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初的武昌魚梁洲仍留著戰火的焦味，江風里卻多了一層解放后的輕松。就在這里，中央中南局宣布：湖北省委自即日起正式運轉，書記李先念。當時他32歲，剛剛指揮完武漢會戰，衣袖上還殘留粉塵。有人笑問他累不累，他擺手道：“湖北的擔子，比山還重。”一句輕描淡寫，道盡隨后五年責任之巨。

省委班子總計9名常委。李先念之外，職務排序從第一副書記開始。排在首位的劉建勛，年屆37歲，太行山區出身的大管家。抗戰時他在八路軍三地委負責組織，人稱“算盤書記”——見到卡子、表格、章程就兩眼放光。湖北剛收復，他迅速建立縣級政權網絡，數百份任命電文一天之內發完，中南局評價：行政效率全區第一。1961年，他調往河南主政，日后成了正部級老省長。

第二號軍人色彩最濃。王宏坤，時年35歲，上將軍銜后來才授，可桐柏山里早已傳他“迅捷司令”的綽號。南陽、襄陽解放戰報里，王宏坤經常獨占大字標題。新中國成立后不久，華東海軍組建，他接受調令奔赴舟山，以海軍副司令員身份轉入藍色戰場，這段湖北履歷僅一年有余，卻為地方留下完整民兵骨干體系。

同樣來自大別山的程坦，比李先念年長10歲。黃麻起義槍聲響起時他就在隊伍里，后來寫下《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湖北省委一掛牌，程坦兼宣傳部長，顏色斑斕的標語在漢口碼頭一天就掛滿。他對干部說：“宣傳不是喊口號，要講道理?！边@句話后來被青年學生抄進筆記。1954年，程坦進京任監察部副部長，直到1980年病逝。

名單繼續向下。劉子厚的身影多半出現在會議室燈光下。此人善長調研，常戴一副黑框眼鏡，話不多，放下紙筆就直奔農村。糧食統購統銷試點，他三天跑完蔡甸、江夏、咸寧，帶回一摞厚厚田畝登記簿。1956年黨的八大，他當選中央委員，仍保持晚間看文件到子夜的習慣。

第五位王樹聲，生于1905年，比李先念整整大十歲。麻城起義、紅四方面軍、長征西路軍，每一次重大轉折都有他名字。進城以后他主動請求再回軍中。1954年授銜時，他列入十大將序列。湖北干部會議上，王樹聲語速極快：“軍隊要守紀，地方同樣要守紀”，一句話壓住了會場的雜音。

省城街頭偶爾能碰見第六位常委聶洪鈞，個子不高，步子卻大。他出身咸安貧苦農家，20歲時在贛北秘密印刷油印報，“小聶”由此得名。解放后，他擔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不久又去國務院糧食部任副部長。在湖北，他推行糧食定量制，讓戰后市場迅速穩定，老百姓口碑極好。

緊隨其后的是王任重。河北衡水人，湖北干部卻喊他“老王”。1953年省委換屆，他接棒書記，最棘手的洪澇和財政雙重壓力等著處理。他主張“讓工廠自己找路子”，放權給企業，效果立竿見影。晚年位列國務院副總理，仍常提漢口江灘的夜跑記憶。

排第八的郝中士，青年時代在北平參與“反帝大同盟”，脾氣又直又烈。解放戰爭中他南下粵東，帶隊掃清沿海數縣地下組織。進湖北后，主要抓農口。一次省農委夜談時，有干部抱怨排澇機械短缺，郝中士當場起身：“明天我去庫房拉設備。”與會者至今稱那是最痛快的決定。1985年病逝，遺體告別那天，花圈擠滿禮堂。

最后一位常委袁振，出身山東掖縣漁村，卻對鋼鐵工業情有獨鐘。南下干部支隊進入華中，他主動請纓到工礦。荊江分洪工程開工，他任副總指揮，踩著淤泥測流速，被技術員勸阻，他只留一句：“腳底下泥沙的數據比圖紙實在。”1954年后調往鞍鋼，又轉山西，直到晚年仍隨身帶一本機械結構手冊。

9名常委背景各異：有久經沙場的大將，有精于筆墨的政工，有善統籌的經濟專家。李先念在省委第一次擴大會上說：“我們像一支雜牌軍，卻要打出正規軍的成績?！闭Z言樸素，目標明確。事實也正如此，1950—1954年湖北完成征糧、剿匪、土改三大任務，干部隊伍從不足兩萬人增加到近十萬，基層政權覆蓋98%的鄉鎮，工業產值年均增長超過12%。這一串數字，背后正是這9人同心協力的結果。

值得一提的是，省委成立當天，武漢長江大橋仍然只是藍圖。五年后橋墩已拔地而起，鋼梁橫跨江面。許多老武昌人回憶，大橋夜間施工的探照燈在江面拖出銀線，與解放初期載歌載舞的“勝利之夜”相互輝映，成為城市最醒目的記憶點。

1954年秋，隨著中央分區體制調整，李先念奉調北京，湖北省委第一屆班子宣告完成使命。它的成員此后或轉戰海軍、或主政中州、或步入國家機關，卻都把那段五年的記憶視作政治生涯的基石。翻閱當年的會議記錄，一句批注常常出現：“盡快辦，莫拖。”樸素八字，恰是那一代人留給湖北最質樸的手寫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