看見了我,眼里閃過一絲驚訝,卻只微微頷首,公事公辦:“同志們好,辛苦了。”聲音清脆,帶著部隊才有的那股鏗鏘。我下意識立正,脫口而出:“報告縣長,歡迎檢查!”她眸子里掠過一絲笑意,轉瞬即逝,依舊板著臉往會議室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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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結束已近午飯,程曉燕才在局長的陪同下走進我辦公室。我敬了個軍禮,她也還了一個。短暫的寒暄后,她輕聲說:“連長,好久不見。”那一聲“連長”,把我直接帶回16年前的山岳駐訓地。
1977年2月,部隊在南疆演訓,我剛從團部調任通信連副連長。建連多年,女兵不算多,可通信連偏偏是例外。新兵隊里有個女孩,眉眼清秀卻不愛說話,拉著粗電纜比誰都利索。那就是程曉燕。她文化高,中學一直是學霸,還拿過省作文獎,但入伍后一點兒不矯情,扛著二十多斤的電臺爬高山跟玩似的。
1978年春,全團組織通信比武。比賽前夜,山風嗚嗚作響,帳篷里油燈搖曳。我把隊員召集到一起,鼓勁兼排兵布陣。老班長私下對我說:“程曉燕膽子大,讓她去打頭陣試試?”我點頭。第二天,信號接發、電話架設、電報譯錄,三項都第一,她一個女兵把老兵們都壓下去。那場面,至今想來都帶勁。
同年夏天,軍區政治部來信,要在報紙上發表一篇話務兵的采寫稿。指導員家里有事,宣傳干事又去培訓,任務扔在我桌上。時間緊,我直接向全連征稿。五篇稿件擺一桌,前三篇空洞,第四篇漏洞百出,我眉頭皺得能夾死蚊子。最后一篇落款“程曉燕”,標題犀利,開頭就引用烈士家書,層次分明又有情感。不得不說,那時她已顯露記者的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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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登上軍區《前線報》頭條。團長拿報紙在飯堂晃悠:“這才叫通信連!”我趁熱打鐵,請求把程曉燕列入提干名單。團首長當即同意,拍著桌子說:“人才要用。”可命運比文件批示更愛轉彎。1982年,部隊調整編制,指標驟減。程曉燕家里因父母慢性病負擔沉重,她選擇退伍回到西南小城。送別那天,她敬禮時眼圈發紅,我沒說什么,只在車窗上敲了兩下,“努力”二字就夠了。
自那之后,我們幾乎失聯。我入了軍校深造,1985年隨部隊北調,又在1992年轉業到家鄉,掛了個副局長頭銜。公務員隊伍里,論資格我還算年輕,論資歷卻又不新鮮,夾在中間,日子平平。
所以,1993年的這一幕,像電影回放。飯局上,局長敬她酒:“程縣長,今天看得出來,您是內行,對咱們環保這攤事兒太熟了。”她微笑,卻沒多喝,反問我:“副局長同志,這邊排污改造,預算還差多少?”語氣公事公辦,一如當年她問我“報務兵能否輪換”那般冷靜。
飯后,她請我到辦公室敘舊。燈光柔和,她脫下西裝外套,只剩簡潔襯衣,仍是部隊干練。她主動提起那些年的訓練:“要不是在連隊熬出來,現在怕是撐不過基層那幾關。”接著談到退伍后,她先去縣報社蹲記者,又借著招干機會考進地委宣傳部,再去中央黨校深造,去年才下派掛職,今年正趕上組織換屆,一路把她推到了這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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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插了句:“早知今日,當年無論如何也得把你留隊。”她搖頭:“副團長,若真留在部隊,說不定我還只是一級士官。地方同樣需要咱們的兵。”她笑的時候,眉峰帶著當年賽場上的鋒利光澤。
談話結束,她握住我的手:“環保工作不好干,可咱們都當過兵,能吃苦。以后多幫我。”這句“多幫我”,叫我心里一震:從前是我帶她進山,現在形勢倒轉,自己成了被領導的人。可說到底,不都是在為百姓做事?心里那點尷尬霎時散了。
兩周后,縣里召開凈水工程動員會。程曉燕把環保局推到前臺,資金、人手、時間節點,全是硬指標。有人背后嘀咕她“新官上任三把火”,她卻一天跑三個鄉鎮,進排污口踩點,晚上照樣守項目方案到深夜。有人私下打電話想走關系,她直接回一句:“按標準辦,誰也甭想占便宜。”這脾氣,和當年訓練場對著山谷“通話無阻”的執拗如出一轍。
縣里舊紙廠的脫硫塔改造,是塊硬骨頭。排放超標,資金卻拖沓。她盯著報批表,皺眉:“再拖一年,老百姓喝的水就廢了。”她決定先行拆除老舊設施,騰出地方。壓力一下子全到環保局頭上。開會時,她看向我:“敢不敢接?”我站起來:“保證完成任務。”那一瞬,仿佛又回到機房,一個口令一個動作。
項目推進的三個月里,我們天天泡在工地。烈日底下,我偶爾會想起當年在叢林接線的日子,心里明白,這種吃苦的底色,是部隊給的,也是程曉燕能闖過關隘的原因。最終,新的脫硫塔如期點火,排放數據合格。縣里第一次通過省環保廳的年檢,老百姓拍手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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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總結會上,程曉燕講話簡短:“成績是大家的,環保局出了大力,值得表揚。”臺下掌聲雷動。我坐在側席,看著她的背影,忽然想起1978年她第一次當眾匯報,聲音帶著顫,卻字正腔圓。如今,她穩坐縣長席,卻仍保留部隊作風:不唱高調,只講實情。
散會后,她走來拍拍我肩膀:“副團長,一別十幾年,你還是老樣子。”我半開玩笑:“你可得再接再厲,別叫我在后面追不上。”她笑而不答,轉身去和群眾握手。
夜色降臨,街燈亮了。我騎著舊自行車回家,腦中翻騰的卻是部隊每一次緊急集合、訓練號角,以及那張青年女兵的倔強面孔。命運把人分散,又在意想不到的節點重新編隊。有人離開隊伍,卻在更廣闊的戰線上繼續沖鋒;有人褪下軍裝,卻保持軍人的血性。程曉燕如此,千千萬萬的退伍兵亦如此。
歷史并不刻意安排巧合,一切都是時間和意志的共同作品。那一夜,我忽而明白,當年在訓練場灑下的汗水,不只為一張獎狀,也不止為了部隊番號。它們像暗埋的種子,會在往后的歲月里發芽、開花,長成一座座新的戰壕。軍魂不會退伍,只會換一身衣裳繼續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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