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土報》：土耳其在下一屆北約峰會之間，在聯盟條件與同地區國家構建新安全體系的期待之間特朗普善于編造。更重要的問題是：他是否知道自己在編造、撒謊并構建一個替代現實，還是說他真的相信自己制造出的現實。

最近一個例子，是他隨口聲稱土耳其即將加入戰爭，“很可能站在伊朗一邊，因為它不太喜歡以色列”。按他的說法，所幸他要求埃爾多安不要推進此事，而對方也照辦了。

而安卡拉方面，正如外界預料，否認了這一說法。土耳其政府一名消息人士向《國土報》確認，土耳其從未打算介入與伊朗的戰爭，無論是站在美國一邊，還是站在伊朗一邊。該消息人士解釋說，土耳其的立場從一開始就很明確：反對戰爭，即便在伊朗導彈飛越其領空之后也是如此。

今年3月，導彈曾4次射向土耳其，均被北約部隊和“愛國者”導彈系統攔截。即便如此，安卡拉也從未考慮啟動北約的集體防御條款。但現實是一回事，特朗普的現實又是另一回事；在他的敘事里，他找到了“那個強人”，要求他不要介入，而這位土耳其領導人出于義氣答應了。

還應提到特朗普沒有說出口的部分。與他宣稱“比比會照我說的做”時那種尖刻語氣不同，他談到埃爾多安時明顯謹慎得多，這并非偶然。正如美國駐土耳其大使、美國敘利亞和伊拉克問題特使湯姆·巴拉克所形容的那樣，兩人之間存在一種“兄弟般的關系”，而這種關系建立在特朗普對埃爾多安的深度欣賞之上。

從第一任期開始，特朗普就對埃爾多安頗有好感。他還特意強調，自己將出席定于7月7日舉行的北約峰會，“因為埃爾多安給我打電話，告訴我必須參加”。他還暗示自己將做一件“會讓埃爾多安非常高興”的事。看起來，這可能是朝批準F-35戰機和先進噴氣發動機交易邁出的又一步。

特朗普或許編造了“土耳其將介入戰爭”的故事，但他并沒有憑空捏造土耳其正在為自己爭取的新地位——由自己制定政策，而不是被迫追隨別人的政策。

對埃爾多安而言，即將舉行的北約峰會早已不只是一次會議，而是一個歷史性機會。土耳其上一次主辦北約峰會是在2004年，也就是他上臺一年后。那時的土耳其與今天截然不同：這個國家剛剛開始走出一場嚴重經濟危機，而這場危機正是推動他上臺的重要因素之一。

此后，“蒼鷺”無人機交易成了土耳其國家意識中的一個鮮明教訓。安卡拉訂購了10架無人機，但交付一再延遲。設備到貨后，土方又抱怨其不符合技術規格。土耳其聲稱，以色列故意削弱了無人機的拍攝和情報搜集能力。

這一問題直到多年后，在相互指責、危機和政治施壓之后才得以解決。但對埃爾多安來說，這件事早已達到了它的政治目的：它強化了他此前就已作出的決定，即推動土耳其實現自給自足。

自那以后，土耳其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埃爾多安取消了價值數十億美元的對外采購合同，轉而投資本土制造基礎設施，建立起一套軍工體系，使土耳其成為地區無人機強國和全球軍工產業的重要參與者。

如今，土耳其擁有北約第二大軍隊，其軍工產業年產值約為200億美元，并計劃在今年投入超過270億美元擴大產能。土耳其正試圖將自己塑造成的不僅是武器擁有者或高效使用者，更是軍事裝備和軍事經驗的供應方。

因此，安卡拉正將下一屆峰會籌劃成一場大規模展示。根據土耳其總統府新聞中心發布的數據，峰會將有北約32個成員國的國家元首出席，約100名部長參加。預計還將有多國部長、數百名學者和商界人士，以及3000多名外國記者到場。

土方將為媒體準備約1600個工作站和26個直播點，約850名土耳其工作人員負責服務和后勤支持。伊斯坦布爾還將舉行數十場活動、研討會和觀光行程。

土耳其為此次活動投入約2.5億美元。這筆資金包括新建一座附加機場、修繕街道和人行道，以及建設一套前所未有的安保體系。數以萬計的警察和安保人員已部署在關鍵地點。

和土耳其此類大型活動一貫的做法一樣，抗議空間也被封閉。各種形式的示威都被禁止，200多人因“意圖擾亂公共秩序”被逮捕。這個寬泛的罪名不僅能將真正擾亂秩序的人清除出街頭，也能用來對付批評政府者和政治對手。

埃爾多安不僅希望來賓參加峰會，也希望他們接受某種特定敘事。每位與會者都會收到3本為會議專門制作的精裝書，內容涉及土耳其的軍事實力、制造能力、反恐努力以及其地區和國際地位。

信息已經很明確：土耳其不再只是“東西方之間的橋梁”——這句多年來伴隨它的陳舊外交套話。它希望被視為不可或缺的伙伴，而不只是一個過境站；不是服務于他人利益的中介，而是一個自行塑造地區利益的行為體。

與伊朗的戰爭，為推銷這一轉變提供了絕佳機會。邀請卡塔爾、巴林、阿聯酋和科威特出席峰會，并不只是為了改善峰會形象。這些國家都是“伊斯坦布爾合作倡議”的成員。該倡議啟動于2004年的那次峰會，也是土耳其一項清晰努力的一部分：將安卡拉置于北約與海灣之間、美國與未來可能在戰后成形的地區架構之間的關鍵位置。

這也是土耳其外長哈坎·費丹開始塑造的新信條。其核心教訓很明確：本地區國家不能繼續僅僅依賴外部聯盟或美國庇護來建立自身安全。費丹今年1月接受半島電視臺采訪時說，土耳其正努力建立一個地區防務聯盟，“以信任與合作為基礎，而不是建立在外部聯盟或庇護之上”。

他還說：“我們希望建立一個地區團結平臺。”這一表述，遠比“土耳其是一個調停國家”的傳統形象更具雄心。費丹提出的是一種新的安全體系，而土耳其希望成為這一體系的塑造者之一。不過，這一構想距離成為受歡迎的方案仍然很遠。首先，費丹所說的地區團結從一開始就有明確的政治邊界。以色列并不是其中的伙伴，除非它接受“兩國方案”。

海灣國家仍然極為謹慎。這些國家沒有一個與伊朗斷絕關系，許多國家反而正與伊朗就戰后安全安排和經濟合作進行對話。即便土耳其近年來與沙特、阿聯酋和卡塔爾建立了更緊密關系，包括武器交易以及對土耳其經濟的大規模投資，也并未完全消除一些海灣政權對安卡拉、尤其是對埃爾多安本人的歷史疑慮。

此外，海灣國家彼此之間也存在分歧。利雅得和阿布扎比在也門和蘇丹問題上存在競爭，與卡塔爾之間的競爭仍在持續，科威特則堅持嚴格中立。更重要的是，美伊談判前景仍充滿不確定性。所有這些因素，都使海灣國家選擇繼續觀望。它們愿意聽土耳其的說法，甚至可能繼續購買土耳其武器，但至少目前，還不準備把地區安全的主導權交給安卡拉。

土耳其自身也面臨結構性問題。作為北約成員國，它既受益于聯盟的集體防御條款，也必須遵守聯盟規則。如果建立一個地區安全聯盟，并由土耳其擔任海灣國家的防務支柱，而不僅僅是武器供應方，那么它可能承擔起與北約成員身份直接沖突的義務。

這正是土耳其的悖論所在：安卡拉并不想放棄北約，反而希望從中獲取經濟和政治收益；但它又希望成為本地區國家安全依賴的中心。要把“北約核心成員”的身份與“中東新安全體系協調者”的角色結合起來，并不容易。

如果說特朗普真的送給埃爾多安一份禮物，那么這份禮物并不是他聲稱土耳其會站在伊朗一邊對以色列作戰，也不是他決定出席北約峰會，而是他借機再次提醒世界：他與埃爾多安之間存在聯盟關系，并強調重新成為局勢中心的是土耳其，而不是以色列；也可能是在為土耳其的這一愿景背書。問題在于，峰會與會者會不會接受這一愿景，還是只把它當作一場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