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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發現死在值班室的椅子上,腳邊是兩支注射器和半瓶威士忌。死前,他剛上完連續第9個、長達13小時的夜班。
一個臨床判斷“完美無瑕”的醫生,為何會以這樣的方式離世?英國的這場聆訊,把“醫生究竟該工作多久”這個老問題,再次推到了臺前。
撰文 | 燕小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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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交班的時間到了,接班的醫生卻怎么也找不到他。
值班室的門反鎖著,敲門無人應答。門被撞開,同事們看見50歲的納伊姆·阿邁德(Naeem Ahmed)癱倒在椅子上,已經沒有了呼吸。腳邊,是兩支注射器和半瓶威士忌。
2025年6月21日清晨,英國多塞特郡普爾醫院。死者是這家醫院的麻醉與疼痛醫學顧問醫生,剛剛結束自己連續第9個、長達13小時的夜班。
一年后,英國伯恩茅斯的死因裁判法庭就這起院內死亡舉行聆訊,《英國醫學雜志》(The BMJ)及多家英國媒體跟進報道。
一個看上去一切正常的醫生,為什么會死在值班室的椅子上?裁判官給出的追問,最終指向了一個更普遍的問題——醫生的工作時長。
突如其來的死亡
調查報告顯示,在那兩支注射器中,檢出了強效阿片類藥物芬太尼。它常用于重度疼痛管理和麻醉,鎮痛效力約為嗎啡的100倍,因毒性與成癮性極高被列為管制藥品,大劑量使用可致命。
不過,毒理學檢測發現,納伊姆血液中的芬太尼含量較低;血液酒精濃度為44mg/100ml,大約是當地酒駕標準的一半。基于此,聆訊認為,藥物與酒精的疊加作用,可能加劇了毒性,最終造成他的死亡。
同事和妻子,都不認同這個推斷。
前一晚與他搭班的同事回憶,無論工作狀態還是言談舉止,納伊姆都沒有流露出任何異常。妻子勞拉·阿邁德(Laura Ahmed)是一名兒科專科醫生。她說,兩人結婚23年,育有3個孩子。
在她印象里,丈夫善良,有耐心,工作細致,身體一向健康,從醫之路漫長而踏實。她也提到,丈夫自2018年起因腰痛服用阿片類止痛藥曲馬多,即便后來腰痛“已大為好轉”,她相信他仍在繼續服用。
納伊姆原籍巴基斯坦,1997年畢業于奎德·阿扎姆醫學院,后在英國牛津完成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又憑獎學金赴倫敦完成疼痛醫學專科進修。
2008年5月,他被聘為普爾醫院麻醉與疼痛醫學顧問醫生,出任醫院急性疼痛團隊的臨床負責人,擅長脊柱痛、癌痛的診療。
工作之外,他熱愛生活。2024年7月,他帶著3個孩子中的一個,登上了非洲最高峰、坦桑尼亞的乞力馬扎羅山;他原計劃在2025年10月,再去征服歐洲之巔、俄羅斯的厄爾布魯士山。
“他熱愛生活,工作之余也會喝兩杯,那是他的精神支柱,能安撫情緒、緩解焦慮。但他只在節假日、第二天不上班時,才喝上幾杯。”同為醫生的勞拉說。
她還提到,丈夫一直在社交媒體上反復觀看關于飲酒、戒酒的視頻。“他害怕失敗,擔心自己的狀態會讓病人流失。一旦出現這種情況,他會耿耿于懷、徹夜難眠。”
“在納伊姆成長的環境里,談論心理健康是一件被高度污名化的事。而作為一名麻醉與疼痛科醫生,他所接受的訓練同樣是:別提什么心理健康,把心封起來,繼續往前走,不要直面痛苦。”勞拉說。
“他太拼了”
勞拉引述調查報告堅稱,丈夫在生命最后時刻的病歷“沒有瑕疵”,并不像是酗酒、濫用藥物的人。真正的問題,出在他過度勞累的工作方式上。
她說自己“一直對一些醫生所承擔的工作量感到不安”。
普爾醫院是一家由英國國民醫療服務體系(NHS)運營的公立醫院,也是多塞特郡的創傷救治中心。按英國相關規定,醫院允許醫生彈性排班。
納伊姆正是利用這一點,把合同工時集中在一段時間內完成,以便騰出一段長假,回巴基斯坦照顧年邁的父母。
悲劇發生時,他正連上一串11個夜班,死亡時剛結束第9個,每個夜班長達13小時。而按照英國衛生主管部門的安全工作指引,醫生原則上最多只能連上4個夜班。
“我們為此溝通過很多次。”普爾醫院麻醉科主任蓋伊·泰特利(Guy Titley)告訴媒體,他曾建議納伊姆調整方式、不要在短時間內集中值班。“但他拒絕了,堅持說他想這么干。”
泰特利復盤了納伊姆去世前6個月的部分診療記錄。“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的臨床工作存在缺陷。即便在生命的最后一晚,他的臨床決策也完美無瑕。”他對調查人員說,納伊姆的從業記錄可以用“零失誤”來形容。
納伊姆離世前夜,醫生漢娜·麥克菲(Hannah McPhee)曾在凌晨接到急電,趕到醫院協助他。“他的工作能力無可挑剔。”漢娜回憶,在等待重癥監護室接收病人的間隙,兩人順口聊起排班。
納伊姆說自己撐得住,也沒得選,還說比起三班倒,他更愿意連著上夜班。“這聽上去很務實。”漢娜說,她當時確信,納伊姆希望第二天接著上夜班,也完全能勝任。
但在妻子面前,他卸下了這份“務實”。“私底下,他說過自己吃不消。”勞拉回憶,2025年四到六月,丈夫身心俱疲,壓力極大。她記得一個細節:有一天,納伊姆拿到一份預約手術名單,沮喪地說:“為什么我永遠沒法說不?我到底在干什么?"
隨著調查推進,另一個細節浮出水面:納伊姆長期在私立醫療機構出診。就在去世當天,他也是先在私立機構工作,再回普爾醫院上夜班。而按英國公立醫院的管理要求,醫生在本單位報備后即可去私立機構兼職,卻無需申報兼職的工作時長。
也就是說,沒有人確切知道,離世之前,他到底連軸轉了多久。
麻醉醫生是高危人群
圍繞納伊姆之死的調查仍在繼續。能夠確認的一點是,沒有任何證據表明,他從普爾醫院獲取過管制藥品。
普爾醫院所屬的多塞特大學醫院首席醫療官彼得·威爾遜(Peter Wilson)在致哀時表示,納伊姆的離世“讓整個院區為之震動”,同事們都稱他是一位“受人尊敬、廣受愛戴的同行”。
他說,盡管事后核查未發現藥品短缺,醫院仍收緊了管制藥品的登記流程,并對醫生的工作時長加強了審查。
他的妻子和朋友——絕大多數也是醫生——都認為,以已檢出的藥物與酒精殘留濃度,若不是疊加了過度勞累,這些劑量原本不至于致命。
死因裁判官還將依例,向英國衛生大臣和英格蘭國民醫療服務體系(NHS England)發出“預防未來死亡”(PFD)報告,就醫生總工作時長等全國性問題表達關切。
在BMJ看來,納伊姆之死之所以引發如此廣泛的關注,一個重要原因,是他的麻醉科醫生身份。
長期以來,麻醉學(Anesthesiology)與放射學(Radiology)、眼科(Ophthalmology)、皮膚科(Dermatology)一道,被合稱為“ROAD”科室,被視為收入與生活質量兼得的四大專科。
但近年的多項研究卻給出了另一面的圖景。英國麻醉醫師協會曾發布調查,認為麻醉科醫生因工作緊張、作息紊亂,又更容易接觸到強效鎮靜與麻醉藥物,其死于自殺的可能性約為其他醫生的兩倍,屬于自殺風險最高的群體之一。
美國也有數據顯示,麻醉醫生是藥物濫用的高危人群,物質使用障礙在麻醉住院醫師中的發生率約為1.6%。
更大的背景,是整個行業的過勞與倦怠。英國醫學總會(GMC)2025年的全國調查顯示,61% 的受訓醫生和47% 的帶教醫生,正處于中度或高度職業倦怠,工作量超負荷、人手嚴重短缺、患者安全隱患是首要原因。
另一項覆蓋800余名英國醫生的調查則發現,63% 的人經常超負荷工作。公益組織Doctors in Distress給出過一個冰冷的數字:在英國,平均每三周,就有一名醫生結束自己的生命。
“許多醫生常年超時工作,主動加班,為滿足行業日益增長的需求而犧牲個人生活。這份敬業精神固然可敬,卻絕不應以透支身心健康為代價。”納伊姆的醫學院校友會在訃告中寫道,隨著職業生涯推進、責任日益沉重,醫生更應學會正視自身的極限。
訃告說,工作與生活的平衡并非奢侈,而是必需;無論工作多么重要,都不值得拿健康乃至生命去冒險。“關愛自己絕非軟弱,而是一種職業責任——唯有先照顧好自己,我們才能持續、安全、有效地守護他人。”
“愿我們以反思自身健康、彼此扶持、倡導一種無負罪感的醫生自護文化,來緬懷納伊姆·阿邁德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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