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瘦老師，你晃什么呢，快坐下吃飯。”

這句話在我家高頻出現，可以算是一種家庭行為學現象。一道菜上桌，兩道菜上桌，“筒哥，盛飯！”，“心姐，筷子呢？”，孩子已經開始對某道菜發表評論，而我還在桌邊晃。

我并不是在巡視領地，一個可能原因是，大廚在收工之后，會有一段短暫的不應期，尤其是夏天。

另一個原因：

126年前，有個挪威小孩，開始養雞

這個小孩叫 Thorleif Schjelderup-Ebbe，托萊夫·謝爾德魯普-埃貝（1894-1976），一個宛如挪威峽灣般的名字。1894年，他出生在挪威克里斯蒂安尼亞，父母都是知名的雕塑家。克里斯蒂安尼亞在1925年改名叫奧斯陸，挪威首都。故事開始時，他只是一個城里有錢人家的溫室里長大的孩子。

畫家Eiebakke August創作的托萊夫肖像，1914（奧斯陸博物館館藏）

根據他兒子達格（ Dag Schjelderup-Ebbe） 后來的回憶，托萊夫小時候過的是一種相當封閉的生活，父母沒有讓他像大部分同齡人一樣去學校，而是雇了家庭教師，其中一位老師的外甥女后來成為了托萊夫的妻子。他的母親非常強勢，也非常愿意給這個聰明兒子安排一切。夏天奧斯陸熱，家里就安排他在鄉間避暑。大約六歲那年，鄉間度假屋的一群雞，打開了托萊夫的新世界。

他開始給雞起名字，辨認每一只雞。第二年再去，他還能認出舊雞，也注意到新雞。他說服祖母讓自己養雞。冬天，雞寄養在谷倉里，他還會去看它們。他擁有一個由十幾只雞組成的小王國。普通人養雞關心下蛋，托萊夫當然也關心雞蛋，但真正吸引他的不是雞蛋，而是秩序。

谷粒撒下去，雞群看似一片混亂，其實非常講究。某只雞可以啄另一只，被啄的那只并不反擊；被啄的雞轉頭又能去啄第三只。誰敢低頭吃，誰必須讓開，誰只是走近就會被趕走，里面有一套穩定關系。最有意思的是，這套關系并不總是我們想象中那種簡單線性排序。不是 A 壓 B，B 壓 C，于是 A 必然壓 C。托萊夫早就注意到，雞群里會出現三角形、四邊形，甚至循環關系：A 勝 B，B 勝 C，C 卻可能勝 A。某只雞生病了，位置會變化；兩只雞第一次相遇時發生了什么，也可能決定之后很長時間的關系。

一群雞的啄序 （奧地利動物輔助研究所 Akademie Tiergestützt- Ausbildungsinstitut）

十歲的托萊夫，把這些都記到了筆記里。

1922年，托萊夫·謝爾德魯普-埃貝創造了一個德語詞——Hackordnung，英文譯作pecking order，中文譯成“啄序”。這個概念后來進入動物行為學、社會心理學、社會生物學，最后又溜進普通人的日常語言，尤其是在英文世界。我們說單位有啄序，學術圈有啄序，飯局上有啄序，家族群里也有啄序。每個人都知道自己能啄誰、不能啄誰，以及誰還沒啄你你就已經自動退后了。在1921年之前，沒有任何科學家研究過社會性動物的權力結構。奇怪吧。

職場啄序圖

“啄序”的創造者埃貝，自己在挪威學界的啄序里，位置并不好。

他1917年在奧斯陸完成動物學學位，導師是克莉絲汀·邦內維（ Kristine Bonnevie 1872-1948）。邦內維是挪威科學史上的大人物，她是挪威第一位女博士、第一位女性教授，做細胞學、遺傳學、發育生物學，是那個時代少見地真正進入制度核心的女科學家。她后來創辦了遺傳研究機構，也參與公共事務和女性教育。今天回頭看，她當然是先鋒。但在埃貝的故事里，她還有另一個角色：一只學術雞群里非常上位的母雞。克莉絲汀·邦內維當然是一只戰斗力很強的母雞，在那個女孩子上學都會遭受非議的年代，能成為學術界里的各種“第一個女性”，那可是牝雞司晨啊。

克莉絲汀·邦內維在1919年一次野外科考中（奧斯陸大學與科學史博物館館藏 ）

邦內維不是沒有眼光。她看得出埃貝聰明，記憶力驚人，拉丁學名、化學公式、植物動物名稱都能牢牢記住。但她的興趣不在雞，她喜歡的是更傳統、更“正經”的東西。達格回憶說，邦內維會帶埃貝坐小船去采集海洋生物標本，埃貝暈船暈得很慘。來自北海的海洋生物調查，讓邦內維拿到了博士學位，而她對雞群社會心理學興趣寥寥。

一個人帶著一籃子活雞來到學術飯桌前，說我發現了社會結構。桌上坐著的人說，挺好，但我們今天主要吃海鮮。

邦內維和她的同事們在德羅巴克工作站，1920年（ 奧斯陸大學與科學史博物館館藏 ）

事情后來變得更糟。奧斯陸大學的學生刊物《Minerva》上出現了一篇嘲笑邦內維的匿名文章，作者可能是后來成為挪威重要小說家的西居爾·胡爾（ Sigurd Hoel 1890-1960），當時他在跟邦內維讀動物學。但有人告訴邦內維，說文章是埃貝寫的。她信了。達格說父親是無辜的，可邦內維從此開始討厭他。

西居爾在1941年（奧斯陸博物館館藏）

這里面當然可能有兒子替父親講述時的偏心，但故事結構太典型了。一個年輕人，一個上位導師，一篇匿名諷刺文章，一個小圈子里的流言。真相反而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上位者相信了什么。雞群里的啄擊很多時候只是發生了，并不需要什么理由。

埃貝畢業后想當邦內維的助手。她拒絕了。理由也很有啄序味道：“你的研究方向在我這里沒有前途。而且你家有錢，不需要這個職位養活自己，我們還有很多寒門學子呢。”邦內維也未必是那么針對埃貝，她后來花了很多精力投身社會運動，甚至在納粹占領挪威之后協助猶太人出走。

埃貝也出走了。

他去了德國，在格賴夫斯瓦爾德大學（Universit?t Greifswald）拿了博士。格賴夫斯瓦爾德大學是全歐洲最古老的大學之一，也出過幾個諾貝爾獎得主，但是在德國，那只是一個排名幾十位的北方小鎮大學，達格半開玩笑地說，那地方像是火車售票員會喊“格賴夫斯瓦爾德到了，下車拿博士”的地方。

在德國，他寫出了關于家雞日常生活的論文，又到萊比錫跟隨心理學家戴維·卡茨（ David Katz 1884-1953） 學習，發表關于雞的語言、鳥類社會行為等論文。1922年，他發表《家雞社會心理學研究》（ Beitr?ge zur Sozialpsychologie des haushuhns ），這是啄序概念真正進入學術文獻的關鍵文本。

但學術地位從來不只由“你做出了什么”決定，還由“誰承認你做出了什么”決定。

學術共同體，是個雞窩

后來埃貝又回到挪威，他還想拿一個挪威博士。由于動物學那條路基本被堵，他轉向植物學。植物學教授給了他一批百年老種子，讓他研究種子的萌發能力。他做了兩年，寫出一本四百頁的大書，1936年由挪威科學院出版。他以為這次總可以了。論文已經被認可，工作也夠“科學”，而他已經42歲了。

博士答辯委員會拒了埃貝。很奇怪，埃貝并沒有拿自己關于種子萌發力的研究去答辯，而是找了一個關于被子植物花香強度的研究。這個研究再次沒有獲得當時挪威學術大佬們的青睞，他們的意見——這個研究不“科學”。

這種事情在挪威博士制度中幾乎前所未聞，在全球學術范圍里也都算是罕見的。論文通過了，最后卻被擋下。埃貝后來把那篇關于花香強度的文章譯成英文，寄給美國學者，也得到正面反饋。但太晚了。大學說，事情過去太久，不能重來。

埃貝后來確實自稱“教授”，他去法國一個高中教了一年書，法語里，高中老師就是professeur，縮寫成Prof，有什么錯？

一個發現雞群啄序的人，被啄得頭破血流。

他研究方向不斷漂移。雞、鳥、烏鴉、昆蟲、植物、陳種子、花香強度，甚至數學、力學、詩歌、兒童故事、小說。他不是單純興趣廣泛。興趣廣泛是簡歷上的說法，生活里常常叫找不到座位。一個人如果在主桌上始終坐不穩，就會不斷去旁邊的桌子試試。植物學也許可以給他一個位置，昆蟲也許可以，數學也許可以，文學也許可以。每換一次方向，都像一只雞繞著食盆亂轉。

達格說他父親寫了大量作品，大概有一百種。他寫詩，而且以為自己寫得不錯，而兒子的評價比較無情：其實并不好。他也寫兒童詩、兒童故事、小說。埃貝不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科學匠人，他更像一個過剩的人：記憶過剩，興趣過剩，自我意識過剩，表達欲過剩。但過剩不等于成功。過剩有時只是讓一個人在各種邊界上都顯得不合時宜。

他還有一種近乎可憐的自我確認需求。達格說父親保存剪報，做了十本巨大的剪貼簿，把所有提到自己的東西都貼進去。他還曾告訴家人自己成了倫敦皇家學會會員，后來查明其實是倫敦皇家藝術學會會員，那個會員花錢就可以買一個。

雞在受驚、求偶或者裝腔作勢的時候會把羽毛炸起來。

人也會。只不過人類的羽毛是頭銜、剪報和“某某學會會員”。

1955年前后，埃貝收到過康拉德·洛倫茲（Konrad Lorenz 1903-1989）的一封信。達格說他見過那封信，但后來找不到了。信中，洛倫茲承認埃貝的工作對自己影響很大。

洛倫茲與小雁共游 《生活》雜志攝影師Nina Leen拍攝

康拉德·洛倫茲是誰？今天，我們尊稱他是動物行為學的祖師爺，他描述的鳥類的印跡行為，成為了動物行為學的羅賽塔石碑。1973年，洛倫茲、廷伯根和馮·弗里希分享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達格對父親說，你本來也應該得到這個。他有點替父親不平。

他需要洛倫茲這只后來坐上主桌的大公雁，回頭說一句：是的，他重要。

如果沒有一個英國人的好奇心，這些故事本來會消逝在時間里。1980年，英國進化心理學家約翰·普萊斯（ John Scott Price 1930-2017）意識到一件事：沒人知道托萊夫·謝爾德魯普-埃貝是不是還活著。

約翰·普萊斯在2003年一場學術活動中

這個學術流星，除了“啄序”這個概念，似乎什么都沒留下來。于是普萊斯找來一本奧斯陸的電話黃頁。在電話黃頁里，全奧斯陸只有一個謝爾德魯普-埃貝。接電話的人，是60歲的達格·謝爾德魯普-埃貝。“我父親四年前已經去世了。”之后的幾年，達格受普萊斯的邀請，去過幾次英國，于是就有了1995年3月《人類倫理學公報》（Human Ethology Bulletin）上的文章《紀念托萊夫·謝爾德魯普-埃貝》，我們對于這位“啄序”概念發明人的大部分現存信息，都來自這篇文章。

番外：兒子

埃貝的故事最好不要結束在雞身上。

說說他的兒子。

達格·謝爾德魯普-埃貝，音樂學家，挪威音樂史的權威，主要研究對象是挪威最著名的音樂家格里格和斯文德森。達格和他父親不一樣，他獲得奧斯陸大學音樂教授的教職似乎并沒有經過什么波折。除此之外，他會下國際象棋，會打橋牌，還代表挪威參加過國際比賽。達格熱衷于旅行，經常在郵輪上把素昧平生的同船渡們組織起來打橋牌。

這么聽起來，達格和他父親是很不一樣的人。

在普萊斯根據對達格的采訪撰寫的那篇文章里，達格提到了一些他父親作為學術人物之外的部分。

“我父親的成長環境非常優越。他有家庭教師，其中一位碰巧是我母親的舅舅。這位舅姥爺是一名教師，他曾向人提起自己有個極為聰穎的學生，我母親小時候就聽說過舅舅所教的這個才華橫溢、家境殷實的孩子，萬萬想不到，她后來竟嫁給了他。當然，我母親的出身與此完全不同——她來自一個非常貧寒的家庭。

托萊夫·謝爾德魯普-埃貝與夫人托爾比約格的合影，1919年11月（瑞典隆德大學圖書館館藏）

父親進入青春期之后，開始感受到母親的控制，漸漸開始反抗。他對女孩產生了興趣，大約在1914或1915年，與一個半英國血統的女孩差不多定了婚。后來這個女孩去了倫敦，戰爭爆發，她回不了挪威——其實她才是父親真正應該娶的人。遺憾的是，父親后來有時會去倫敦看她。他對我母親并不忠誠，有過幾段外遇，使母親非常痛苦。他極度自我，只在乎自己。我在十幾歲時發現這些事，變得非常反感他，立志要成為一個與他截然不同的人。”

達格是一個什么樣的人？我們已經沒有機會像他回憶父親一樣從他的孩子的回憶中知曉。達格終身未婚，也沒有子嗣。但是我覺得，他確實成了一個和父親截然不同的人，一個鏡像。

達格·謝爾德魯普-埃貝（1926-2013），關于他的事，我是聽他在奧斯陸大學的同事約恩-羅阿爾·比約克沃德（Jon-Roar Bj?rkvold 1943-）說的。比約克沃德，是達格教職的繼任者。

2013年10月17日，比約克沃德在挪威科學與文學院發表了達格的正式悼詞。

音樂學者、格里格專家達格·謝爾德魯普-埃貝于2013年2月1日去世，享年八十六歲有余。謝爾德魯普-埃貝是一個極度孤獨的人。他的骨灰隨風而散，沒有儀式，沒有墓碑，只有捧骨灰壇的人在場。他希望如此。

然而有一件事，他同意了——在挪威科學與文學院發表悼詞。他于1990年當選為該院院士。我來此，是為了完成他的心愿。他希望如此。

達格·謝爾德魯普-埃貝1926年12月10日生于奧斯陸。

家族傳承將伴隨他一生。這是他所希望的嗎？

他的父親托萊夫·謝爾德魯普-埃貝，是兩位杰出瑞典雕塑家之子。藝術血脈在達格身上流淌：他創作了多部作品，由久負盛名的C. F.彼得斯出版社出版——那正是愛德華·格里格昔日的出版商。這令身為格里格研究者的達格深感欣慰。

但父親留給他最重要的遺產，是科學精神。其父因1921年提出”啄序"理論而享譽國際，迄今仍是挪威跨學科被引用最多的學者之一。

父親年幼時開始研究母雞的等級秩序與社會生活；達格則在少年時將哥本哈根所有電車路線繪制成圖，能按正確順序背出每一個站名。后來，音樂學成了他的天地——這門學科既考驗藝術氣質的敏感，也考驗科學頭腦的嚴謹。藝術與科學。

母親的遺產對達格同樣至關重要。托爾比約格·布雷克（Torbj?rg Brekke 1897～1979）是挪威象棋冠軍。達格繼承了母親的棋藝天賦，是一位頗具實力的棋手。他最喜歡與電腦對弈——那個象棋程序是他忠實的伴侶。

對達格而言，音樂創作與象棋是近親：”邏輯、動力、創造力與美感，在后翼棄兵開局和巴赫賦格中同樣存在。"他作曲時尋找它，分析時尋找它，講課時展示它。他的和聲分析在許多人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記。

達格作為獨子與母親相依為命——父親在他兩歲時便離家而去。母子二人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1979年母親去世后，五十三歲的達格·謝爾德魯普-埃貝徹底斬斷了舊日的束縛。

他想逃離他所說的”學生的折磨"——學生們對他并不友善。他毫無預兆地申請辭去教授職位，連他一生最堅定的支持者芬恩·貝內斯塔（Finn Benestad 1929.10.30～2012.04.30）教授事先也不知情。

從此，達格·謝爾德魯普-埃貝成了一只候鳥：

明媚溫暖的季節，他住在挪威；

黑暗寒冷的季節，他住在溫暖的土地上，常是墨西哥或新西蘭。途中，他必定要在拉斯維加斯逗留一個月左右——他骨子里的賭徒，要盡享人間的歡愉。

而與此同時，他從未停止研究格里格的音樂。他希望如此。

達格·謝爾德魯普-埃貝十七歲時在奧斯陸參加高中畢業考試，自然是優等通過。但那段學校生活恐怕并不快樂。多年后他說："不要讓有天賦的孩子過早入學，他們可能會與旁人完全脫節。我就是這樣。"

社交上的重壓或許正是他成年后渴望離開挪威的原因。二十一歲時，他前往俄亥俄州，于1946至1947年就讀于歐柏林學院，此后轉入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他帶著對格里格的熱情，于1950年完成碩士學位論文：《格里格和聲研究——兼論其對音樂印象主義的貢獻》。

帶著這一學位，他返回挪威，受到奧拉夫·古爾文（Olav Gurvin 1893.12.24～1974.10.31）教授的熱忱接待，被任命為奧斯陸大學音樂學助教，繼續鉆研格里格的音樂。

十四年后，達格·謝爾德魯普-埃貝通過博士論文答辯，論文在奧斯陸和倫敦同時出版：《愛德華·格里格1858—1867——兼論其和聲風格的演變》（1964）。同年，他被任命為奧斯陸大學音樂學副教授。

古爾文教授采取了一項行動。那是1962年：一個學術委員會成立，負責出版格里格全集。古爾文已年屆六十九，學界開始尋找接班人。謝爾德魯普-埃貝參與其中，但古爾文看出他并非行政管理的強人——他感興趣的，是學術本身和音樂分析。

1965年，芬恩·貝內斯塔被任命為奧斯陸大學音樂學教授。他帶來了推動音樂學研究所發展所需的行政能量。貝內斯塔對格里格頗為熟悉，演奏過格里格所有小提琴奏鳴曲并深愛之，但他并無格里格研究者的學術背景。格里格研究的專業積淀，在謝爾德魯普-埃貝身上。

格里格全集的編纂工作在此后三十年間成為挪威音樂研究的主旋律——一個持續的固定音型。全集于1995年以第二十卷收尾，眾人參與其中。芬恩·貝內斯塔是學術上的驅動力；謝爾德魯普-埃貝負責前四卷的編輯工作——其中包含全部《抒情小品》——并與貝內斯塔共同擔任第十二卷管弦樂組曲的聯合編輯。彼時，達格·謝爾德魯普-埃貝早已于1973年晉升為正教授。

與芬恩·貝內斯塔的合作，已成為達格·謝爾德魯普-埃貝學術生命的脊梁。就這樣成了。

人們或許以為兩人之間的鴻溝無法逾越：貝內斯塔目標明確、冷靜自持；謝爾德魯普-埃貝沖動熱烈、富于藝術氣質。然而——也許正因如此——兩位教授于1980年合作出版了《愛德華·格里格——人與藝術家》。這部挪威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格里格生平與音樂研究巨著，先后被譯成俄文（1986）、英文（1988）和德文（1993）。

1990年，兩人再接再厲，出版了格里格同時代偉大挪威作曲家的首部全面傳記：《約翰·斯文森——人與藝術家》。

三年后，兩人以格里格室內樂研究《愛德華·格里格——室內樂：民族性、普世性與個體性》，為這段長達二十余年的合著歷程畫上了句號。他們性格迥異，卻共同成就了彼此。

此后，當芬恩·貝內斯塔著手一項新的大型編輯項目——《愛德華·格里格書信選》——時，達格·謝爾德魯普-埃貝說了”不"。對他而言，格里格的音樂才是、也永遠是第一要務。

達格·謝爾德魯普-埃貝與芬恩·貝內斯塔共同贏得了巨大的學術聲譽，在國內外屢獲殊榮。1999年，他被授予圣奧拉夫勛章一級騎士稱號。

直至暮年，兩人仍不斷受邀在國際上講授格里格的音樂，尤以美國、德國和丹麥為甚。

本應是芬恩·貝內斯塔教授在學院為達格·謝爾德魯普-埃貝致悼詞。然而貝內斯塔于2012年4月去世，比他摯愛的同事、合作者和朋友早走了十個月。于是這個任務落到了我身上——作為達格的職位繼任者。他信任我。他希望如此。

有一次我去養老院探望達格·謝爾德魯普-埃貝，幾乎只是為了維持談話，我問道："達格，你最喜歡的作曲家是誰？"我確信他會回答"格里格"，并已準備好追問："格里格哪部作品在你心中最高？"

但達格·謝爾德魯普-埃貝沒有說”格里格”。他說："西貝柳斯（Jean Sibelius 1865-1957 芬蘭國寶級作曲家）！”

——“西貝柳斯？但達格，據我所知，你從未與我們系里的任何人——無論同事還是學生——談過西貝柳斯。為什么是西貝柳斯？"

——他在我的心房的最深處，達格·謝爾德魯普-埃貝答道。

——“你心房的最深處有什么？"

——所有那些美麗的歌，達格說。和比約林一起。他補充道，尤西·比約林（Jussi Bj?rling 1911～1960，瑞典20世紀最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演唱的《黑玫瑰》（Svarte rosor 西貝柳斯作曲）。

我感到一種音樂上的義務，要以尤西·比約林演唱的《黑玫瑰》與學院各位院士共享，作為這篇悼詞的結尾。也許這首歌的悲傷，自他孤獨的少年時代起，便深藏于他心中。歌詞以這樣的句子作結：

……在心之樹的根部，有什么東西在顫動、在跳動；

因為，悲傷有著黑如夜的玫瑰。

（詞：恩斯特·約瑟夫松Ernst Josephson）

愿達格·謝爾德魯普-埃貝教授的記憶，安息于寧靜之中。

爸，這燒雞的肉有點柴，你吃吧。

女兒把啃掉了雞皮的燒雞前肢夾到我面前。

沒有一只雞可以活著離開廣東。

落筆于2026年6月21日父親節，完成于2026年6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